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于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现代人似乎已经完全被纳入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逻辑中。我们已经无暇再去欣赏“小桥流水人家”式的田园浪漫，更没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闲适和从容。困惑、焦虑几乎遍及社会的边边角角，一切都是那么浮躁，那么的急功近利。含蓄、朦胧、耐人寻味、值得咀嚼的深沉之作已经被人束之高阁，而随手拿起的则是一张报纸、一本杂志，如饥似渴地吸收里面的信息养料。于是，快餐成了今天人们的一种时尚，而作秀则成了最快的成名捷径。总之，投入了，就要看见结果，或者心急如焚地等待着结果的出现。
七、休谟的难题
18世纪30年代，24岁的休谟在其代表作《人性论》中，记载了他的堪称人类伦理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面对善恶（价值）等道德问题，以理性为特征，以客观事实为对象的自然科学是无能为力的。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问题与道德关系不同，前者是“是或者不是”的事实问题，后者是“应该不应该”的价值问题。道德关系既然不在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诸多关系中，也就不可能从那些关系中推导出来。也就是说，科学可以解决“是或者不是”的问题，但却解决不了“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休谟难题”。这个看似“是”和“应该”的问题，休谟以前的所有哲学家几乎都未加重视，却被休谟发现了。休谟认为，在以前的道德或价值理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跨越，即从“是”或者“不是”为联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联系词的价值命题过渡，而且这种过渡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缺乏逻辑根据。
比如，枪发明了，如果用于对付威胁人类的猛兽，则是有益的；如果用于杀人放火，对人类则是有害的。那么，如何能保证枪的使用始终对人有益呢？这个问题，是枪无法回答的，而唯有靠我们人自己。就拿艾滋病来说，人类有一天迟早会战胜艾滋病，但是艾滋病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即使人类有一天战胜了艾滋病，肯定还会出现更加恶劣的疾病来折磨人类。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要对付人类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科学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正如一位中国的长者曾经对《东方哲学的故事》一书的作者贝克所说的：“在你们西方人眼中，用一小时而不是三天时间到达某个地方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我们东方人所关心的是你到那儿要干什么。”
休谟说，人之所以优越于动物，正是因为人能够发问“应该如何”的问题。动物无所谓“应该”，只有必然。动物永远不会追问“我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只有人会。动物的生活方式早已经通过遗传先天性地决定着，而人却是尚未定型的，充满了选择的空间。所以说，“应然”问题来自于人的自由，来自于人的自我意识。动物永远不存在“选择”问题，永远也不会面临着“你女朋友和你妈妈同时落入水中，先救哪一个”的问题。正因为人挣扎于动物和天使之间，才有了选择的空间。正如卢克来修所说：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在你自己。黑格尔说得好：“唯有人是善的，因为只有人才可能是恶的，善和恶是不可分割的。”动物根本不存在善恶问题，完全依靠遗传的要素必然地生存着。
在哲学上考察，所谓的“休谟难题”其实就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问题。事实中推导不出是否应该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杀猪是应该的，而杀人是不应该的？后来的希特勒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应该是优等人种的天下。犹太人都是劣等人种，他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完全就是拖累，应该全部杀光。正因如此，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向犹太人挥舞屠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愧疚，而是一脸的冷静。且不说犹太人是不是劣等人种（事实证明，犹太人的智商是全球最高的），难道是劣等人种，就应该全部杀光吗？这种跨越，就是休谟所说的从“事实”向“价值”的跨越，从“是”向“应该”的跨越。
八、天人合一
海德格尔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继康德之后最著名的哲学家，其学说在哲学史上占有主要地位。他的学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其以一种特殊的运思方式进入了哲学。在他的哲学中，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界限开始模糊，进入了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西方哲学史上，海德格尔反对通过认识论进入哲学本体的做法。在他看来，哲学的本体“存在”根本就不是一个认识的对象。几千年来，哲学家们都在追问“存在是什么”，岂不知，这种询问方式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它的不恰当之处在于误导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不由自主地去寻找能够规定“存在”的那个“什么”。