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海
风中的火车
在开往西安的K708次列车上，入夜时分，我感觉到窗外的风好大，它伴随着车轮碾压钢轨的声音，穿过窗板沿口的缝隙，一直呼啸在我的耳边。
久久难以入眠，索性悄悄离开床铺，走到窗口处向外看，可是我什么也看不清楚，能看到的只是夜晚的黑暗和那几点灯光。而这几点灯的亮光不仅幽暗、昏黄，且是一闪而过的仓促，不但没有将窗外的黑夜照亮，反而加重了窗外那个地方夜色的黑。窗外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我是看不见的，我只知道它或它们，肯定是以一个又一个地名的方式出现在路途之中。这是我头一回乘坐K708次列车，因为安庆至西安的旅客列车开始运行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即使几个小时后，这趟列车驶出夜晚的黑暗，穿行在白天的时间里，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经过的那些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
夜色的黑，在车窗外，慢慢地变浅，再渐渐地消退；天亮时，窗外的风，依然在列车的窗外呼啸着——在已是河南、陕西的大地上呼啸着。事实上，这车窗外的风，是在列车开出安徽安庆站的那一刻，就开始的，它不约而至，与我同行，而且还和我一起，在不断地逼近西安城墙——那个我一直想要去看一看的地方。
然而常识告诉我，这有可能是一种错觉。对于旅途中的我来说，车窗外，任何一个地点之上的风，都是那一个地方的风，它们与经过的火车没有直接关系。一列火车的经过，至多是造成那列火车与周围空气的相互摩擦，而产生“风”这样的东西，这一点，我已经用自己的眼睛证明：视野远处的那些树木，它们不仅没有像风那样地去追赶火车，却一直在急切地后退；我看见，它们的枝叶在这个季节里轻轻地摇曳着，不会像轨道近处的草木，因为有了一趟列车的经过，而加大了摇晃的幅度。当列车速度慢下来，在商南车站停下时，那原本一直呼啸在我耳边的风声，也就消失了，但商南站台附近的那几棵细细的树，仍然在属于商南那个地址之上的微风中摇晃着。
面对这样的错觉，我常心存怀疑，因为我乘坐过的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确切无疑的是要行驶在风中的，依然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季，我经河南郑州去浙江宁波，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可那时的长途汽车还很少有空调，也不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天气的酷热让我汗流浃背，近30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的衬衫一次次被自己的汗水湿透，再被涌进窗内的热风一次次地强劲吹干。这难道也是错觉？如果这也是错觉的话，那么又是哪个地方的风吹进窗内，将我的那件白衬衫一次次地吹干？
K708次列车继续在风中奔跑，安庆至西安的大地上也由此有了火车经过时——那列火车所投下的阴影。火车的阴影与树的阴影、建筑物的阴影不同，它虽然会在某个地址上作短暂地停顿，但它一直是以“不断”这样的方式，紧跟着火车，能够将所有的“停顿”串联起来，一路穿州过省地前行，在到达某个地址的同时，是为了准时离开那个地址，再去抵达下一站。我曾这样寻思过，在一望无际的大地上，能将“到达”和“离去”结合得如此没有缝隙的，大概只属于火车这样的交通工具，而乘坐火车的人却不如此，他们或他们影子的“到达”和“离开”相隔甚远，在“到达”和“离开”之间的那一段时间里，自己的影子已移至他们抵达的那个地址之外的另一个地方，常常被别处的雨或雪打湿……火车再次减速，进站，然后停住。我看见，车厢内，有人早在车门前等候，要在这里下车；站台上，有人拖着行李，正急匆匆地向列车走来。当K708次列车在商洛站仅停留了几分钟，于10：29开动时，随着车速提升，风的呼啸声便再次在耳边响起，并且通过窗口灌入车厢。有人叫来列车服务员，嘟嘟囔囔地将不知道谁打开的那扇窗户关上了。
