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葆光呢，他一个人端坐在家中不停地抽烟，喝白兰地。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走漏了消息，军统局特务预先作了部署防范，那就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两位好友的生命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凌晨３点，门铃响了。邓葆光霍地站起来迎上前去，一把抱住两位好友，半晌说不出话。他给蒋、何满满倒上白兰地，几次为事情的顺利成功干杯。几天后，邓葆光自己也悄悄前往仓库查看，发觉有一部分木箱堆放的地方比较潮湿，便当场指挥人挪到干燥的库房，以免霉烂。他特别为这家私人仓库的地点偏僻、很不起眼而高兴。从外边看，完全是平常的住家，一点不像堆放货物的仓库，这实在太好了！
至此，这７万册图书可谓万无一失了。但是，在台北军统局本部的毛人凤，却更加气急败坏。一年前他得知邓葆光去港治病，自己正忙着退守台湾，无暇顾及，况且邓某早已列入军统精简队伍时吐弃的人员名单，自动离去正好求之不得。等到毛人凤在台北坐定军统局本部总头目的交椅，心惊胆战的时日暂且过去之后，便指示香港站密查东方经济研究所图书资料的下落和邓葆光的状况。不久便接到报告，称图书下落不明，邓葆光更名邓景行，在香港开商行。毛人凤再令严查图书资料，万不得已时找邓葆光询问。等香港站的特务们无计可施时，便写信命邓葆光到一家酒楼见面。这时候，图书已安全转移。邓葆光当然不作理睬，只以搬了一次家了事。几天后，香港站的一份急电便出现在台北毛人凤的办公桌上，电文云。
“查明邓葆光在香港名为开行，实已通“匪”。图书力查无门，传令邓葆光不作理睬，如何望训示。”
“娘卖×！”毛人凤又拍桌子骂开了，“老子要你的狗命！”
于是，在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２日那天，四个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出了向邓葆光连砍９刀的一幕。
乘运尸车躲过特务们的眼睛，邓葆光安然脱险，跨过连着两个世界的小桥
邓葆光安然躺在防护严密的圣玛丽医院的病床上，宝丰行却陷入了险境。
首先是香港警方以侦破案件之需的名义，派员搜查宝丰行。翻箱倒柜，一一盘查每个客商和工作人员，并禁止随便行动，更严重的是，宝丰行的前后门日日夜夜都有三五个陌生人在游动，显然是化了装的军统特务。客商们为免遭池鱼之殃，迁徙一空，宝丰行业务因之停顿。
最危险的莫过于蒋宝祥和何天锡了。他们要看守宝丰行或管理业务，给医院送饭食，照看邓葆光的幼子，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是，长此下去怎么办呢？单靠邓葆光、格里娜、蒋宝祥、何天锡四人，是很难突出特务们的重围了。
一天中午，何天锡像往常一样电召出租汽车到圣玛丽医院送饭，走到邓葆光病床前，被一把抓住。何天锡吃惊地望着他，见他神情激动，眼泪汪汪。
邓葆光的伤情好多了，已经能在床上坐起来，食欲也明显好转，但由于脑神经被碎骨压迫，仍不能言语，只能吃力地吐一两个词语。一会儿，格里娜进来了。她立刻喜盈盈地边说边掏出一张电报纸：
“何先生，今天葆光太高兴了！你，我，还有蒋宝祥，都应该高兴！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潘汉年的副手发来慰问电了！我们冲破这张铁丝网，返回中国内地有指望了！”
何天锡接过电报纸看了一遍，回头同邓葆光紧紧握手，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他知道，一年多以前，邓葆光让他到香港来协助开行，明确说是为新中国做事。在特务密布宝丰行、秘密转移图书资料的严重时刻，邓葆光又暗示过，我们的靠山在内地，他们到时候会帮我们摆脱困境的。只是这种机密之事，在环境复杂的香港，任何非直接有关人员都不便过问。谁能料想，邓葆光真的惨遭毒手。事情发生了，当然是救人要紧。生命危险过去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何天锡曾几次想到祖国内地，但邓葆光还不能语言，格里娜又是个美国人，不便马上提出，先等等吧。今天这份电报，却无疑是个信号，祖国亲人在召唤了，真是喜从天降呵！
