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解释说，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境——煮沸的开水，但反应各不相同。胡萝卜入锅之前是强壮的，结实的，毫不示弱；但进入开水后，它变软了，变弱了。鸡蛋原来是易碎的。他薄薄的外壳保护着它呈液体的内脏。但是经开水一煮，它内脏变硬了。粉状咖啡豆则是独特的，进入沸水后，它们倒改变了水。“哪个是你呢？”他问女儿。“当逆境找上门来时，你该如何反应？你是胡萝卜，是鸡蛋，还是咖啡豆？”
你呢，我的朋友？你看似坚强，但遇到痛苦和逆境后，你畏缩了，变软弱了，成了失去力量的胡萝卜吗？你是内心可塑的鸡蛋吗？你先是个性情不定的人，但经过死亡、分手、离异、失业，是不是变得坚强了，变得倔强了？你的外壳看似软弱，但你是不是有坚强的性格和内心而变得严厉强硬了？或者你像是咖啡豆吗？豆子改变了给他带来痛苦的开水，并在开水达到华氏212度的高温时让自己散发出最佳气味。如果你像咖啡豆，你会在情况最坏时，变得有出息了，并使周围的情况变好了吗？
问问自己是如何对付逆境的。你是胡萝卜，是鸡蛋，还是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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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可有出类拔萃的追求，但不是一切追求出类拔萃者皆能成为真实的巨人。”
——金马
自负、骄傲的人易生气、爱激动，那么谦虚而沉稳的人呢？他们也同样会生气的，只不过，他们不为小事而发怒。谦虚、沉稳的人在知识和道德的熏陶下，已经有足够的修养来控制自己，让自己在小事以及礼仪举止方面体现出足够的风度。相比之下，他们比那些不注重个人修养的易怒者更明白事情的真相，有着更为清楚的处世原则。他们要么不发怒，一旦发怒，必然做出惊天动地的行为来。
华盛顿这个性格最温和、这个几乎与生气、暴躁绝缘的人也会愤怒吗？答案是肯定的。温和并不等于无原则，华盛顿与同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一样，心中最珍视的原则是——自由。
1769年4月5日，华盛顿在给梅森的信中说：
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毒手，而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争议。
为了保卫与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这就是我直截了当的意见。但我想补充一点，即武器……应该是最后手段，就是最后一件法宝。向国王请愿，向议会陈诉，据说都已无济于事。抵制他们的商品，断绝他们的贸易，能在何种程度上使他们回心转意，重视我们的权利，尚待一试。
他决心把他的不平之气倾泻出来，付诸行动。
1771年1月1日，华盛顿在给罗伯特·莫里斯等人的信中说得更清楚了：“我将时刻记住，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才拿起武器；一旦获得自由，首先要弃置不用的也应该是武器。”
一个温和无比的人终于忍无可忍，要拿起武器战斗了。华盛顿于1775年6月15日被推选为陆军将军兼总司令，开始了他伟大而光辉的历程。
生气的建设性意义正在于他能成为你行为的动力，成为你为目标而奋斗的催化剂。无论是为了国家怒斥卖国者，还是为了人民高呼自由，都显示出他的正义性与号召性。当这种情绪在大众中传播，他会形成真正的力量，使糟糕的现状得到改变。
华盛顿自己说过，思想懦弱的人，常被灾难征服；思想伟大的人，则往往乘机奋起。在正义、真理、自由这些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喜怒哀乐显得不足为道。
有些时候，我们不应该沉浸于自己的个人情绪之中，我们的胸中应该把这些宏伟的原则放在首位，那才是我们应拥有的做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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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一个人都应当作为人而受到尊重，但任何人都不应当作为偶像受到崇拜。”
——爱因斯坦
性格、气量以及个人修养上的原因是导致人们经常生气的主要因素，这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生气和思想观念无关。因为即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思想观念上再不一致，他也不会因刻意维持一致而做出恶意的攻击行为，无论如何，思想观念是个人看法的事，并不涉及人身利益，双方并无原则上的冲突。
可是，当一种坏思想侵蚀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的和谐秩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坐视不顾了。爱因斯坦却是这为数不多的一位。尽管爱因斯坦沉迷于科学思索中，不问世事，但他的政治观念却非常鲜明，而且这种民主原则是不容侵犯的。