正是在这种思维定势中，历史上才有了眼花缭乱的存在论思想。但是，无论是把“存在”规定为水、火、气，还是界定为理念和实体，都不过是把“存在”偷梁换柱成了“存在物”。这些“存在物”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只不过是抽象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因此，这种追问方式一直笼罩在认识论的阴影之下，从来没有和“存在”真正照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从理智思辨的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而非仅仅是细枝末节上出了问题：“形而上学从未在什么地方解答过存在的真理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探究过这个问题。它之所以没有探究过，是因为它思维存在时，只把存在当做存在物来想象。它指的是整个存在物，谈得却是存在。形而上学的陈述，从其开始，到其完成，都是以一种以奇特的方式完全把存在物与存在混淆了。”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物都是现成的、僵死的，但它的“存在”却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显示意义的过程。就拿一把锤子来说吧！它就是一把锤子，是一个存在物。但是，它的“存在”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比如，我们拿它去钉一个钉子。你如果想领会锤子是什么、钉子是什么，你就不要去“认识”“打量”那个锤子和钉子，你需要转换态度，去“亲近”锤子和钉子，去哼着小调用锤子钉钉子，去倾听锤子钉钉子过程中发出的悠然的回响。你在使用锤子和钉子的生活过程中，就领会了锤子和钉子的存在。你如果不这样，停顿下来，去思考、反思你究竟是如何扬起锤子，究竟如何对准钉子，你就离开了锤子和钉子本身，锤子和钉子的存在就从你的身边溜走了。
再比如，梵高笔下那幅描绘一双农鞋的油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就是一幅画。如果我们可以将其从一个画展拿到另一个画展，就像我们运输煤炭和木材一样。我们仅仅将其看做一个“物件”，是无法领会其“存在”的。但是，当我们去欣赏这幅画时，我们就会从农鞋那内部破损了的黑洞洞的敞口中，想象到劳动者步履的艰辛，想象到在寒风凛冽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脚步的坚韧和迟缓。这就是这双平常农鞋的“存在”，它在我们的“目光”下，一下子展现了它如此丰富的“存在”！
看来，追问存在者的存在，需要一个机缘。这个机缘就是人的存在。正是人的存在，将世界万物的“存在”携带了出来。正是在人使用锤子的过程中，正是在人欣赏那双农鞋的过程中，它们的“存在”才得以绽放。海德格尔说，人是最有资格追问存在的，因为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他就是“存在地”活着，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自己的存在，而不是将自己变成一个存在者。正如尼采所说的，“人是一个尚未定型的动物”。尚未定型，就是永远向未来开放，永远需要摸索，需要选择，需要承担。人在追问自身存在的过程中，也将万物带入了澄明。
王阳明也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之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以前很多人都把王阳明这种观点称之为主观唯心主义。因为只有人看花的时候，花才存在；人不看花的时候，花就不见了。岂不知，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王阳明怎么会连小孩子的智商都不如，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他的意思是说，人在没有看花的时候，花尽管是有的，但它并没有绽放出自己的存在，所以说是“虚寂”的。只因为那双欣赏的眼睛，花才显示出了它的意义和存在。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原本就没有美，只因为那双眼睛，才有了美。
人的存在，携带出了万物的存在。而万物的存在，也在阐释着人的存在。如果只强调前者，海德格尔德的观点不过是在老调重弹地强调人对于世界万物的意义。几千年前的普罗泰戈拉早就说过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其实，海德格尔的思想远非如此简单，因为人追求自身的存在，仍然需要以万物的存在为机缘。万物的存在不显示，人的存在照样归于虚寂。我们把万物当成认识的对象，当成奴役的对象，万物就会反过来报复我们，将我们变成一个物的奴隶。只有整个世界解放了，人才能真正解放。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就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正如鱼儿在水中一样。这是人的存在方式，逃不掉的。万物借人的存在澄明自身，人照样需要到万物身上领会自身，人在领会着万物存在的同时也在领会着自身的存在，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带着镜子。
哲人自然
早期哲学家思考的“自然”，并不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作为自然事物总和的自然界，那个时候“自然”的意义接近于现代西文中的“本性”，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最初存在的东西在运动变化过程中始终起作用，因此事物的最初状态或者是构成事物的基本要素，或者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缘由。照此看来，从道德上说，人是自然的主体；从存在上说，人又是自然的客体。
一、小国寡民
