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国志》、《后汉书》：走向纯史学的领军者
从《汉书》以后，历史著作的文学性逐渐降低了，正统史学功能开始强化。史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历史不是传奇，也不是故事，与文学也有差别，历史就是历史，是非常严肃的科学，它必须忠实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的发展边区的规律性的东西，并对历史作出科学的归纳和总结，以便利于后世，让后世引以为鉴；另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文学也逐渐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文学的逐渐走向独立，让人们认识到文学的性质和功能，文与史的界限也就越来越明晰了。很显然，文学难以兼任文史两方面的重任，史学中的文学也不愿只是依附品，它们的分家是自然而然的，这必然导致史传文学这一原来并不独立的文体的分化组合，纯文学出现，史学也趋于纯粹了。在这种转型时期，还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并具有史传文学特色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
1.叙事简要、文笔简洁的“现代史”：《三国志》
说到三国时期的历史和故事，人们往往立即能够想到《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毕竟是演义，是经过作者加工改造过的艺术化的文学作品。另外，由于“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影响，史实的可靠性更是令人们疑虑。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的《三国志》，是正史，虽然与真实的历史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我们要了解三国的史实，还是得从《三国志》谈起。
《三国志》的作者叫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他出生之时，正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对峙之际，年少时好学，从师于当时的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担任观阁令史。观阁令史和史官完全是两码事，它只是一种职业，观阁，就是东观秘阁，是汉代的官方图书馆。也就是说，陈寿做过蜀汉的中央图书馆管理员，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因为不肯趋炎附势，陈寿屡遭贬黜。到了晋朝以后，还担任过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晋灭东吴（280），统一了全国，陈寿当时四十八岁，那时候才开始撰写史书。不过，魏、蜀、吴三国本来是各自成书的，一直到北宋时才合而为一，称为《三国志》。
《三国志》（图5-24、5-25）的体例与前面的史书不大相同，它既是纪传体，又是断代史，还是国别史。全书只有纪、传两种体例，主要记载三国鼎立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从三书所占比例来看，蜀书较魏、吴两书简略，这很可能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缘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但就是由于成书在当时，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可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同时，因为旧的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之见很难公之于世，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给材料的选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资料的限制。
《三国志》的编撰情况，与陈寿的经历关系不小。陈寿蜀汉时做过官，后来又服务于晋，而晋又是由曹魏禅让而来的，因此陈寿的《三国志》，对曹魏的感情很深，基本以魏为正统。“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并称之为帝，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还把蜀、吴两帝与臣子一起并入列传，且只称“蜀主”和“吴主”，吴、蜀君主即位，都记录的是魏的年号。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为《吴主传》。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陈寿可能也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不便写明，只能舍弃。很显然，《三国志》的编撰，多多少少受到了当时政治的影响。
虽然有政治影响的局限，但陈寿还是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就表明它们是各自为政，互不归属，它们的地位是相同的，是并立的。陈寿这样处理，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的远见卓识也得以彰显。对于陈寿的评价，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唐朝宰相房玄龄等奉诏编撰的《晋书·陈寿传》中，既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又对他提出责难，说他向丁仪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还说陈寿微词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当然，这些责备并没有确实的根据。丁氏兄弟的传附在王粲传中，诸葛亮传中也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这足以说明陈寿的公允了。再说，退一万步讲，即便对诸葛亮有点微词，也是陈寿自己的观点，后人是没有必要驳诘责难的。
