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信誉社会，对于个人来说，信誉代表着形象，代表着人格。要想在形象和人格上获得依赖和尊重，就需要树立个人的可信度。从这一点上说，就不难发现为什么德国人会将逃票这样的小事看得比天还大，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人在几毛钱的蝇头小利上都靠不住，谁还能指望他在别的事情上值得信赖？
人之所以失败绝不是因为没有才能或运气不好，而是由于轻视小事这个恶习。轻视小事不会产生信誉，没有信誉就无法生存。
活在责任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八》）
【今译】
曾子说：“知识分子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路途遥远。将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责任重大吗？到死才能终止，这不是路途遥远吗？”
【评注】
程子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又曰：弘大刚毅，然后能胜重任而远到。
曾子，即曾参，字子舆，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46岁，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参也鲁”（《论语，先进第十一》）。意思是拙一点，但不笨，只是人比较老实，不太爱说话。然而正是这样一位“鲁”学生，后来却谪传了孔门道统，曾子著有《大学》，以及孔子的孙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学的，现在很多人都说《大学》、《中庸》出自孔子，是孔子的著作，这是给弄错了。《大学》是曾子著的，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篇，到宋朝的时候，朱熹把它抽出来，作为《四书》之一。所以把《大学》、《中庸》思想看成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当的，它们仅是孔子思想的演变。据历史记载，曾子十分重视孝道，孔子因此安排他写《孝经》。
从曾子的事迹看，虽“鲁”却有思想．有见地，所以他说出的话有一句是一句，而且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上，对后人的言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看这段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读书人（知识分子）不能不心胸宽广，意志坚定，因为承担的责任重大，路途遥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将爱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责任重大吗？“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死才能终止．这不是路途遥远吗？
从这句话出发，曾子又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第八》）“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将未成年的幼君托付给他，古代的六尺约合138.6厘米，是15岁左右小孩的身高，这里指幼小的国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以把国家的命运交付给他。百里是所谓的一同之地（一同指长宽各100里），古代的小国一般只有这么大。“临大节而不可夺，”面临重大危难的时节，也休想改变他。
两段话围绕“责任”这个关键词展开。没有责任，谁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没有责任，谁“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在我国历史上，做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的，当推三国时的诸葛亮。刘备在白帝城临死前把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君才十倍曹，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这句话把诸葛亮给吓住了，他连忙跪下来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放心吧，我豁出去了，您托付的事情我一定负责到底。诸葛亮后来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都在以生命去尽职，都在以死亡去尽责。
责任是每个人必须承担和无法逃避的，因为责任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没有责任的人生是苍白且乏味的。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对家庭，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类，你必须尽到责任；对工作，对事业，对同事，对朋友，对子女，你必须尽到责任。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事情，相反，你的职位越高，权力越大，你肩负的责任就越重。不要害怕承担责任，你要相信自己可以承担任何正常人的人生责任，你一定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出色。
我们怎样才能尽到责任呢？《论语》是这样回答的。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问他的老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论语·宪问第十四》）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
子路，名仲由，又叫季路，卞人（在今山东泗水东卡桥镇）。子路比孔子小9岁，曾任鲁国季氏宰和卫国蒲邑宰，善于治理政事（《论语·先进第十一》）子路好勇过人，不怕死，以勇著称，他性子急，脾气暴，口无遮拦，常换孔子的批评，但他对老师是绝对的忠诚，堪称孔门的老前辈。
当子路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君子时，孔子只回答了四个字“修已以敬”子路一听，做到这四个字就能当君子？不会这么简单吧？于是追问一句：“如斯而已乎？”这样就行了吗？
孔子便补充了一点，说：“修己以安人。”在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再想办法让别人也过得安乐。
子路对这个答案还不太满意，又问了一句：“如斯而已乎？”这样真就行了？
孔子并不觉得子路讨厌，继续回答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炼自己，并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像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还在这件事情上发愁，担心自己做不好呢！做到这一点，难道还不够做个君子吗？
孔子告诉我们的，首先不是如何安定天下，而是如何做最好的自己。修身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第一前提。孔子和他的众弟子力争做“最好的自己”，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
孔子晚年传道授业解惑，目的是培养“士”这样一种能够担任特殊使命，能够撑起半边天的阶层。这个阶层中精英的品格，“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也就是后来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他可以忘却一己的得失，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大的群体利益中．用爱心尽职尽责做好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是在责任中度过的，因此我们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色彩斑斓。把责任当一种信仰，一种情怀，生命才不会虚度，才有了一种信念的支撑。用一颗虔诚的心承担责任，你会发现，责任如同生命一样多彩。
舍生取义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原文】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今译】
子曰：“志士仁人不苟全性命而损害道义，宁肯牺牲生命来完成道义。”
【评注】
程子曰：古人有捐躯陨命者，若不实见得，恶能如此？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以成仁者，只是成一个“是”
而已。
生与死是人生中两个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谈论人生观时，只谈论人应该怎样生存，而忽视了人应该怎样死亡。我们都需要做到，做人做事使自己生活在道义之中。也就是说，让自己生得崇高、生得伟大，生得有意义、生得有价值，又不愧对节操。这样的人，既是善于生存的人，也是善于死亡的人。
文信国有诗说：“三生遭际处，一死笑谈中！赢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能做到一死笑谈中，就有视死如归的精义所在，就能把死亡看成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泰戈尔说：“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劳伦斯说：“死是伟大的激情唯一纯洁、美丽的线路。”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损害仁的，只有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仁的。”“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中国人传统的自尊态度。这种为真理献出生命的精神，产生于重视道义的精神。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史之所以能绵绵不绝，就在于伟大的中国人拥有以死维护真理的精神。孟子说：“生，是人们都想得到的，没有人不希望生的；死，是人们都讨厌的，没有人不讨厌死的。”然而人们能有“把义看作重于山岳，把命看作轻于鸿毛”的精神产生，才有“不高兴生，也不讨厌死”的表现。人把生死看作是一件事，自然可以视死如归。
