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见证出，乡邻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结，没有化不开的仇，说到底还是远亲不如近邻。当丧者的儿子为前来帮困的人跪地磕头时，哪个都是含着眼泪拥抱着未成年的孩子，说着安慰的话，再没有往日的风凉话。如此和睦的局面，是王军峰和李秀清想到却不敢肯定的，当这一幕成为事实的时候，他们却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大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的感受。
看到前进村家家修水泥路，户户装上路灯的美好又文明的夜晚，王军峰跟李秀清商量，也要把村里彻底改变一下，参观人家时他更觉得村里也应该有个健身的场地，给老年人一个坐在一起说说闲话拉拉家常，或者活动筋骨的地方，可是村里的宅基地都是一排一排错落有致的住着，要把小广场建在村外也不实际，而庄子里又没有空地方可以建，这个问题把两个人真是难住了。而王军峰突然说：“我家的位置基本上算是村组里的中心，这样吧，就把我家的房子拆了，在我家哪建广场算了。”
“你家房子才建没几年拆了可惜先不说，拆房建房可不是容易事儿，你又是家里老幺儿，那地方可是你父母的老宅啊，他们还在跟着你生活呢，就是你同意他们也不可能同意啊？”
“为了全村组父老乡亲，我想我父母的工作我能做通的，再说我父亲是老党员了，他应该明白一个党员的职责，我母亲一生处处都听父亲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还是再想想吧，叶落归根，人老最恋旧，这可不是小事儿，别闹得家庭不合睦？”李秀清还是担心的看着王军峰说。
李秀清还在怀疑中，王军峰就已经开始搬家了。他三哥在中州市工作，家里的房子一直空着，他让父母跟哥哥打了个电话说一下，就把家搬了过去。
真是雷厉风行啊，别说乡亲们惊呆，就连李秀清也被感动了，不到三天时间，王军峰不但搬完了家，还自己开始拆起了房子。村里领导听说后，高兴的赶到现场，紧紧地握着王军峰的手，不住点着头。书记看到王军峰的父亲在一边，并不像别的老人那样拉儿子的后腿，而是正在指挥人怎么样拆房子容易，他急忙上前又握住老人的手说：“感谢你对儿子工作的支持，村里感谢您，乡亲们也感谢您啊！”
“我是党员，儿子做的对，我再不舍得也要支持啊。”话是这样说，老人脸上还是流着了恋恋不舍的老泪。
“军峰没白受党的教育，更多亏有您这样的父亲！这个位置正是村子的中心，好，真好！只是这三间房子的地皮做广场，总共才一百多平方的面积，还是欠亏了点！”
“小了？”
“是啊，你看，放那一套老年健身器材，一共有三位漫步跑步机、四位蹬力器、骑马机、三位扭腰器、上肢扦引器等多样。这些东西一放就没空了，如果有人想打个羽毛球、走个舞台步，那就要碰头了。”
“是有点挤，那样吧。把老二的也拆了，合一起就是将近三百平方了，这样的话，广场应该差不多，不算小了吧？”
“我可没有这意思，军峰是党员觉悟高，能把老宅基让出来，别人可不敢硬拆啊！”
“没事，我说中就中，我马上让老二的也搬家。”
说干就干，王军峰的二哥被人喊来，父亲如此一说，战军也有些忐忑不安地看着二哥，二哥却对着父亲和他点了点，竟然也同意了。
书记和村长谁也没有想到，他说那话的时候只是感觉小点顺口说的，没有一点劝的意思。“出乎意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拆房重建，在哪里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且是他们住了多年的老宅新房子，搁谁都不好商量，人家一不是违障建筑，二不是破旧老房子，位置又是居于村中的地方，让人家拆房另迁地址，谁也张不开这个嘴。王军峰就是带了这样的头，还让哥哥跟他一起把没建几年的房子拆掉，这样的事例真是不多见。
王军峰与李秀清握手后，两个带头人想给组里办些实事，要带领父老乡亲走富余大道。两个人意见达成一致后，就召集七个联户代表商量，再开家庭法人会议，他们说：“我们都不满足于土里找食，外出打工也不容易，大中州的开发，已经给我们村给我们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天时、地利都有了，就看我们主动不主动去和了，大家一心为全组谋福利的时机得把握好，改变我们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
经过四、五次开大会又开小会，最终以绝大多数民意通过，同意两位带头人的致富思路，由他们和七个联户代表共同决定，根据组里多数人家的自身能力，按人头计数，统一兑钱，这样还是欠缺一部分。他们两人出面向银行借贷一部分款，于2008年在村子北面划出几十亩地来，建起三个养殖大棚。大棚在热情高涨中刚建成，又谁知时机大转，事与愿违，正在他们紧锣密鼓的考察奶牛、筹备资金时，惊动全国的“三鹿奶粉有毒事件”被曝光了，牛奶市场一落千丈，无论是牛奶还是奶牛顿时骤变，一下子从高峰跌到空前最低谷，在这种大形势下，谁也不敢逆时而动，大棚就这样闲置下来。