20世纪50年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日子，这股恶浪浊流把科学梦想小屋内的爱因斯坦惊醒了，他对此十分义愤，他决定挺身而出，担当起一个人权斗士应有的责任。他参与的最有名的案件是弗劳恩拉斯事件。弗劳恩拉斯是纽约布鲁克林詹姆斯·麦迪逊中学的英语教员，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认为他是“不安全分子”，要他到委员会去作证。弗劳恩拉斯根据宪法的人权条例第五条，拒绝前往作证。结果被开除教员籍。他向爱因斯坦诉说了案情，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经过沉思后，给弗劳恩拉斯回了一封信，并授意可以发表他。他在其中说：“我国知识分子今天所面临的现状非常严重。反动的政治人物利用外来危险为借口，已经向公众灌输了对知识探索的怀疑。在初步成功的基础上，他们现在又着手要镇压教学的自由，并要剥夺那些不愿俯首帖耳的人的工作职位。对这种丑恶行径，知识分子的少数派应如何对付呢？我认为只能采取甘地式的不合作主义革命行动。凡被召至国会委员会作证的人应当拒绝作证，他应当做好坐牢和经济破产的准备，也就是为了我国的文化福利而牺牲自己的个人福利。”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引起了轩然大波。《华盛顿邮报》责问道：“如果人们都听从爱因斯坦博士的劝告，宁可坐牢而不愿作证，我们的代议制政体岂不要瘫痪吗！”
对这一质疑，爱因斯坦决定给予坚决回击，他在1954年3月14日《纽约时报》上作答说：“在原则上讲，保卫宪法权利是人人一样的。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点特殊，因为由于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他们对公众舆论的形成产生特殊强烈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想误导我们接受威权政府的人特别注意知识分子并要胁迫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就特别要尽他们的重要责任。对任何违犯宪法权利的图谋，我认为，拒绝合作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选择的斗争方式。这样的科学家理应值得我们终身纪念，正如周培源博士在纪念爱因斯坦的一次会上所说的：“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学习他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坦白胸怀；学习他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故意生气，以让世人明白我们的立场与需求。但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愤怒的力量来源于人人兼有的道义，来源于普遍的不公，来源于为大众着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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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我的生命受到了什么人的忽视便失去了他的价值。”
——泰戈尔
自尊、自重和自爱，使得乔丹和其他行为放纵的NBA球员区别开来，并赢得世人的尊敬。可以说，强烈的自尊心是乔丹最神圣的个人原则。
在1985—1986赛季结束时，乔丹的左脚有一点儿微伤，公牛队经理克劳斯对乔丹说：“你是公牛队的财产，我们有权告诉你，你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这一句话足以冒犯乔丹神圣的个人原则，他有些恼怒，但是，良好的个人修养使得他控制了自己的脾气。在自传中说：“他们说，如果我去参加任何比赛，他们将处罚我。我回答说：‘你们不能控制我的时间，夏季是我的时间，每年8个月我为公牛效力，但我不是任何人的财产。’几周后，他们听说我要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场球赛。当我到拉斯维加斯后，克劳斯送来了一个小条说：我们知道你不会参赛，但如果你参赛，我们将处以最高的罚金。我火了。我到场上一看，见到克劳斯一帮人正在前排座位上，他们是要监视我。这时，北卡罗莱纳队正在更衣室更衣，我走进更衣室说道：‘给我球衣。’我参加了比赛，他们真想罚我，但我有‘为爱打球而打球’特殊规定的保护，他们未能得逞。克劳斯一帮人把每一个人都当作可吃的肉一样对待，他们也想这样对待我。”
乔丹继续写道：“我从来不是为金钱而打球的。但对某些人而言，钱永远是一个问题。对杰里·劳恩斯多夫，公牛队老板而言，钱永远是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的是我的自尊心，他不能触犯的正是我的自尊心。我有我的自尊心，不管人们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能改变我的自尊心。”
乔丹发火了。他以自己的行为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并取得了成功。
自尊心是一种美德，是促使人不断向上发展的一种原始动力。莎士比亚的名言是：“假使我们自比于泥土，那我们就将真的成为被人践踏的泥土了。”又说：“没有自尊心的人，即等于自卑。”自卑的人，常常安于现实，安于平庸，不求进取，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实际上生活所赋予你的，并无不如人的地方。只要你能自我发掘，自我奋斗，只争朝夕，绝对有所成就。所以能自尊的人，决不会自卑。
一个人的外表可以很温和，但一个人的内心却一定要刚一点。自尊是自我规矩，自我规矩便能刚能柔。自尊心的主旨是使你自己瞧得起自己，明了自己所得之于天地，并不少于任何人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