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情况后，他们还真是破例为我们腾出了两个备用座位。过了午夜才到达了波士顿，害得接我们的友人刘年玲也是不知等了多长时间。
睡醒一觉，再上机场，乘英航先抵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英航的空中先生极英俊亲切，服务周到。希思罗机场的四号站（国际站）也极宽敞。只是转机等了不少时间，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意大利的米兰。
贝拉吉奥是一个风景区，四面环山，中间是一条更像河流的狭长的科摩湖。山区一处建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研与研讨会中心。这里保留着古老欧洲的传统，每晚要正装集体用餐。这里喝番茄汁的时候要加沙司、盐与胡椒。
我最最中意的是湖。除与大家共乘游艇游湖外，我每天清晨起来先下湖游泳。以至一位美国学者向他人讲他的经历，说是他已经起得够早的了，下湖游泳，忽然远处出现了一个人头，把他吓了一跳，却原来是王蒙，起得更早，游得更远。
研讨的主题是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会议中人们对于中俄两国发展变化情状的比较很有兴趣。在人们说到亚洲、东方等概念时，与会的两位俄国学者则强调他们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他们的领土有多少多少万平方公里是在亚洲。他们的论据不由得使我想起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论战，关于苏联是否应该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中国说苏联是欧洲国家，不宜参加亚非会议。苏联说它有多少多少平方公里在亚洲，所以它必须参与亚洲事务。时过境迁，争论性质完全不同，论据不变。俄国学者争的是他们的改革模式，是为了论证他们的改革模式具有跨大洲的普遍意义，论证他们的模式虽然一时效果不佳，但最后，只能是他们笑到最后。这也使我想起中苏论战时期关于“苏联经验”的普遍性问题的争论。何必那么关心自己的道路的普遍适用性问题呢？中国干脆称自己的办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需要也没有冲动去推广自己的经验。
我没有兴趣去比较中国模式与俄国模式的优劣，各国情况不同嘛。只是《大块文章》中提到过的西班牙老大使，他在八九年离华改任驻俄大使，到九十年代后期又回北京任驻华大使，他说，他比较了两国的道路，相信中国的路子更成功。
我还有一个体会，公民社会啊，公共空间啊，这些提法都非常有意义，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这些名词毕竟来自欧美社会形态与社会政治观念，有些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对榫。而在中国，人们用的挂靠呀，对策呀，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呀，保持一致呀，统一思想呀，放宽政策呀，闯红灯（现在不提了）呀，松绑呀，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呀，站得住呀，通得过呀……之类的字眼，也不是欧美人弄得清楚的。又是我们不一样，Wearedifferent了。
贝拉吉奥的面条实在做得太好了。有些国人总以为天下餐饮笃定中国第一，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也是这样认为并论述的。这恐怕不能说得太绝对。一，西餐重选材与原色原味，明快清晰，并不意味着加工不足。二，西餐的乳制品、甜品、冷食以及番茄汁、鲜柠檬与柠檬汁的使用，葡萄酒的品类与质量，种种酒的香气，种种饮料的制作与供应，马铃薯的制作与种种鲜菜生菜的大量食用，直到某些特定的菜肴，如法国鹅肝、俄国黑鱼子、许多种类的牛排（包括肉牛的品种与饲养）大致优于中餐。三，中餐的爆炒（出了太多的油烟）及大量酱油与食油直到味精的使用，都有可以改进之处。四，我们的口味当然喜中餐。不等于西餐不如中餐。
当然中餐极重要，烹调是我们的强项。但也不可小觑西餐。例如意大利面条，含面筋比我们多，结实有力。做法也具特色。我吃的一次菜汁荞面条，拌一点洋葱花与橄榄油，足以令人销魂。那天芳想少吃一点，没有去餐厅，结果旅美学者李欧梵一个人吃了两份。当然，他到北京来时，我找他去新疆餐厅用饭，拉面条，他也吃了两碗，他再洋，学问再大，毕竟根在河南，他是河南人也。
研讨会的组织者是本杰明;李，他的夫人是小说家、北大七七届毕业生查建英，查的父亲是原北京市委学校支部工作科长、后来的社科院马列所领导人查汝强，查汝强的前妻钟鸿曾与我同在一担石沟劳动，是一个美女右派，文艺工作者。我们与他们的第一、二代人都是，也应该易于成为好朋友。
连来带走，五天，回到了哈佛所在地波士顿边的康桥大学城。
增长经验。因为这三个月是我们自己租的房子，位于中央广场附近的法耶特街14号。法耶特，即拉法耶，人们熟知的二战时期法国将军。我们租的是一间二层小楼的二层。三室一厅。所谓厅，把客厅、起居室、厨房、饭厅结合、连通在了一起，约有二十平方米，三室中大的有十二平方米，一个窄窄的双人床，真不知道人高马大的美国双人怎么样在上面睡，其次的大约八平方米，内放一单人床。更小的不过五六平方米，是电脑工作室。原主人是一名女教授，年近五十了，新婚，与先生去欧洲度蜜月，乃出租此房。她是左翼，是当地反对核武器的代表人物，曾去苏联，并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接见。
这一处房屋虽然不太大，但很实用。我们除了付房租，还帮她照料室内绿色植物。有趣点之一是，大门，二门（即通二楼的门），每一间房门，都有锁，房东并建议我们出门时所有的锁都要锁上，但全部只有一个钥匙，一楼是另一家，钥匙也一模一样。这就避免了例如听说一位领导分了房，同时掌握了二百多把钥匙多么麻烦。也避免了瞎黢黢地换一把再换一把，老是找不对钥匙。希望美国人的这个经验能被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适当参考。
只是按中国国情与心理定势，一把钥匙，谁能信得过呢？
阳台是六角形的，也可爱。走廊里是她与亲属的各式照片，如同家庭图片展览。她喜欢收集陶罐陶壶。她的电视机极其一般，尺寸也小。
哈佛燕京的院长时为韩南教授。我们在北京三联书店组织的活动中首次相识。他翻译过中国古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