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题目本来是“源于生活，能够高于生活？怎样高于生活？”文章写好了，题目却换了。先把老题目的题意破解破解。“源于生活，能够高于生活？怎样高于生活？”其实是从“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句着名的文学语录翻出来的。这句文学语录我们耳熟能详。生活之于散文的源头关系似乎也从来不证自明。但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这句话都参透了呢？而且这句话本身存在不存在可以挑剔、可以质疑的地方呢？说文学源于生活，我们姑且假定这个前提成立，那么当我们开始捉笔为文的时候，我们想过，对于文学之源的生活，我们究竟知道多少？我们能够说出多少？我们能够没有顾忌和禁忌说出多少？这些是不是问题呢？如果把这些损耗计算上，我们还能果断地说，源于生活的文学就高于生活吗？退一步讲，即使没有损耗，如当今许多散文家所说写的“原生态”“原生活”，文学又在什么方面“高于”生活了？当然，我理解这句文学语录的深得人心处，是相信文学对于生活有巨大的表现力、概括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作家天生就应该是想象和思想的动物。因此，如果要这句文学语录成立，必须预先假定我们的作家心智是成熟的，是能够识得生活的假象和真相的；假定我们的作家不躲不藏有反思批判勇气的；假定他们的想象是飞翔着的，思想是独异的如此等等。可索诸四海宇内，我们有多少作家能堪此任？
我盘算着，在处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之上，写“真”生活而不是“伪”
生活应该是窥文学之门径，而以独异之思想想象性地穿越、反思生活则是达文学之高境界。且以前者观诸当下散文。不痛不痒不淡不咸可写可不写的生活差不多是我们散文的常态。当然这些起居注交往志十八扯的“山海经”可能是“真”生活，但这样的“真”生活往往抓不住时代的“麻经”，点不到时代的“穴道”。比如当下作家写了这么多的亲人和自己，如果要他们像鲁敏《以父之名》这样直面一个给她少女时代带来很多耻辱和伤害的父亲，像塞壬的《匿名者》这样不藏掖自己混乱不堪下落不明的生活，能不能坦荡得起来？比如当下散文写了那么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可有多少像桑麻的《滏阳河边的死亡》《一九九二年的暴力》那样正视我们习焉不察的冷酷和暴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曾经和他的前一代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一起发动了先锋的哗变。1990年代他们中间所谓的“晚生代”又和后一代的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用或妖娆或粗粝的身体作本钱楔入时代，成为时代欲望化场景中的一部分。现在，这些叛逆者正在变得世故、圆滑，中产阶级明哲保身的庸俗恶习正腐蚀着他们的心灵。他们避世、逃世，书写着新时代的贵族文学和山林文学。他们对现实失语，甚至连身体也睡着了。因此，当此时，在生活面前，我们需要不躲闪，不世故，简洁而坚硬地对现实亮出了锋利的解剖刀，也对自己亮出了锋利的解剖刀。唯其如此，也才能指望散文“源于生活”。
当下散文在处理文学和生活关系上的问题还不止是装腔作势躲躲闪闪。
更大的更普遍的问题是“贴标签”。散文家罕见“异见领袖”和“私想家”，有的是大而化之的“标签党”。比如写到城与乡，言必“城”为人间地狱，“乡”
为田园牧歌；比如写历史，逢正必反，逢邪必扶，所谓历史就是“乾坤大挪移”，文化散文玩成文化把戏；比如写童年，必今不如昔，哪怕是前改革时代的中国乡村，物质匮乏得鸟去，也精神充盈得勃勃。可是我倒想，当下中国乡村固然一派颓败到“废”，但像林白的“神灵犹存的村庄”是不是也是一种“真”生活？林白说：
乡下新盖的房子还没粉刷，我们就赶来住上了。
门口槐树挂着一幅毛主席像，树干因为总拴牛，树皮蹭掉了一块，是白的，主席像和这溜白树干上下连成一体，早晚猛一看，十足像一个人站在树下，让你心里一凛。
听乡邻说，在建屋工地上挂主席像可以辟邪。
……
太阳真的下山了，花生的叶子有些发潮，夜岚在山野间铺了薄薄的一层，各户的炊烟升起来，是浓的，也是有草的气味。
……
