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妄图使西藏独立的图谋，完成了对祖国大陆的统一，促进了和平协议的实施和国防的巩固。十四入藏之战概述入 藏之战
中共中央在做和平解放西藏工作的同时，也在军事上做着进军西藏的准备。因为和平解放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才有保证；解放军进驻西藏，既是对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英印帝国主义分子的打击，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同意西南局关于由18军担任进藏任务的请示，同时指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
1月18日，西南局即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1月24日，中央赞同18军为进军西藏的主力，以及刘、邓“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部队多路向心进兵”的提议，并批准了由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后又补充平措汪阶)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委组成名单。
1951年1月15日，在重庆曾家岩，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召见18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主要领导。开会时，刘伯承司令员先讲话，他十分严肃而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政委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后用兵均未成。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在宗教问题上，有其相当力量。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我需相当兵力，但力量过大，则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兵力确定人藏3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上1万，加强兵站线。为什么要18军干，主要由于干部问题。”
邓小平还为18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刘司令员和邓政委的讲话在18军部队传达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官兵对党和祖国赋予的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感到无上光荣，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及早踏上征程。
根据刘司令员和邓政委的指示精神，18军广泛进行了进军动员和形势政策教育，向干部战士讲清西藏社会的政治、宗教状况和风俗情况，教育大家按照这些要求，积极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进一步激发了部队的士气，为进军西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支援配合18军进藏，刘司令员、邓政委运筹帷幄(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后也是这样)，从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并于1月22日决定组成规模大、等级高的支援司令部(简称支司)。5月13日，刘、邓首长又决定支司与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合并成立，统一的支援司令部，由张国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交待18军进藏任务后，刘、邓接着又电示2野4兵团：“在14军进驻滇西北后，应即准备一个精干团，经德钦、科麦溯雅鲁藏布江西进，以策应与支援第18军解决西藏问题。”
这样，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就逐步走向了正常运行的轨道。
此时，西藏的情况异常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僧侣贵族统治黑暗，压迫剥削残酷。在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刘伯承、邓小平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和第一线指挥员，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秤上。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进藏部队：“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我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有决定意义的。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不久，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为我进藏部队颁布了训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2野战军于1950年2月15日联合发布了《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进军部队的共产党员及指战员们，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深刻认识解放西藏的伟大政治意义，团结藏族群众，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
18军军师首长从重庆接受任务回来后，立即将会议精神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进行了动员，所有进藏部队从1月底开始，就紧张地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发出了全力支援18军进藏的指示，并建立了强有力的支援司令部，专门负责支援工作；由工兵、汽车运输部队和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迅即开往雅安至甘孜一线紧张地筑路。
紧接着，18军成立了南、北两路先遣支队。北路先遣支队由52师154团、军工兵营组成，取道雅安、泸定、康定、乾宁、道孚、炉霍进入甘孜；南路先遣支队系53师157团，取道雅安、泸定、康定、雅江、理塘进入巴塘。
1950年3月18日，154团在乐山召开誓师大会，军首长给154团赠送了“先遣最光荣”的锦旗。2野党委号召“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各兄弟部队把最好的车辆、装备、骡马、衣物，源源不断地送到进藏部队。
一场伟大的进军开始了!
