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朋友听说我要坐几天几夜火车去北京，发现我没有厚毛衣，说首都冰天雪地，羽绒衣内得穿暖和点儿才行。她找出一堆咖啡色的粗毛线。她织正身，我织袖子。我们一边织一边说话，披星戴月赶活儿，天发亮，一件厚厚的毛衣织成。火车是中午的，还有时间，她又要给我织一条围巾，不停地飞针走线。到我上火车时，脖子上系了一条围巾。
那时我青春年少，整个身体鼓满了渴望。面对北京，就像一只饿狼见了中意的食物一样扑了上去。第一天一口气就走遍了故宫的每个角落，然后直接爬到景山最高的亭子，这是北京城内的制高点，四下望去，整个古都一览无遗，气势恢弘。故宫一重重城门，一直到最前面的天安门，整齐得像棋盘。整个北京也是个大棋盘，东城、西城以中轴线相对。西北城外，颐和园、万寿山下湖面上，一座座白玉桥，尽是色亮瓦亮的建筑。
多年后，我写长篇《Ｋ－英国情人》，一对乱世中必然走到一起的异国男女的爱情悲剧。两人一起登景山看北京，女对男说：“登高好，登高不仅看得远，登高还阳光充足。”落笔之际，记起当年的我满眼风光。
那时不曾想过，日后行千里万里路，都会返回这座古都。窄长的胡同里传出老北京腔叫卖着冰糖葫芦，掉漆的木门，爬出院墙来的腊梅花，朵朵幽香，一切恍若旧梦。有一次到西山，注视着那山顶和寺庙顶端的残雪，我看见一列火车驶入北京站，一个少女一步跨上站台，东张西望，不错，她正是无家的、流浪的、年轻的我。
护城河边的古城墙差不多全坍塌了，阳光刺得耀眼。一位诗人朝我走来，他写《虹》时，不识我，我却能背诵他的一本本诗集。心中的布谷鸟已飞离，只剩下一根羽毛，在结冰的河上随风呻吟。
河上有的地方冰裂开了，我想踩上去。这种疯狂的自杀般冲动，使我的脸通红。他伸过手来，握着我说，孩子，记住，人要能忍，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那个下午，我们在古城墙边来来回回地走。他说自从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每次运动都遭到打击，爱情也抵挡不了命运的愚弄。政治圆得可憎，诗尖得无形，把脑袋里的筋击裂又重组，一次又一次。
他终日飘泊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有时到偏远之地一住就是一年。他说旅行就是艳遇，是黑塞教会他用艺术来填塞周身上下痛苦的洞穴。好在诗神没有像女人一样丢弃他，终于成就了他的一代诗名。
我这个异乡人在北京，因为遇上他，感觉北京没有寒冷刺骨。渐渐地，北京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成了一个象征。我日复一日想找一个妥当的词来比喻，又日复一日地抹去，皆不满意。一直找到二十多年后，我也没有找到。我不再写诗。
今天，我独自一人沿着那段护城河走着，也许整个北京城就只剩下这一段古城墙。太阳褪掉光环，在一片疯长的建筑群中，建国门、永定门倨傲之态如从前。他不在人世，已有好几个月了。他走得很安静，只有几个诗人去送他。如果我当时在北京，我会去送他吗？
我不敢说，我能去。
当年他说人生反复无常，生死更是如此。如果有一天我死，你得答应我，不必送我。
人生的确如此。没了他的北京，朝着天空生长的玫瑰改变了盛放的轨道，那个我寻找了许久的词接近了我，谢谢他，使我重新成了一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