紧邻有小学校，却荒废了，大铁栅栏锁着。站在门口看到荒草赶着操场，眼看就快要长满所有的空地。学校盖得很漂亮，是黄色琉璃瓦屋顶，像亭子似的六角形。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一所空学校。
孩子越来越少了，许多孩子跟父母在打工的城市上小学，到读初中的年龄才独自回家乡上中学。
路边芭芒最高，锋利的、疯狂的，炸着长，我们走小路时要倒着走，以免芒叶划伤。
人说现在的植被比六十年前要好，因为不烧柴草了，主要烧煤气和太阳能，又因为牛少多了，要不然，牛早就啃光了，哪里还有这么高的草。
可见大自然也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对世界，其实所知甚少。
……
我问她：鬼在什么时候出来呢？
木珍肯定说，鬼是中午十二点出来，白天就到山坳里，晚上到家里来，天快亮时鸡一叫鬼就跑了。麦子黄了鬼也要出来，叫“麦黄鬼”，鬼它也知道要收麦子了，它从墙上伸出手来要吃的。
（林白：《新屋手记：神灵犹存的村庄》）
今天的散文写乡村都乐得簇拥到颓败的“乡村”，有多少人像林白这样关切神灵犹存的村庄。村庄神灵犹在，但我们都忙着去赶其他的时髦场子去也。再比如奢批都市也是我们今天很大很正义的声音。韩少功的《山南水北》
也经常把城市押上审判台：“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月夜》）“都市里的笑容已经平均化了，具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笑脸》）“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升浮起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致以及丰富”。（《耳醒之地》）“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扑进画框》）这些议论我们今天的大小文人几乎都能熟练地牢骚几句，但有几人像韩少功这样身体力行地先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劳动的”“乡下人”，然后再议论风生。因此，我们不能忘记韩少功非议城市的背景是：“坦白地说：我看不起不劳动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刚干上三分钟就鼻斜嘴歪屎尿横流的小白脸。”“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没着没落的心慌？会不会在物产供养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我要劳动在从地图上看不见的这一个山谷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我们要恢复手足的强健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的大口喘气浑身酸痛以及在阳光下目光迷离的能力”，“劳动就成了一个火热的词，重新放射出的光芒，唤醒我沉睡的肌肉”（《开荒第一天》）。因此，和大多身体灵魂不在场的奢谈家比起来，韩少功至少有一亩三分泥土可以扎根坐实。
鲁迅在《破恶声论》说过一句话：“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急也。”
伊藤虎丸先生对“伪士”曾经做过细致的疏解。我在尾崎文昭的《二十一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里看到了伊藤虎丸写的这两段：
“伪士”之所以“伪”，不在其说之旧，恰恰相反，在其新。
其论调之内容虽然是“科学”的、“进化论”的，然而正因为其精神是非“科学”的，所以是“伪”的。……鲁迅不问思想之新旧和左右，唯问精神态度之真伪，有无自己能创造新事物的精神。所谓“伪士”，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缺乏精神的知识人”。（《初期鲁迅的宗教观》）
鲁迅所说的“伪士”，其论议内容本身是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确信，唯顺大势而发声；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的内心或民族的根源。（《亚洲的“近代”与“现代”》）