好事多磨这句话总是存在一定的哲理性。大棚闲置还不到半年，就有企业找到村里来，要求租赁他们的大棚做仓库和加工基地。一家中型家具厂租去了大半面积做为他们的加工地和仓库，余下的三分之一被维雪冰柜全部租赁下来。大棚全部出租后，每年租赁费超百万，收入当然属于村组里集体收入，一旦还清贷款，来年的租金就属于各个村民的福利了。
组里有了收入，王军峰和李秀清又有了新思想，他们不是急于把钱分给大家，而是集中统一起来，给各家各户安装了自来水、路灯、花坛和垃圾场。还要求各家各户文明竞赛，村里公共场地由村组指定的专业保洁员打扫，而各家各户要各扫门前雪，文明居住，包括花草树木都要各行其责，定时浇水并尽到保护职责。从此后，七组这个往日经常发生矛盾的村庄里，每次文明比赛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明村。
村组有了可观的收入，组里又一次开会，除了王军峰和李秀清两个组长和七位联户代表外，再选出会计一人，保管一人，大家共同对组里的大小事宜进行管理。
2010年，中央再次改革农村土地政策，就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新的土地可以经营为主体。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专门出台了政策：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中央及时制定出新政策，黄沙镇更积极地加快了农村基层改革和建设。他们在原有的七个“联户”为一个单位，开会协商由谁来承包土地耕种，各自选出一户承包后，其余的农民，可以外出务工，也可以在当地入住进来的企业中务工。以前，凡入住进来的企业，当地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以当地农民优先的条件下招收工人，而招进来的工人们，家家都有土地要耕种，每到农忙时，纷纷请假回家收种，致使生产空岗、停机，效率低下，严重影响生产。现在在七个“联户”体内的再承包，耕地集中于一户经营，其它人家不再承担春耕秋收的应季农活，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安心而快乐地在企业上班，入驻企业也不再像以前那种态度，总是以各种理由尽量拒绝当地人了，如今的企业和农民都高兴，工作和生产两不务。
黄沙镇从2004年以来，每年花去上百万资金，大搞农民培训，全镇农民，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了培训，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文明修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往的社会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争吃救济，抢报困难的事时有发生，从国家实行人民最低生活保障以来，城市也好乡村也罢，哪里不是挤破了头申请，很多门路广有关系的人家，不困难也能吃上低保，而那些真正困难无门路的贫困户，却吃不上低保，这是整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处处都在发生着如此这样的不平等不公正。
在今天的黄沙镇，所有的低保户无一虚假。当然这跟镇政府三令五申杜绝虚假精神是离不开的，也跟他们有了联户代表制度是分不开的，黄沙镇的所有低保户都是联户代表评出来的。每个联户代表在村里都有发言权，他所代表的联户体里谁最困难，谁家不怎么困难他们心里都明镜似的，由他们来评议申报困难户怎么也错不了。如果上级给村里名额少时，几个联户代表就专门开会，公开评一评谁申请的低保户最困难，摊到桌面上说一说。
有一个联户体里联户代表申报的困难户，户主叫吴阿成，48岁。家里有父母两位老人常年有病，老婆一直在家照顾老人无法劳动，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两个正上中学的孩子花钱又多，七口之家却只有吴阿成一个人劳动。他整年没一个休息日，农忙时大忙，农闲时就四处打临工供孩子上学，就是这样，每年的开学时期，就是他们家四处借债的时候，这是村里人所共知的事。他的联户代表申报了他，理由充分，事实确凿；另一个联户体里的联户代表申报的困难户，只是家里有病人，并没有吴阿成家的困难大，两个联户代表申报的困难户一比较，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当场要求撤消自己的申报，并支持推荐吴阿成家享受低保。
当吴阿成拿到低保款时，除了十分感激政府的好政策的同时，还感叹地说：“咱们黄沙的新政策真是好啊，还不是一般的好，是千真万确地好！”
“就因为你吃上了低保？”别人问他。
“我这个没关系没本事的人能享受低保，当然有我的一些感受，更因为咱们的联户代表制度太好了。说是我家困难，其实，说句大实话，老婆她娘家村子里有一户人家那应该称之为很可怜。就那，他们也享受不到低保呢！”
