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死，李诵即位，王叔文集团执政，开始实施改革计划。柳宗元作为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参与谋议，主管朝廷重要公文的写作，后来逐渐成为改革派的领导人物。改革派的主要措施，就是裁抑宦官，扶持正直有才干的大臣，贬斥奸佞小人，打击不听中央调遣的地方藩镇，减免赋税，发展经济。这些措施都是积极的，并且在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之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顺宗李诵多病，不太参与政事，改革派内部矛盾也比较复杂，策略上出现了不少失误，太子李纯支持下的保守派势力大张，仅半年时间就将改革派轰下了台。保守派阵营中的某些节度使联合起来，逼着顺宗退位，李诵无奈之下禅位李纯，就是后来的宪宗，改革在半年之后即告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赴任途中，当权人物认为贬得太轻，又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的还有刘禹锡等七人，史称“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名称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乃是编制之外的闲人，待遇可想而知。到达永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艰难，不几天，老母就因为水土不服而去世。宗元早年丧妻，没有续娶，孤身一人寄居在永州龙兴寺的一间厢房里。柳宗元被政敌禁止赦免，旧友故交都不敢与他书信往来。他此时的心境可以说是凄凉到了极点，但他并没有消沉。虽然他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却仍然力所能及地为当地百姓做事，发展当地的文化事业，坚持用古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抒发自己的苦闷心情。
柳宗元是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维护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但他同韩愈还有所不同。韩愈排斥佛教，极力维护儒学的独尊地位，柳宗元却是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他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口号，但是在倡导儒家道统方面不像韩愈那样起劲儿、那样卖力，他也没有写过多少在韩愈文集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卫道性质的文章。他的散文比韩愈更在乎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特别是苦闷的感情。在永州以及后来的贬所柳州，柳宗元在杂文、寓言和游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为唐代古文艺术的丰富和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因此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第二号核心人物（图2-9）。
他继承、发扬了先秦诸子的寓言传统，发展了寓言文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穿插在说理过程中，只是辩论的一种工具。柳宗元则把寓言作为独立的文章来写，寓言的艺术品位无形中就提高了。他有一篇《黔之驴》，说是黔中（今贵州省）本来没有驴，后来有人把驴带到此地，老虎原来没见过，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物，所以很害怕。老虎试着接近它，没想到驴叫起来声音难听极了，把老虎吓坏了。可是时间长了，老虎发现驴的全部本事也不过就是叫几声、踢几下，等到“黔驴技穷”的时候，老虎就轻而易举地把它吃掉了。貌似强大的东西往往在实质上都很虚弱，都是靠着表面吓唬人。有这种信念，还能把它编成有情节、有趣味的寓言，按说柳宗元的心境应该是很积极、昂扬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借寓言来表达他的近似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要了解他真实的心境，还是要看他的游记。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永州任上所写的一组游记，《小石潭记》是其中最杰出的名篇。这个小石潭并没有多大，地方比较偏僻，没有什么人去，所以柳宗元认为他和弟弟柳宗直、好友吴武陵是首先发现小石潭的人。这篇文章最能体现柳宗元散文的个性色彩。他似乎比较喜欢用冷僻的字，比如说形容潭中的石头形态各异，“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坻”是水中高地，“屿”是小岛，“嵁”是不平的山岩，描写相当细致精微，但是读者如果不知道这几个字各是什么意思，也就完全不知所云。他这一点超过了韩愈，有点像某些汉赋作家，比如司马相如。他的文章多半富有诗歌式的意境，就是能够给读者创造一个想象的空间，饱含着作家本人的感情，也会勾起读者类似的情绪，而且让人回味不尽。柳宗元文章的意境多半是清幽的，比如小石潭在高大翠竹的环绕之中，人还没看见，老远就听到泉水叮咚，“如鸣佩环”，这声音很清脆，虽然是极小的细节，柳宗元用一个比喻就形容得很美，很能打动人的内心。