说当下散文“伪士当道”可能危言耸听。但事实上，我们的散文确实缺少“异见领袖”和“私想家”。没有“异见领袖”和“私想家”，生活将不“生活”，又怎能谈得上“高于生活”呢？因此，要使得当下散文有点气象，我认为首先要将“伪士”们打回原形。白骨精就是白骨精，装什么村野美女蛊惑人。写此文的时候我忽然在我博客上看到我2008年写的一篇说“假隐士”
的短文，倒可以挪过来“影射”下当下散文中的“伪士”们。话说：
我住的地方是一所有了百年历史大学的老校区。树大风小，却阴翳得清凉。因为本科生都去了新的校区，到了夜深，这都市的小山林，很聊斋。少年时读聊斋看的就是那些曼妙的小狐狸。唉，好不容易住了一个很聊斋的地方却没看见一只狐狸。狐狸没有，猫倒是不少。是没有主子的自由的猫。我想，大街上无主的猫才是流浪猫，而这里的猫则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腔调。因此以猫眼看小山林当是隐士悠然见的南山吧？所以，这老校园的猫一个个都养成了隐士的派头，或者花前，或者廊下。因此，当今年第一场雪来临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这帮隐士的欣悦。可是后来这雪大得离题，隐士成了寒士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些自由主义的猫们怎么过冬？我几乎每天回来都看见他们缩着脑袋躲在楼梯的拐角。
女儿每天出门都把家里的面包顺出去给它们。而它们也似乎没有了隐士的严整，开始把生活弄得很潦草。放在以前它们肯定不这样的，就是在垃圾袋里掏出半个鱼头，它们也吃得很布尔乔亚。我说这些，是因为如果将猫比猫，那些大街上的流浪猫们怎么过冬呢？因为我看到，早春的阳光下，曾经潦倒的猫们似乎又开始找到隐士的感觉，在校园里猫行，它们好了伤疤忘了痛，它又“装”起来。而在今年的大雪后的春天，以前在深夜大街上经常看到的流浪猫几乎绝了迹。
这些彻底的无产阶级看来没有熬过上一个冬天啊。我是不是在说，就是有灾难，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的猫们肯定毫毛未损，就是隐士的猫们，放下尊严也可以混个肚圆。灾难也许只有对于那些真正无产阶级的猫们才是灾难。看借古说今的书看得多，其实站在今天看逝者如斯也有趣。呵呵，千万别上隐士当。
做一个有“私想”的散文家不是搏出位，那是娱乐明星的勾当。散文的“私想”恰恰可以是俗世、低调的。记得《万象》上曾经发过李锐的一篇短文《日本的隐私》，当时我抄下这一段：
神像前陆陆续续聚集起了人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互相依偎的年轻人，领着孩子的妈妈，其间还夹杂着不少打了领带拎着提包的上班族，大家很自然地排好队，耐心等着前面的人。我看见，每个人在拜祭之前，都先用一只水瓢在神像前的水桶里舀水，把清水一瓢一瓢泼洒在神像身上，然后双手合十来虔诚地敬拜祈祷。静静的暗影中每个人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看得出来，正是下班回家的时候，巷子里没有成群结队的观光客，来佛前祭拜的都是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普通人。一天的忙碌结束了，在卸下身上的疲惫之前，先来拜拜佛，把自己的希望和烦恼寄托在清水泼洒后的默念之中。
这样的祭拜，就和吃饭穿衣一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只不过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些石头上的青苔，就是被这一瓢一瓢的清水滋养出来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千百万次泼洒，千百万个祈祷。在永不停歇的凡俗的祈祷中聚沙成塔，古老的传统就是这样生长在今天的；瞬间的泼洒就是这样变成永恒的；不可能就是变成可能的：“无”就是这样变成“有”的；石头就是这样开花的。
我印象中，中国庙宇最多的是往神像扔硬币的善男信女。我没去过李锐说的日本法善寺。这世上也许只有清水让我们可以把欣乐和忧伤流淌到佛的世界。写散文本自俗世的快乐。做个写散文的“异见领袖”和“私想家”，当然不一定做“猛士”和“战士”。散文的“异见”和“私想”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瓢一瓢的清水浇到“石头就是这样开花”。
（《美文（上半月）》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