先遣队从乐山出发，出雅安向西不通公路，我军开始了每人负重六七十斤的徒步行军，一路上风餐露宿，翻越二郎山、折多山、松林山，于4月28日到达甘孜。
甘孜城座落在雅砻江左岸，海拔3000多米，风沙漫卷，非常荒凉。我军到达这里时，甘孜的社会秩序还不大好。国民党24军宣布起义后，有1个营还呆在甘孜，原国民党甘孜县政府的一批旧人员也还没有被接管，当地的藏族群众生活十分贫穷，我军又去了几千人。这样，吃粮就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我军从雅安出发时，每人带了三四十斤大米、干粮，沿途行军，已经吃得所剩无几。到甘孜后，部队出现粮荒。开始，我军由每日三餐减为两餐，再由两餐干粮改为两餐稀饭。后来，稀饭也没法维持，终于断粮了。在严重的粮荒面前，我先遣部队没有被饥饿吓倒。团党委及时发出“勒紧裤腰带，困难面前不低头”的号召，组织部队上山挖野菜。此时，部队还担负着修建甘孜机场的任务。大家把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草根煮来吃。有的草根尝着无怪味，但有毒性，战士们吃了全身发紫，脸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除了挖野菜充饥，还上山捕麻雀，捉田鼠。由于严重的饥饿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我先遣队把捉到的田鼠连皮带毛煮，之后又皮毛肠肚一起吃。尽管如此，我154团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更没有出现违反政策和群众纪律的现象。当时，河里鱼很多。但由于藏民把鱼当成神物看待，不吃鱼，我军在河边洗脚，鱼群就在脚边游动，也从来没有人抓鱼来吃。
不仅如此，先遣部队还照样坚持修机场，摘适应性练兵，维持社会治安，做群众工作，革命意志十分旺盛。率领先遣团来甘孜的52师吴忠师长还编了一首“甘孜一月”的歌。歌词是这样写的：
“不能忘呵不能忘，
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
我军刚来到，
千山万水补给难，
飞机空投一时接不上。
藏民生活苦，
我们渡粮荒，
挖野菜、打柴禾，
捉田鼠、捕麻雀，
满山遍野忙，
大家喜洋洋。
田鼠麻雀保健康，
吃不完的野菜晒干当存粮。
为了早日进西藏，
修公路来修机场，
又造船来又编筐，
藏民齐欢唱，
解放军来了拨开乌云见太阳。”
这首歌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艰苦生活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我先遣部队甘孜一月生活的生动写照。
18军首长始终关心着先遣队，每天通过无线电询问我先遣部队的生活，并不断申请飞机给先遣部队空投。由于康藏高原素有“空中禁区”之称，此时从国民党手中缴获过来的旧飞机的性能又不太好，因此，数次试航都未成功。
6月上旬的一天，甘孜空投第一次成功。当飞机在甘孜上空盘旋时，整个甘孜城都沸腾起来了。藏族群众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叫飞机为“天菩萨”。飞机空投的大米、饼干、花生，数量不多，先遣团的同志们就互相谦让，把粮食优先给驻在金沙江边的前卫2营。
度过“甘孜一月”的粮荒，大家身体很虚弱，指战员中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但全团上下进军西藏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团党委根据部队在甘孜的生活经验，还及时向全团发出了“生活高原化、康藏化”的号召。
由于是第一次到藏区，大家对藏族生活很不习惯。喝酥油茶就是一大难关。开饭前，大家排着队，一人喝一碗作为纪律执行，喝少了还不行。开始，不少人一喝就吐，有的人甚至一闻到酥油味就吐。这时，只见师长吴忠站在茶水锅前，带头先喝起来，并动员大家说：“没有生活高原化，进军西藏就要成空话。我们战胜了千百万敌人，这一碗酥油茶还不能征服吗?”那些闻到酥油味就要吐的人，自己捏着鼻子往嘴里灌，不久，部队都习惯了。
同时，部队还开展学习藏语的活动，一般的生活用语，大家很快就学会了。战士们还发扬延安精神，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买羊毛捻成线，学打毛袜子和手套。“生活高原化”的活动，很见成效。大家脸色红润了，身体壮实了，指战员们满怀胜利的信心，又将离开甘孜，去执行昌都战役的北路迂回任务了。 解 放 昌 都 后记后记
昌都，是西藏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昌都战役是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役，此役解决了解放军能不能进藏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我们一直坚持和平解放西藏这一主调，但西藏反动上层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对局势抱有幻想，他们以昌都为中心，以金沙江为防线，企图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我们在求和不得的情况下，才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6日开始，至24日胜利结束，聚歼了金沙江以西，类乌齐、恩达以东地区之西藏地方军和民团，计有西藏地方军五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大部、加上一些民团，其中有一个代本起义，共计5700余人。其中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西藏地方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其他长短枪3200余支，子弹58700余发，电台2部，战马约2000匹。解放军伤亡114人(包括渡江溺亡人员)。
昌都战役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预见，被喻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这次战役消灭了西藏地方军主力，给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以沉重的军事打击，粉碎了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的阴谋，促使他们迅速分化，上层中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遭到惨败，他们的头子摄政达扎不体面地迅速下台，西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陡然增大了。
按一般的军事原则，消灭了敌人的主力，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有保障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长驱直入，继续前进。但因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真实的，打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还是为了和平，所以在昌都战役后，从中央到昌都前线，仍是继续争取旧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进行和平谈判。经中央与各方的努力，终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得以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