柳文的意境有时候甚至有些冷寂，正如文中所写小石潭周围的环境，“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甚至令柳宗元也感到“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不过不难看出，柳宗元其实很喜欢那里，他笔下的情境往往带着浓厚的冷寂的色彩，这大概就是他被贬谪、放逐到蛮荒之地以后孤独、冷漠心境的真实写照。中晚唐文学里面不乏相似的现象，最突出的就是与柳宗元大致同时的短命诗人李贺。李贺总喜欢在诗歌里描写枯井、苔藓、废弃的宫殿台阁、坟地甚至鬼火，色调黯淡清冷，有时还有些恐怖，但他能写出其中独特的美，能用这些物象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他在这方面的感受力和表现手法无人能及，他内心的压抑和孤冷也无人能及，难怪他被称为“鬼才”，也难怪他只活了短短二十七个春秋。柳宗元比李贺稍微好一些，不过仍然偏于冷色调，有些消沉的情绪，越是到晚年越是如此。难以排解的孤独和苦闷，让柳宗元多愁多病，在四十六岁时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这对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样了不起的作家是不多见的。遭受打击、排挤和压抑，心情的压力的确很难排解，中晚唐时期这种人物特别多，柳宗元、李贺、李商隐等，都是这样的人物，真能想得开的实在少之又少。这多少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已经没有贞观、开元时代的朝气蓬勃，政治、经济都在走着下坡路，文人的路子也越来越窄，心境越来越寥落、孤苦和悲观，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能看出这种时代特征（图2-10）。
韩愈和柳宗元之后，他们的弟子辈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人继续倡导古文写作。这些作家对推进古文运动的进一步开展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过他们的才力、修养都不能同韩、柳相比，还或多或少地把古文艺术引向某种极端，比如他们普遍追求文字和修辞的奇崛、怪异，追求得过了头，反而降低了古文的艺术水平，影响了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到了晚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在古文创作上也各有建树，他们的作品多短小精悍，特别是寓言和小品多有精彩之作，带有浓厚的批判现实的色彩。这时候的古文同中唐韩、柳等人的古文相比，正面倡导儒家之道的成分少了，批评甚至痛斥社会弊病的成分多了起来，这都是晚唐社会整体上趋于没落、已经让作家们普遍感到绝望的表现。古文运动已经没有了中唐时代那种昂扬的开拓精神，激情和动力大为削弱。随着骈文势力的卷土重来，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转入低潮。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苏轼等文豪相继登上文坛的时候，古文同骈文的另一轮较量才再次展开。
三、欧阳修：拿散文当艺术
韩愈和柳宗元之后，古文创作还热闹了好一阵子，但到了晚唐也就逐渐降温了，盛唐、中唐时候备受批评的骈文，此时又抬起了头，卷土重来，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我们略微翻翻《全唐文》就不难发现，中唐时候不少私人书信已经用古文了，不少墓志也改成古文，有什么说什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风平实了很多，可到了晚唐，这一部分文字又一股脑儿地改回到骈文，句句对偶，满眼都是些典故，看起来简直和六朝时代骈文一统文坛的情形没有什么差别了。古文、骈文就像是对阵的两国军队，一会儿我推进三十里，一会儿你又反攻五十里，这就叫做“对峙、消长”。晚唐这会儿，是骈文这边占了明显的优势。
原因何在呢？这得从骈文和古文两方面来看。
从古文方面说，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原本是为了阐明儒家之道，阐明儒道的目的在于挽救大唐帝国，让这个帝国从低谷走向中兴。安史之乱以后，宪宗励精图治，还真出现了中兴的气象，可是好景不长，唐帝国终于在内忧外患中一天天衰落下去，士人们越来越觉得这个国家没救了，大家丧失了信心，韩、柳一死，谁还再去呼吁“明道”呢？古文写作就此没了动力。这是其一。其二，韩、柳写文章都追求新奇，韩愈主张要“陈言务去”，柳宗元则特别喜欢用生僻字，新奇得过了头，也有弊端，那就是生僻古怪了。两人都有不少追随者，特别是韩愈，喜欢提拔后学，所以韩门很盛。他们的很多学生偏偏喜欢学那新奇、奇怪的一面，越走越偏，结果到最后弄得古文比骈文还难读，没人喜欢读，古文自然少了市场。
从骈文方面说，虽然一时被古文抢了风头，可骈文毕竟一统文坛五百年之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骈文的后劲儿仍然很足。比如说人们写了五百多年的骈文，你让他用个几年、十几年立刻改掉用对偶写文章的方式，那还真有些不现实。个别人可能改得快一些，大部分人就没有那么快，况且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想改，他从根子里就认为骈文才是“文”，古文就算不得“文”，那改起来岂不是更困难？这就是旧有的文体观念在起作用，都是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古文运动红火了大概二三十年，骈文始终在旁边虎视眈眈，古文自身一旦出点问题，骈文哪能不乘虚而入呢？于是晚唐五代时期的文坛，骈文又恢复了统治地位，而且文风特别浮艳，五代时几乎没有什么人再去提倡古文了。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年，更掀起了一股骈文创作的高潮。朝廷里的一帮负责起草诏诰的重臣，生活条件优越，文化修养深厚，晚唐李商隐的诗歌和骈文华艳富丽，特别投合他们的喜好和歌功颂德的需要，他们就大肆模仿起来，一度形成文坛上的“李商隐热”。这个创作队伍的领袖，就是曾经担任翰林学士的杨亿。其实如前文所述，李商隐在晚唐并不得志，他只活了四十六岁，后半生二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地方藩镇幕府里讨生活，他的骈文虽然繁富华丽，却多属于地方幕府的公文，杨亿他们把这种文风带到北宋朝廷的诏诰写作里面，很快扩大了它的影响，风靡一时。