总起来说，《三国志》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当然，也与陈寿这个人的治学谨严不无关系。他搜集来的材料但凡是觉得可疑的，宁肯不用，留下来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正是因为陈寿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三国志》这本书非常简略，不是太好读。
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增补了大量材料。这里交代一下，我们一般认为，为古书作注就是进行一些解释，比如说交代一下时代背景，怕你看不懂，再对人物、时间、地名、事件等解释一下。可裴注不一样，他把陈寿弃而不用和那些看不到的材料，都有选择地补充了进去。补充的时候，也不是满把抓，而是做了认真的甄别整理工作，他认为不可靠的材料，在后面都加以说明，并且说明可靠和不可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几个材料是矛盾的，他就采取并存的方式，罗列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去辨析，所以裴注的可靠性是比较高的。我们如果要弄清三国的历史真面目，就要同时关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的特点，在当时就受到很多的赞许。因为全书只有纪和传两种体例，都是以写人为中心，对叙事也十分讲究，细节的刻画也非常的精彩。诸葛亮（图5-26）这个人物，一直是人们心目中具有仙风道骨的儒雅智者形象，鲁迅先生曾评价说“欲状诸葛之智而近妖”，是批评对诸葛亮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倾向，但这里笔者要特别交代，这种评价应该不包括《三国志》对诸葛亮的刻画。本节前面已经提到过《诸葛亮传》，不仅陈寿写法特殊，对诸葛亮的塑造也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他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里面，历数诸葛亮的治国功绩，并给予高度的赞扬，但陈寿是客观的，他褒贬分明，对诸葛亮多年征战却无力成功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诸葛亮能力的有限性，他没有把诸葛亮定格为一个神，这是后来的作品中所不能比拟的。
起伏跌宕的情节和颇具戏剧性的叙事，是《三国志》的特色，对战争场景的叙述，也是《三国志》的强项。咱们看一下武将在军国大事变幻中的表现以及战争场景的扣人心弦。《魏书·张辽传》是个典型，对后世叙事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里写了张辽守卫合肥，与孙权展开战争。当年，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亲统十万大军包围合肥（今安徽合肥），曹操仅留部将张辽、李典、乐进等率七千人守卫。张辽按照曹操的密令，趁敌人部署未定，实施反击，挫其锐气，以安众心，然后据城固守。张辽留乐进守城，自己与李典选募八百勇士，连夜杀牛犒军。拂晓时分，张辽披铠甲执长戟，率先冲锋陷阵，孙权令部众围击，张辽率数十人奋力突出重围，余部呼救，张辽又冲入敌阵，救出其余部下，往来冲杀，所向披靡，孙权军中无人敢抵挡。激战直至中午，孙权退兵，张辽乘机发动袭击。孙权仓皇逃窜，侥幸活命。故事开始就交代守合肥的缘起，强调曹操的密信，张辽的果敢坚决，战争的激烈壮伟，包括战争的结果，作者都不动声色地作了紧锣密鼓的安排，完全是一篇战争小说的规模和架势，很是生动激荡。
对细节的描摹，陈寿更是不含糊。《蜀书·先主传》写刘备（图5-27），为了表明刘备日后的飞黄腾达，作者仅交代了他以桑树为车盖的游戏。张飞更是让人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另外还有关羽、周瑜等，书中的描写都是颇见功力的。
裴注的出现，又给《三国志》增色不少。不仅故事更加逼真传神，人物性格也更加饱满丰盈，很多史料的添入，都能够弥补《三国志》资料的缺乏和不足。就拿曹操（图5-28）来说吧，关于曹操的家世和青少年时期的情况，《魏书·武帝操》仅有少量的记载，而裴松之广征博引，从王沈的《魏书》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曹氏的起源、地望情况，以及曹操勤政、勤学、才学卓识和优雅节俭的生活作风；从《曹瞒传》、司马彪《续汉书》、郭颁《世语》和张潘《汉纪》等史籍中，他考证出曹操的小名、祖父曹腾的为官经历以及曹操青少年时期的逸闻趣事，为后人研究曹操的政治才能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他还详细记录了曹操不愿意侍奉董卓的言语、东归的经过以及起兵人数等内容，扩展了《三国志》的内容，还存疑以供大家讨论。关于曹操从军、为政时期的性格特征和从政风格，《武帝操》的记载也很简略，但裴注引《曹瞒传》的记载，对曹操割发代首、棒杀幸姬及借主粮官之命以谢自己无力筹集军粮之罪等故事加以罗列，为后世小说的成书留下了绝好的底本，对全面把握曹操的性格特征和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功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三国志》把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都记录了下来。此外还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如《魏书·倭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要全面了解三国的历史，必须到《晋书》中去寻找。陈寿对史料审慎谨严的取舍，使得全书文字简洁，所以后人说它“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与前三史一样，《三国志》也是私人修史。陈寿去世后，尚书郎范□上书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