“什么情况，如今还有那么可怜的人家吗？”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就叫这个小户主陈大平，其实他是一个才16岁未成年的孩子，那年，他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一溜儿高低的四个孩子分别是10岁、8岁、6岁和3岁。他们跟着一个几乎全瞎了的奶奶过日子，奶奶是无名氏，或称陈王氏，或叫陈李氏已经八十多岁了，大家觉得叫着不方便，只好把未成年的孩子陈大平称为户主。前些年，每当他们几个孩子跟着奶奶下地干活时，看着孩子还无法使用好那些大人用的劳动工具，也在哪儿干活时，村里人看了谁不叹气。多亏孩子的叔叔帮着干重活，姑姑帮忙给孩子做鞋添衣，四个孩子才算没冻坏没饿坏，他们一路走过来，也不知道穿了多少人家的旧衣服，村里只是礼节性的免去了他们的土地税，每年上级的救济却一直与他们无缘。现在虽然实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他们也分别到了16、14、12和9岁，能够干点活，两个大点的孩子早早外出打工了，生活也不那么难，能能吃上饱饭了，可他们还很困难是值得帮助的最弱势人群，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家却享受不到国家的安民政策。一、他们家人识不了几个字，没一个人敢站出来找村里领导说话。二、有能力有关系的人早就把指标抢走了，谁去管他们该不该吃，听说村子里吃低保的都是富人，那些富人才有能力找人找关系走路子。而我们黄沙镇创下的联户代表制度，不用我们自己去说去找人去求人，联户代表已经为我们把困难和证据、事实报上去了，我们这样的困难户们在家等着就行了，你说我不应该感叹咱们这儿好吗？”
“你说得也是老百姓最应该享受到的，这就是好干部能造福一方的实例。”
“这样的好政策和好干部，才是咱老百姓最想要的。”
吴阿成这个一生木讷本分，又勤劳胆小不爱求人的低保户，在2010年的春天，村里再次核实申报低保户时，他却自动要求取消曾经享受的国家低保。原因是他的两个大孩子已经毕业也参加了工作，每人都拿上了工资，还找到村主任说：“我不愿再躺在国家怀里了，让真正困难的该享受低保的人享受吧。”并推荐村组里某某家，说他们比自己现在要困难一些，要求把自己的低保转给他们家享受。”
黄沙镇自觉让出低保的人还有几例，由此看来，黄沙的农民觉悟真正的在提高，比起电视报导的那些城市里开着宝马住经济适用房、拿着工资吃低保的人来说，黄沙人民不但思想高尚，还活出了人生价值和品位。
村民们，走在水泥路上，活动着身子骨，看着从南方引进来的树木和花草，虽在乡村却有着城市人的感觉，特别是上了年纪腿脚不利索的老人感叹地说：“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这辈子算没白活，死了也值了！”。
里岗村是黄沙镇所辖最远的一个行政村，以前没有大路，经过手扶拖拉机和四轮拖拉机雨天一轧的土路，就成了一条大小坑连着的小河道。晴天还能靠路边走，雨天就是大水坑连小水坑，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到大坑里去。为此，镇干部很少去这个村，镇里要求多次，让村民集资修路，把坑填平就行了，却没有一个人同意。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路不通，镇干部就来不了，他们天高皇帝远，无论是提留完不成还是超生孩子，镇干部还没走到人就跑远了，长久以前，在黄沙镇就有了“小台湾”的称号。自从联户代表制度实施以来，由镇财政拔款，联户代表决议后，由村民出工，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一条漂亮的公路就修成了。
正式开通后，群体才知道有路是多么好，联户代表一致同意给镇里送面锦旗表示感谢，还没送呢，有一个征地项目下到村里来，群体一听价格是3.6万/亩，立刻就炸了锅。只有一龚之隔的城郊乡征地补偿费明明是六万元每亩，怎么到他们这儿就少了那么多，大家气愤地要求联户代表们到省里上访，不能这样吃哑巴亏。
朱为民一听村干部的汇报，立刻让包村的副镇长去安抚群众，第二天的联户代表会上，说是不但骂了副镇长，还要打胳膊肘往外扭的村长，他急忙叫上办公室小陈去了里岗村。
朱为民和大家说明，虽然我们跟城郊只一龚之隔，因为他们是城郊，我们属于中原县，价格上就无法平等，这是上级政府划的价格，不是镇里能做主当家的事，希望大家理解。
此时，接到县里电话，上级有领导要到黄沙考察，让他快回去。
朱为民觉得已经解释清楚了，大家也没有怎么反对，就起身要走。岂不知他刚进门时就有人从外面把门锁上了，私下里还有人放出话，来的容易出去难，不说清楚就让他站着进去横着出去！
明明是联户代表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村长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事。只有跟在朱为民后面来，又悄悄坐在后排的小陈听得清清楚楚，私下里为朱书记捏着一把汗，不知道这个独立贯了的村子将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于建嵘说：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阶级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时，并能意识到这种表达是有效的，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