风被关在窗外，它是无形之物，我能听见它的声音，却始终看不见它是什么形状。我看见的是：不知谁扔下去的一只红色塑料袋，被风刮起，摇摇晃晃地刮得很高、越来越高，最后飘浮在商洛站台上的那片天空中。
这肯定不应该是西北大地上的风景，但那只飘浮在商洛站月台上空的塑料袋，却让我记住了：下一站，就是西安，将于13：14到达。走出西安火车站，用上十多分钟时间，我就能望见城墙，并登上城墙……此刻，我看见了西安城墙，它是青色的，很高，阳光下，就肃穆地站在护城河的那一边，但那上城墙的门在哪里？我不知道；城墙上的风大不大，是否能将我的思绪吹散到那一个“长治久安”的长安城中去？我也不知道。
凹陷之地
在西安、临潼以东、骊山的脚下——那几柱飘浮的光线昏黄，起于遗址大厅棚顶高处，避开观望者的头部，夹杂着西北高原黄土的气息，暗淡地向下散射，打在了兵和马的身上。坑道之中，那些秦代的将士个个身材魁梧高大，装束简单，他们腰板挺直，面目表情不一，却嘴唇紧抿，整齐地集结在浩大的坑道中，就像是等待着那一声号令，即将踏上征程。
目光向下，但我一直没有听见那来自凹陷之地战马的咴咴嘶鸣；也没听到士兵出征时——脚踏大地的步履声。也许是他们与我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他们远在两千年之前的那个秦地，因此，这些已经服役了几十个世纪，至今仍然没有退役的兵和马，当他们最终等来的不再是出征的号角，而是一批又一批“游览者”的目光时，我总觉得，今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就有了走上舞台演出的意味。
然而这样的“舞台”，却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高于观众席的舞台不同，它经过历史泥土的叠压，是属于现代汉语的一个名词：遗址。它低于地平线，并且曾经是藏匿于地表下、历经过多少个朝代的秘密，陷于黑暗之中，是为了不让人们看见！因此，当它在几十年前的那次偶然巧合，而被人们发现、并进行后来的田野考古发掘之时，就注定了这些“兵”和“马”，在那个时间之后的某一天，会以“遗址”的方式——走上“舞台”，并面对纷至沓来的观众。
事实也是如此，在2011年夏日某个酷热的中午，正是那张价值90元的游览门票，将我和众多的“游览者”带到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并让我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了大秦帝国军团兵阵。这样的遗址仍然是古代的遗迹，它被发掘之后，经过我们的修复加工，总在发掘原地的那个凹陷之处出现。其时，我看到的那些兵和马，身在坑道之中，仍然保持着两千前的模样，不吭一声，一动也不动。游览者手中数码相机灯光的闪耀，一次次照亮了他们的脸，将遥远时间之中的兵和马的定格，再次定格并存储在两千年之后的相机和电脑里。
遗址展厅中的空气有些湿闷，那里的光线依然很不明亮，在向更低的地方滑行。那个左腿蹲下、右膝跪地的弓箭手，他手上的弩和箭，怎么没看见，都到哪里去了？最后的那根箭，或许已从箭袋中拔出，离弦而去，却不知飞落到何处；而那张弩则也许是木制的，早已朽烂，而成为他脚下的泥土。这自然只是我的一个推想，而且这个推想的正确与否，仅与那个“游览者”的我有关。
此时，我转身来到弓箭手的背后，看见了弓箭手因为单腿跪地，而必须踮起脚尖的——那只脚上的鞋子。是的，我看到了那只脚上的鞋子。这位弓箭手不是反撇子，这从他持“箭”握“弩”的手势上已经看出；整个身体的重量，大都压在那只踮起脚尖的右脚上，因此，我看到的那只鞋子——除了踮起的脚尖，鞋子的大部分离开了地面，这样，我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只鞋的鞋底了。鞋底很厚，很结实，自前脚掌起，到脚掌心，再到脚掌跟，疏密有致的针脚，工工整整、一针一线，纳进了那个秦代女子的多少心思与工夫？
