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以后将无数次出现在文件和文章中、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字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把改革比做春风，如同把女人比做鲜花一样，尽管显得千篇一律、缺乏创意，但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更富表现力的词语。
“吹面不寒杨柳风”，改革开放就是一股暖人心脾、革故鼎新的春风。它迎来了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一个古老的民族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谱写春天的故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农村，改革大幕从希望的田野上拉开；在城镇，个体经济的幼苗悄然破土而出；在南方，国门率先敞开迎接外面的世界。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水与探索。
人们向往春天，因为春天是温暖、明媚、浪漫的；人们歌唱春天，因为春天充满朝气、生机、希望。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春天播下种子，洒下汗水，从此步履匆匆，虽不轻盈却坚定有力。目标在前方，吃苦耐劳的赶路人就不会在乎山高水长。
1979：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
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将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评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邓小平第三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序言中这样说：“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弘、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作为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期刊，《时代周刊》在全世界发行，有世界“史库”之称。从1976年1月到1997年，邓小平先后8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曾两次被该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即1978年和1985年。在美国《时代周刊》85年的办刊历史中，除了邓小平之外，同一人物两次当选年度风云人物，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国家领导人。
这一天，《人民日报》的文章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头版头条：《??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亲爱的台湾同胞：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
报眼位置：《国防部长徐向前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这一天，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早上7点半，五星红旗迎着晨风冉冉升起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中美两国人士一片欢腾。晚上，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式开始交往，这意味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近30年的中国，开始校正前进的罗盘。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首词《沁园春元旦·中美建交》这样写道：
华国文章，又增新页，中美敦邦。望台湾海峡，一衣带水，太平洋上，万里波光。日暖亚洲，风流天下，总赖东君有主张。曾记否？掷银球小小，转动玄黄。
人间正道沧桑，对风物长宜放眼量。想后之视今，犹今视昔，今之视后，岂可守常。寄语草山，孤悬难久，千万台胞尽北望。看祖国，为宏图四化，八亿翱翔。
邓小平在发给美国总统卡特的电报中说：“中美两国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期待着本月底访美期间同阁下会晤，并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给美国人民。”这是一个早春的约会。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让人心生感慨的还有一位68岁老人的散文《春归燕园》。17年前，季羡林先生曾写过一篇颇为轰动的散文《春满燕园》，歌颂北大的春天，深受师生的喜欢，然而这篇文章却让他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如今，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以知识分子的直觉，感受到真正的春天来临了，他难以抑制兴奋和欣喜之情，又拿起笔来。
春天又回到燕园来了啊！而且这个春天还不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北京，不限于中国。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弥漫全球，辉映大千……它还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它将存在于繁花绽开的枝头，它将存在于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将存在于辽阔的万里霜天，它将存在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一年四季，季季皆春。它是比春天更加春天的春天。它的踪迹将印在湖光塔影里，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将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
多年后，季羡林回忆：“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一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1979年1月29日，正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上午10点，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美国白宫的草坪上举行。如约而至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并肩站在红地毯上。卡特在欢迎邓小平的致辞中说：
“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美国总统以如此高规格的仪式欢迎一位副总理，在世界外交史上极为罕见。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说：“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曾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我感到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
在当天的日记中，卡特如此描述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他个子不高，但坚韧、睿智、坦率、有胆识、风度翩翩、自信、友善，这些品质都非常吸引我，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多年以后，卡特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与中国建交是其作为美国总统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最英明、最正确的决定”。
2月5日，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题目是《邓来了》。邓小平访美，在美国掀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美国政府特地租用了两架大型客机供200多名新闻记者跟踪报道，美国主要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无数美国人首次近距离地看到了中国的形象—朴实而睿智。
在肯尼迪中心，卡特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邓小平听罢，深深为之动情，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演出的美国儿童，此举让许多美国观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牛仔竞技场上，邓小平戴牛仔帽的举动，更成为中美观众难忘的记忆。