到了宋仁宗天圣、庆历年间，天下承平，经济逐渐繁荣，政治上也比较稳定，可是不少有识之士大有先见之明，看到了太平景象下隐藏的危机。比如说国内吏治冗滥、腐败，浪费严重；国家的西方、北方还有西夏和辽虎视眈眈，现在北宋政府实际上还在靠着向两个国家输送“岁币”来委曲求全、维持表面的和平。所以这些士人要求立即进行政治改革。仁宗皇帝一开始对改革是赞成的，就责成范仲淹等人着手施行。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在于改变晚唐五代以来卑弱的文风，因为散文要为改革服务，就必须树立健康的文风。在这一方面，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主力。我们看他编写的《集古录跋尾》，凡是提到晚唐五代文风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批评。在欧阳修之前，北宋初年就出现了不少古文家，比如柳开、穆修等，他们坚持不懈地倡导古文，反对骈文，但是这些古文家或者地位不高，不能像欧阳修那样“登高而呼”，很难造成大的影响；或者才力有限，停留在模拟唐代古文家的水平上，不能有所创新，很难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不过这些作家作为先驱，都为揭开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代古文家基本上都是把先秦散文作为学习的典范，而宋代古文家却一致地把韩愈作为效法对象。因为在宋代古文家看来，韩愈把儒道和文采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做法乃是散文创作的正路。
与欧阳修大致同时，有位学者叫石介，是国家最高学府的老师，性格比较偏激，对晚唐五代以来的骈文反对最为激烈，但是走了极端，为了表示同骈文决裂，专门写些怪怪奇奇的古文，用字生僻，句子读起来十分拗口。不过凭着老师的地位，对太学生影响很大，结果那一段时间，科举考试非得用这种古怪的文体，不然就很难考中，人们甚至把这种文章称作“太学体”。后来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就彻底扭转了这种风气，选中的都是那些平易流畅、自然通顺的文章，这样就为宋代古文运动确定了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唐代古文运动的衰落，就与古怪、不健康的文风有很大关系。宋代古文运动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从远处说，是接受了唐代古文的教训；从近处说，“太学体”的不良影响也引起了古文家们的高度警惕。后代的文论家普遍认为，宋代古文高于唐代古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平易自然和明白流畅。
欧阳修幼时很可怜，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欧阳观死在泰州军事判官任上，母亲郑氏年方三十岁就守了寡，家庭穷困，母子过不下去了，就到随州（今湖北随州）投靠了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郑氏希望儿子将来能做个有用的人，重振家业，没有钱买纸笔，就用荻杆儿画地，教欧阳修认字，还教给他背诵古文。欧阳修很努力，从邻居李尧辅家借来了《昌黎先生文集》六卷，感受到韩愈文章的博大精深。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很快就以文章在士子们中间出了名。庆历初，欧阳修积极支持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仗义执言，也被贬到滁州做地方官。四十八岁召回京师，晚年官至参知政事。六十五岁致仕，定居颍州，第二年病逝。
欧阳修是北宋中期举世公认的文坛领袖和一代宗师。在文学创作上，欧阳修的诗歌和散文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他接过韩愈、柳宗元文体改革的大旗，通过自己优秀的创作，为古文的发展重新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政治方面，他做到宰相级的高官，还主持过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选拔了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曾布、程颢、王回、张载等一大批一流人才，他们后来都成为北宋中后期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中坚力量。欧阳修对古文发展最了不起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把古文引到了平易自然的道路上去；二是选拔、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古文写作人才。这两个方面，是北宋古文运动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基础，也是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没有做到，或者没能做好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