在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中，“自然”一词的意思是自然而然，并非指包括山水在内的大自然。事实上，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崇尚自然，他最终的愿望是希望能重新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在这个社会里，鸡犬不相闻，人们老死不相往来，没有过多的欲望，没有欺诈、战争和阶级。这是一幅静谧和谐的图画：
东南天际里启明星初升，这时天还没有亮。几所庐舍，东一所西一所地散落着，黑漆漆地，看不清轮廓。四周山川、树木静悄悄的，只有远处的溪流，随着微风传来一两声隐约的流水声。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东方天际抹上鱼肚白，庐舍、树木、山川逐渐清晰起来。有一家的公鸡打起鸣来，接着，远处哪家的鸡也附和着。更远处传来狗叫声，还有回声。
天大亮了。这家的女人到庭院抱柴。一会儿烟囱上冒起了炊烟。男人也出来了，扛起锄头，推开柴门在庐舍边的地里忙着。庐舍边有十来亩地，地边是茂密的野草、树木。再远处从草丛间看过去，还有几座茅屋，也是鸡犬声、女人、男人……
这些女人、男人，饮茅舍旁的溪水，种住所外的田地，烧田边地头上的柴草，一生活动在不过几十丈方圆的地方，无须与外面接触。正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认为，这才是人的自然、美好的状态。他还提出自然之道，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谈一个自然哲学，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想去给你描述自然的法则是什么样子的。生成宇宙万物的根源是什么，生成万物的过程怎样，他也描述。但老子主要的兴趣却不在这儿。他主要的兴趣是想什么？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希望以自然之道，以自然世界的本来法则来纠正人类自以为是的错误。人类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类的政治，一个是人类的日常的生活。
正如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一书前面的代序里说到的一样，“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纷争，如何使人们生活幸福安宁。他所期望的是：人的行为能取法于‘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政治权利不干涉人民的生活；消除战争的祸害；扬弃奢侈的生活；在上者引导人民返回到真诚朴质的生活形态与心境。”于是，在老子及老子以后的道家看来，要想防止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社会的异化现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而这种顺其自然的思想是通过老子提出的“无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很多人都误解老子思想中的这种“顺其自然”是一种消极、厌世思想的体现，他们多认为这种“顺从”就是对自然的一种放任态度，这或许是他们依字面的意思而下的结论。其实，老子的这种“顺自然”的主张，是他基于对“贵天法真”“与天为一”的概念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他所讲究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他反对人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对于按自然规律运行的事物横加干涉和改变。他认为人为地改变自然，不仅无益，甚至会将自然之物置于死地。因此，老子强调指出，人类应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他崇尚人们都要“返璞归真”，而在“返璞归真”这四个字中，尤其以“璞”和“真”为重点。“璞”，是未经加工的自然材料，保存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没有任何虚伪造作、掩饰包装，这是一种自然之美；“真”，是假的对立面，是人类诚实美德的体现。“真”总是与“善”和“美”联系在一起的，哪里有“真”，哪里就有“善”和“美”；同样，“假”总是同“恶”与“丑”联系在一起的，哪里有“假”，哪里就有“恶”与“丑”。所以，追求纯真，从本质上说就是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
因而，在老子看来，浑朴蒙昧、纯真稚拙的“无”才是涵养生命的真源，而心智发育由“无”而“有”的过程也正是人类背离道德、自我沦丧的异化过程。他推崇婴儿初生时的状态，说他们是“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此时，人的精气是最为完满，生命力也是最为旺盛、蓬勃的时候，而最终打破这种混沌且和谐状态的则是来自外界的“闻见之知”。人类“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增加，完满的状态逐渐消退；而人类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外境所异化的过程，也是他们消耗自身生命精气的过程。所以，老子在强调顺其自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顺应自然的方法——无为。所以他觉得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是一种自然纯朴的，就如他提到的“小国寡民”的状态。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是不以为然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真的是不切实际而又不近人情。稍微想一想也知道，这根本是永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但忽然有一天，有人看了电影《黑鹰坠落》。在这种战争片里，除了飞来飞去的弹药炮火，他确实看不到什么别的——开始还可以分得出谁是谁，渐渐地大家就全都血流满面，不知道谁死了谁伤了谁活着——将近两个小时，他或许就只能看到交战、流血、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