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以人物的游说活动为记叙的中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它描写人物的面非常广泛，上自国君、太后，下至平民百姓；老者“年九十余”，少者年方十二；公子王孙、武将谋臣、说客策士、嬖臣宠姬，无所不有，而且各具风姿。其中尤以“策士”的各类形象最为突出。再有，它那铺张扬厉、精妙奇伟的文辞，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在一般的比喻、夸张之外所运用的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都极具文学色彩，令人叹为观止。它们巧妙地穿插在文章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这些寓言虽大多没有独立成篇，只是各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无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倘若分离出来，未尝不是形神兼备的文学佳作。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和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使《战国策》小说色彩十分浓厚，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汉赋也继承了其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以及主客对答的写法。
当然，《战国策》的史学价值也是淹没不了的。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两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的史料，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关于三家分晋后，秦国统一前这二百多年时间内的唯一史料来源。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很多处都采用了《战国策》的史料；对战国诸子的著述，如《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也多次征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战国时期的史料也多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较为驳杂，除纵横家外，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所反映，但其主要思想倾向却很鲜明。反映在政治观上，主要为崇尚计谋策略，尊奉机巧权变；表现在人生观上，则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逐利。这样的思想在《左传》、《国语》中都不曾有过，在当时无疑是观念的重大转变，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因为这部书反映的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与儒家的正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被儒家所排斥，没能够广泛传播，后来便逐渐残缺不全了。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话剧，《战国策》则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当然，《战国策》毕竟是一部汇编而成的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并不完全统一，文学价值也参差不齐。其中有些篇章思想性比较低，情调庸俗，有的存在贫乏拖沓的缺点。
总之，《战国策》记战国史事，逞策士才智，叙写了鲜明的人物和生动的事件，集谋略、论辩和文学性于一身，是一部彪炳千秋的宝典。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攀上了一个新高峰。
2.个性鲜明的士人画廊
接下来这部分文字我们要特别说一下《战国策》中的士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士”呢？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就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要有足够的才能保证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这就是说，只要是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之为“士”。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为“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这类人。从儒家的角度来讲，“士”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
这样看来，士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战国时代，时局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断。本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士人，就像久旱逢甘露一样，碰到了得天独厚的好时机。他们具有一定的才能，只因为生在民间，出身贫寒，只能依附于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赚取富贵荣华。而各诸侯国要在惨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选拔各方面的人才，这样就导致了“养士”、“蓄士”风气的盛行。统治者需要蓄养谋臣策士为他们的政权服务，士人们也需要一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二者一拍即合。就这样，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等争相养士，声名鹊起；纵横策士、爱国之士、豪侠之士、清义之士等士人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显身手。他们相互吸引，彼此利用，上演了一出出或悲或喜的剧目，演奏出一曲曲威武雄壮的乐章。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各诸侯国不仅采取了政治、军事措施，尤其是加强了外交活动。朱自清说过，“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可以免去战，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帮手”（《经典常谈·〈战国策〉第八》）。以游说诸侯为职业来往于各国，担负这种外交工作的人，就是说士，即所谓的游说之士，又叫纵横策士。这些个纵横策士又分为两派：一派是合纵派，一派是连横派。那么，什么是合纵？什么是连横呢？这从字面上也不难理解，很显然嘛，劝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实力强大的秦国，叫合纵，这派以苏秦为代表；离间六国之间的关系，劝六国亲秦，和秦国交好，叫连横，这派的代表是张仪。一横一竖两个派别，合起来被称作纵横家。