孟子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人生应当随时履行仁德，履行道义，完成人生的职责。当有人做的事情违背了仁德，违背了道义，违背了真理，有识之士只有用死来捍卫仁德，捍卫道义，捍卫真理。只有这样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也才能说他真正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做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喝拉撒、养身保体而等待着自然的死亡，这样的生活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
文天祥被元兵关进监狱，在三年时间内，始终不为功名富贵动摇心志，他不求生的快乐，只求死得壮烈。在狱中，文天祥创作了二百首诗词，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正气歌》。就义时，文天祥凛然地说：“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在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以死捍卫真理、捍卫道义、捍卫仁德的精神，是一种超然豁达的态度。文天祥表现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所以一个人的生死意义，就在于“义当生则生，义当死则死”。心中只存在大义，不存在生死，就会以死的价值来换取生的价值。
狄更斯说：“我们得到生命的时候附带有一个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应当勇敢地捍卫生命，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又说：“当我们误用生命的时候，生命并无价值，而这努力是值得的。倘若活着并无价值，死掉毫不足惜。”人活着如果没有意义，就不如以死来解脱一切。如果死了，能死得恰当、死得其所，相反会增强生命的意义，成就做人的伟大。所以伯夷、叔齐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鲁仲连宁可跳海自杀，也不服侍秦王。近代历史中的史可法、方孝孺等人能有“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大无畏气概，也在于只见一个义，不见生死所在。
孝行天下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原文】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第四》）
【今译】
孔子说：“父母亲的年龄，不可以不知道呀。一方面是欢喜，一方面是忧惧。”
【评注】
朱子曰：知，犹记忆也。常知父母之年，则既喜其寿，又惧其衰，而于爱日之诚，自有不能己者。
孝，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人最重要传统道德之一，是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最基本的一项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这种孝道观又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最大的文化特质。
何谓“孝”？《说文解字》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可见“孝”是个会意字，上部是省略了笔画的“老”
字，下部是“子”字；子女“善事父母”，即为“孝”。《诗·小雅，六月》说：“俟谁在矣？张仲孝友。”毛《传》说：“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朱熹《四书集注》说：“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根据以上的解释可见“孝”的本义为善事父母，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子女敬爱赡养父母的道德。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为人的最基础情感是孝敬父母双亲。一个人对父母无情，对何人何物还有情？“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孝既然是情感，就要有发自内心的爱。
春秋以后，个体家庭相对独立，父母子女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所以孝道显得尤为重要。在《论语》里，孔子对儿女尽孝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第一，不只是养，要做到敬。
孔子认为，孝不仅是外在的道德规范，也是内在的主观要求，因而他强调“孝”的内在自觉性，并明确指出“孝”不止于养，而且还要做到敬。
子游问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二》）敬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因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所以孝子养亲，乃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怀，发自至情至爱，自应毕恭毕敬，和颜悦色。孔子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能养，而是认为能养是最低的要求，真正的孝也应由此更上一层楼，达到敬。
子夏也问过孝，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所谓“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就是在物质生活上的“能养”；而在态度上的和颜悦色并怀有敬意，就是在精神上的孝敬，这里孔子也绝不是否定“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而是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应该再加上和颜悦色之“敬”，才可以言孝。
从物质生活上关怀、赡养父母，这是低层次的“孝”，侍奉父母能怀有崇敬的心情，愉悦的颜色，使父母能在精神上得到安慰，这是“孝”的升华，才是难能可贵的高层次的“孝”。所以当孟懿子问孝时，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第二》）因为父母关心着每一个子女的健康，所以子女要保重自己的身体，让父母少操心，这是从精神上给予安慰。
第二，游必有方。
《论语·里仁第四》记载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就一般原则而言，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不要出远门；二是就实际需要而言，如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一出远门，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十年八年，对父母来说，子女出远门，确实是一项最堪担忧的大事。即使到了现代，千里之遥可以当日往返，异国天涯可以随时交谈，然而父母忧思之心，实难完全消解。否则，数年前一曲《常回家看看》为什么会那么深入人心？即此观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话，是在深深体会了天下父母之心的基础上提出的。然而，作为大思想家的孔子，并未囿于这一小节之内打转，而是把子女应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与体贴父母的孝心，在游必有方的前提下有效统一起来了。只要能做到“游必有方”，那么无论是远游求学还是远游从政，都是合“道”的孝行。
第三，竭力奉养。
孔子的弟子子夏主张“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第一，》）
为什么要“能竭其力？”因为父母之恩浩荡无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之恩是报答不完的，正因为报答不完，所以才要竭尽全力，以免留下遗憾。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第四》）我们做儿女的，要时刻关心父母的身体，一方面为父母的高寿而欣喜，一方面又为父母的年高体弱而担忧。天下父母至死不忘儿女生日，为人子者，能谨记父母诞辰的不多，感恩父爱母爱，当从记住父母生日开始。有一种痛，永远无法弥补；有一种伤口，永远无法愈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多少人为自己没有机会侍奉父母而抱憾终身。
老舍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生命是母亲给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终前吃的还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季先生的家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
他的家更是贫中之贫。离开家几年后的一天，已成为清华学子的他，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赶回家乡后看到的只有母亲的棺材。他于是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季羡林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前几年去世的萧乾先生在回忆母亲时说：“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