没有人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发问，连我自己也觉得近乎荒谬，只在心里想过，不可以从我嘴里说出，现在说出它，是为了证明我完成了我渴望已久的西安之旅，到过兵马俑遗址，并仔细注视过一只鞋子的鞋底。
然而，那只鞋底作为这件雕塑本身的一部分，与其他众多的俑一样，仍然是陶，它们都是两千年前那个地方黄褐色的泥土烧制的陶。
鸿门之约
举办的地点可以确定：在西安临潼新丰镇鸿门。宴会举行的时间也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06年冬天的那个上午。但赶赴这场酒宴的路途那么遥远，我必须乘坐K708次列车，自我的居住城市安庆出发，一路风尘仆仆要途经合肥、叶集、固始、商城、西峡、商南、商洛等十八个城或镇，赶到临潼新丰镇时，已是今年夏天的某日下午。
今年是公元2011年！
毫无疑问，这场宴会已经结束，并且是早已在两千多年前冬天的那个上午就结束了。精心摆设的筵席已撤去，青铜利剑的格击声也已远去并消逝；吃过这次筵席的人，不管他是英雄还是枭雄或谋士，都因为时光如水急速地流逝，而一去不复返，只能成为史书中的一段记载。
在刚才转乘的公交大巴走出西安的车窗外，我看到的是与我居住地安庆不同的地貌。一马平川的大地上，树木很少，粗壮一点的树是槐，或圆柏，可那些槐树还没有在这个夏日里开花，它们寥寥可数，一棵或三两棵地生长在道路边或田地里。但车行至新丰镇时，地形却有了改变，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塬”，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此时，我来到了“鸿门宴”遗址——它就屹立在我非常陌生的西北地貌的那一个“塬”之上，有微风吹过，抬头望天，我感到了塬上的我离天空更近了；军帐中，我看见那些参加宴会的人还没离去，他们身着鲜艳且厚实的秦朝上衣下裳，与今天炎热的天气无关，仍然停留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里。
在这个下午，我感到了离我非常遥远的那个冬天的寒冷。是的，那天下午，我在一个叫鸿门堡村的地方就这样想过：公元前206年西北的那个冬夜肯定异常寒冷，失陷的秦都咸阳城郊外的风好大，刮了一整夜；雪好大，下了一整夜，天亮时，已是满视野的白，白得耀眼，因而，中国历史上那一桌最着名的筵席，在客人刘邦到来之时，已没有了刚刚摆上台面的蒸腾热气，他所能嗅到的，只是冻在空气中若有若无酒的香气，而这一丝丝酒香却又被军帐中巨大的杀气包裹着，席间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致使刘邦不得不中途借机逃离了鸿门——这个如同死亡之约的宴会。
这并非是历史记载中的事实，而是我依据《史记·项羽本纪》所想象的那个宴会的背景和场景。那个宴会的头一天晚上到底刮没刮大风、下没下大雪，司马迁并没有记载，其他史书也没有记载、也不会去记载，因而我只能用想象的方式，将“刮了一夜的大风，下了一夜的大雪”这句话作为背景给予那次宴会。这当然与我当时的心情相关，在鸿门，我感到了进入骨髓的那种寒冷。
其实，在这篇文字起始之时，我就向自己强调过，这场宴会早已结束，并且是在两千多年前冬天的那个上午就结束的，因此，我不可能进入这次宴会，我能进入的只是那个宴会的遗址。很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和很多人为什么如此渴望地要来到类似“鸿门宴”这样的遗址？难道来到新丰镇鸿门宴遗址，我就能走近或者走进历史深处去亲眼目睹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那次宴会？
军帐中的项羽、项庄、项伯，还有刘邦、张良、樊哙等人对我的到来始终视而不见，对我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吭气；摆在他们面前的酒食也不见一丝热气，因为他们和它们都是泥塑的人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