在8天的时间里，邓小平先后参观了美国东南部工商业重镇亚特兰大、航天城休斯敦，以及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中心西雅图。在西雅图出席午餐会时，邓小平发表讲话：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走出国门，邓小平体会到了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同时，他的出访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体会到了飞速发展的时代浪潮和自身的落后。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与世界几乎完全隔绝，市场上没有外国商品，图书馆里没有外国期刊，工厂里没有国外新技术，对外科技文化交流近乎停滞。“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事。不借外债，特别是不向西方国家借债，为的是不丢中华泱泱大国的“志气”。
20世纪70年代末，一位日本记者访问重庆炼钢厂，看到两台轰鸣作响、轧制钢板的机器，其中一台写着1887年生产，另一台写着1905年生产。日本记者以为标签的年代写错了，一打听才知道这两台机器是清末张之洞从英国引入汉阳兵工厂的。而此时，日本的钢铁厂已经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生产，日本科学家发明了人造血；英国已经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美国，世界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苹果Ⅱ型已经投入使用，二十余年后，这个领域将变成一个近万亿美元的大市场。
刚从“文革”梦魇中走出的中国，百废待兴，一切尚处于无比艰难的起步阶段。10年里，中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不到20元钱，大约有两亿人还不能够吃饱饭，城市职工一年不过几百元工资，而且在不断下降。1974年和1976年，中国两次出现财政收入负增长。
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不到世界贸易总量的8‰。中国几乎没有外汇储备，在一些地方，外贸谈判被看做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谈判桌上要专门设立“前线政委”。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差距一目了然。有人说：中国再不学习，又要当亡国奴了。那么，怎样缩小差距，奋起直追呢？在访美的1月31日上午，邓小平接受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说：
“中国人民深信，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年的春天，的确成为中国人记忆中的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
十二大：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回望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蓬勃生长。
1978年6月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观察到，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中国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卷发和电烫发型开始流行，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1979年，在首都机场新建成的候机大厅里，一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出现女性正面裸体，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争议。有关人员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好心地用木板把她们遮挡起来。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当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1980年，《庐山恋》首映，片中张瑜在郭凯敏脸上像小鸡啄米一样轻轻一“啄”，被人们称为中国银幕第一吻。这部电影成为当时全国影院中最热门的电影，据说万人空巷只为睹这一吻，只为体验那种脸红心跳的感觉。《庐山恋》似乎教会了一代人谈恋爱，之后的情书中人们不再只是谈工作，谈理想，最后互致“革命的敬礼”。电影公映后曾有过争议，但慢慢地，恋人间牵手逛街，模仿电影中男女主角接吻，成了潮流。片中张瑜的服装换了43套，远远超过后来《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3套旗袍。年轻观众开始模仿，大大改变了之前单一、灰色为主调的服装色彩，大众的审美经历了一次启蒙。
人们普遍感觉到初露的曙光，然而对于前方的道路依然迷茫。1980年3月，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星星》诗刊，一位诗人以忧郁而又炽热的心灵，写下了一首只有短短两句话的短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这首短诗，有一个平淡却由此堪称惊世骇俗的名字：《一代人》。据说，这首诗是诗人晚上辗转难眠时在黑暗中写在墙上的。
这首只有两行的小诗，发表后震动了整个诗坛。它运用隐喻的手法，在浓重的黑色背景上凸显了一双不同寻常的“黑色的眼睛”，象征了一代人的觉醒。它暗示了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那些在荒谬现实中扭曲着成长起来的一代，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埋藏在内心的潜能爆发出了顽强求索的精神……这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雕像。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使《中国青年》创出了它的最高发行量—369万册。
在信里，北京的两名青年以“潘晓”的名字诉说着很多青年共同的困惑：“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中国青年》还专门为此文编发了编者按：“了解这十几年沉浮变迁的人们，都不难理解青年们探索人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这篇文章旋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在讨论人生道路问题的背后，同样体现了刚从“文革”走出的人们精神世界的迷茫状态。讨论中，人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触动，开始摒弃传统空洞的说教，正视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两年后，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舍身跳入粪池救了一位农民，再次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大学生自我价值的讨论。
这就是那个既满怀憧憬而又迷惘失措的年代的写照，人们的心中既有告别过去的喜悦，也有对于未来的企盼、惶惑。此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错乱现象，在社会上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北京西单路口，一段灰色的墙壁上张贴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少数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借此大肆贩卖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人权，大肆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政体。“西单墙”表现出的错误思潮，在党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思想领域的不良动向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注意。1979年3月30日，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指出：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后来被人们称为立国之本。若干年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位一体，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虽然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但历史是非的清理并没有完成。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开门见山地向邓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这句话的背后，传达的是一个世人皆为关心的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
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永远保留下去。
“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事实上，在回答法拉奇问题的时候，中央正在组织起草一个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历史性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