提到纵横家，您肯定不陌生，尤其是对声震六国的苏秦、张仪，他们的故事您可能如数家珍。苏秦出身卑微，家境困窘，自称为“东周鄙人”。开始的时候踌躇满志，想以连横之术说服秦惠王，虽然引古论今、汩汩滔滔，结果却没有打动秦王。当时他身无分文，只得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灰溜溜地离开秦国。回到家里，本以为家人会理解他，支持他，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答理他。家人的冷遇深深刺激了他，他发愤图强，头悬梁，锥刺股，后来一举取得六国相印，地位扶摇直上。跟以前迥然不同的是，他亲人的态度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父母长亭设宴，远迎三十里，妻嫂俯伏，拜迎于道旁”，真是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啊！再说张仪。因为穷困，曾被楚人诬陷为小偷，打得死去活来，他发誓要报仇，以牙还牙。做了秦国宰相后，他送信给楚国宰相说：“当初我到你那儿去赴宴，我没有偷你的璧玉，你倒鞭打了我。现在你好好看住你的国家，我就要偷你的城了。”（《史记·张仪列传》）在这里，张仪单刀直入，没有一点儿虚假的仁义做伪装，他说到做到，帮助了秦国，也成就了自己。不管是苏秦，还是张仪，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向认同他们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凭三寸不烂之舌猎取到功名富贵，借自己的巧舌如簧左右战国局势。一时间，只要他们跺跺脚，六国都得摇三摇。
如果说纵横策士是以左右战国七雄的关系为能事的话，那么，另一类士人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着爱国志士的风采。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为了国家的安危，敢于赴汤蹈火冒死进谏。这类高才秀士的代表，就是触龙、唐雎、邹忌、冯谖、庄辛等人。
触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冒着生命危险说服赵太后把长安君作为人质，救赵国于危难之中；邹忌以自己与城北徐公比美切入国家政事，让齐威王从谏如流，国事蒸蒸日上；冯谖虽故弄玄虚，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但他利用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孟尝君巩固了地位；庄辛以退为进，使楚襄王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建议，真真正正是“明明白白我的心”啊！与触龙他们的婉曲相比较，唐雎的方式更为直截了当，更能够让人震撼。“唐雎不辱使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秦国蛮横无理，仗势欺人，借口以五百里地和安陵君交换五十里的国土（安陵国国土面积为五十里），否则将大兵压境，这实际上是要安陵君无条件投降。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唐雎奉命单枪匹马进入虎狼之秦，在狡诈而暴虐的秦王面前，他毫不怯懦，以“布衣之怒”对抗“天子之怒”，最后拔剑而起，要和秦王同归于尽。这时的秦王，战战兢兢，如叶公好龙般威严扫地，只能“长跪而谢之”，唐雎用他的英勇顽强制服了残暴的秦王。一番刀枪剑影般的论争，将一位不畏强秦、为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而大义凛然的士人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与唐雎相比，荆轲、聂政、豫让等豪侠之士，关键时刻能够为知己者去死，也同样让人为之动容。什么样的士才是豪侠之士？荆轲等人又是怎样行侠仗义的呢？著名的《荆轲刺秦王》（图5-13）将会给你答案。
当时，秦王政重用尉缭，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诸侯国发起攻击。燕太子丹曾经作为人质，被秦国扣押，秦国还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池，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偷偷地逃回燕国后，一直寻找机会报仇雪恨。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联合诸侯共同抗秦，却另辟蹊径，像赌博一样，孤注一掷，把燕国的命运投注在刺客身上。就这样，他拿出所有的财产，探宝一样找寻有胆有识的刺客。终于，他物色到一个本领高强的勇士，名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奉为上宾，荆轲是重义之士，对太子丹感激涕零。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又过了两年，秦国大将王翦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推进，逼近了燕国。太子丹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直接提出要他刺杀秦王。
经过精心准备，荆轲一行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于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就命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朝见的仪式开始了，秦舞阳吓得直哆嗦，而荆轲镇定自若，他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献给秦王。当荆轲把卷着的地图全打开时，预先藏在地图里的匕首就露出来了。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政胸口直刺过去。秦王使劲挣脱，撒腿就跑。荆轲穷追不舍。荆轲想留活口，逼迫秦王交出占领的领土。就在他犹豫的间隙，被旁边伺候秦王的一个医生拿药袋砸了一下，荆轲用手挡的一眨眼工夫，秦王政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站立不住，倒在了地上，但他仍然拿匕首投向秦王，可惜打在了铜柱子上。荆轲手无寸铁，最后身受八处剑伤，被秦国的武士结果了性命。由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传闻天下。
俗话说：“慷慨成仁易，从容赴死难。”战国时期的侠义之士，如豫让刺杀赵襄子，聂政刺杀韩傀，都是同样的从容，同样的壮烈。他们不受权势的拘羁，以自己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豪爽直率，感情激烈。司马迁说：“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刺客列传》）这样的评价最为切中肯綮。
还有这样一种士人，他们不像苏秦、张仪那样热衷于功名利禄，不像触龙、唐雎那样兢兢业业地与统治者合作，也不像荆轲、豫让那样能为知己义无反顾，他们的与众不同在哪里呢？就在于富于正义感，见义勇为，却又蔑视功名富贵，超然世外，淡泊清心，鲁仲连、颜斶就是这样的清义之士。
在“鲁仲连义不帝秦”中，写了鲁仲连与辛垣衍的辩论。秦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兵势强盛，魏国胆战心惊，派辛垣衍到赵国，劝赵国尊秦为帝。这时鲁仲连（齐国高士）正在邯郸，他反对这种卑躬屈膝的媚敌行为，就找到平原君，要求和辛垣衍辩论。争辩过程中，辛垣衍小心翼翼，处处防守，鲁仲连深明大义，直陈利害关系，在鲁仲连的辩难和指责下，辛垣衍的胆小如鼠暴露无遗，最后不得不“再拜”谢服，承诺以后“不敢复言帝秦”。鲁仲连以说客的身份出现，帮助赵国解除了危困，却不肯接受赵国的馈赠，他辞别平原君，并且“终身不复见”。
《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颜斶拜齐宣王，齐宣王大声说：“颜斶，你过来！”颜斶不仅没有动，反而也大声对齐宣王说：“你过来！”一副正经八百、刚正不阿的样子。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士贵君轻、国无士必亡的道理。他针锋相对，傲气十足，凛然不可犯。与鲁仲连一样，他拒绝齐宣王许诺的锦衣玉食的生活，甘愿“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齐策四”），不求富贵豪华，只要平安踏实，过老百姓一样的生活。这些清义之士，很有点像庄子一样我行我素的清高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