何天锡离开医院外，便匆匆赶到蒋宝祥下榻的上海旅行社招待所。将近一个月了，蒋宝祥从北京赶回香港，发觉局面严重，宝丰行陷入特务的重重包围之中。如若返回宝丰行住地，等于多一只落网之鸟。他于是秘密在上海旅行社招待所住下。除了必要时化装去圣玛丽医院外，平时深居简出，一切事项研究与信息传达，全由何天锡在其间穿梭。何天锡跨进蒋的房间门，迎面端来的是一杯红葡萄酒。原来，蒋宝祥也得知这一喜讯了。他们共同举杯，以示庆贺。蒋宝祥心绪激动地说：“天锡兄，过五关斩六将，只剩下最后一关了。我们有大树做靠山，成不成就看我们是否足智多谋，拟出一个回归行动计划了。”
“有志者，事竟成。”何天锡一饮而尽，说，“现在，我们只要把“志”字与“智”字串在一起，互相通用，就一定能闯过这一关。”
第二天，由蒋宝祥在邓葆光病榻前守候，格里娜与何天锡一块赴香港警署，公开提出要邓葆光返回内地治病养伤，还要他们负责离港时的安全。
“夫人，案子还没有破呢，人走了怎么成？”对方是一个宽前额、大鼻子、高个头的英国人。由于格里娜也是“洋人”，他的语气很缓和，并且连连请格里娜坐下谈。
大鼻子的问话是预料之中的。格里娜立刻毫不客气地回答说：
“案子何年何月可破，这是一。再说邓葆光治病养伤走了，宝丰行还要留人处理善后，我们可委托代理人。被害人至今不能言语，不知道留在香港对你们破案工作，有何特殊的需要？”
大鼻子自然无法答复。至于破案一说，更经不起追问。因为自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０年间，一年多时间内台湾军统特务在香港制造凶杀案件，可以说一个接一个，至今没有一个是破了案的。大鼻子深知不能自圆其说，但他眼睛一转，依旧硬着头皮说：“过去发生的案子，正在侦察，迟早要破案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夫人，您丈夫被刺案也要侦破的，需要您的配合……”
“破案是被害人的要求，有什么不好。”格里娜知道再跟他推磨似的来回说，白耽误时间，便把话锋一转，“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我的丈夫至今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如果你们不让他返回内地，那就要求警方立下他今后在港安全的保证。”
“这……”大鼻子答不上来了。
首次交锋，颇有成果。何天锡一句话没有说，便当场办理了允许离港的手续。还要求警方配合，保证临行前的安全。
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圣玛丽医院的后门打开了。这里紧挨着太平间，平时只允许火化场运尸体的车辆通行，开放的时间没有定准，有时夜间，有时白天，有时早晨。这一天的运尸车辆像往常一样，缓缓开出后门，然后加速向火化场方向驰去。半道上，严密的车身里有人从窗缝里往后观望，见一辆小卧车紧追着。果然，特务们严密封锁了圣玛丽医院，连专运尸体的后门也不放过。小汽车跟到火化场大门口，看看无异样，便掉头回去了。几分钟后，运尸的车辆停在火化间的出口处，那里正停着一辆小车。运尸车打开后门，首先跳下来的是何天锡，然后是花钱雇来的护理人员。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邓葆光扶进小轿车，直驶罗湖方向。在那里，蒋宝祥已陪同格里娜携幼子先行到达，香港警署守约派人在桥头照应。
终于跨过了在当时的确是连接着两个世界的小桥。当邓葆光一见五星红旗和上海、广州方面派来的接应人员时，不禁泪如雨下！他虽然口不能言，但使劲伸出两手，频频叩谢！同行的诸人一方面都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一方面也同样似游子归来见亲人，泪如泉涌……
当潘汉年、杨帆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时，连历尽沧桑的邓葆光也目瞪口呆了
在广州，邓葆光遵医嘱稍事休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底，邓葆光一行五人安全抵达上海。考虑到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环境的安全，邓葆光没有进医院，被安顿在一幢小巧别致的花园洋房里，并有专职的医务人员和服务人员照料。这样优厚的生活条件，出乎邓葆光夫妇的意外，他们感到十分满意和欣慰。
刚住下不几天的一个上午，服务人员通报潘汉年、杨帆两首长前来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