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帮帮贺小佳。我以前的研究生，毕业两年了还在社会上做一份临时工作的有好几个，都不好意思跟我联系，教师节、春节也没个问讯，我也非常理解。我帮不上忙，也没有去多想。可是贺小佳我还是想帮帮她。校领导我说不上话，学工部的部长们也不认识，我能够求的只有蒙天舒。蒙天舒副院长当了两年，评上了博士生导师，又调到研究生院当副院长了。说起来还是个副处级，可工作面向全校，分量就不一样。一个教授能做成一件什么事吗？一个处长就完全不同了。人人都说，副校长的位置在向他招手，只是时间问题。童校长下了决心培养他当接班人，那他是很可能接这个班的。他什么条件都已具备，童校长主持的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参与了，排名第二，好几个资格比他老的教授都排在他后面；国家一般项目早就拿到了；论文在权威刊物发表了几篇，还获得了省里的社科一等奖。这是许多老教授争取了一辈子都没争取到的。什么叫作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为自己的事，不是被逼到绝境我不愿求人。教授报了两年，没有去找人，当然也就没有报上。一个实质性的利益，发表论文也好，拿国家项目也好，评职称评奖也好，在关键时刻没人说话，那是得不到的，不可能。这个道理我懂，一旦自己面对，那越是懂得就越有心理障碍，就像小偷，他走在人丛中，没打算下手也斜着眼睛东张西望。可这次帮贺小佳去求人，我没有很大的心理障碍，甚至有点理直气壮的意思。为什么别的研究生我都没管，这次为什么要管？我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可越是不想解释就越是要有一个解释，就像一个有强迫症的精神病患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贺小佳有点私情，这点私情像阿拉斯加的深海鱼类，一百年一万年都不会浮出水面。
蒙天舒听了我的请求，沉吟好一会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小事我就不会来求你了，我自己报教授我求过谁没有？”他说：“几年前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今天那形势就不同了，硬是不同了。这两年招聘学生辅导员，我都去做了评委，不知今年还会叫我去不？都是名校来的研究生，一个个的口才，那叫一个了得。今年形势特别严峻呢，童老板一个研究生也报了名。”我说：“孙乐乐，我知道，那历史学院不能招两个吗？”他说：“历史学院招两个，别的学院领导招呼了的，外面特别优秀的，那往哪里摆？摆不平，”他用力摇摇头，“摆不平。哪怕只是一个学生辅导员吧，那也正经是个岗位，没有一个过硬的人说一句过硬的话，那也是不行的。说白了吧，名额不够分呢。”我说：“所以求你这个过硬的人说一句过硬的话呀！说不够分，好事永远不够分。在权威刊物发文章，那名额够分？评国家项目，名额够分？评职称评奖，名额够分？正因为不够分，所以求你帮忙去抢个名额，分是分不到贺小佳头上来的，只能抢，抢、抢、抢。”
这样说着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些话居然从我口中说出来了。这让我感到了一种羞愧，想着不是为我自己，羞愧之情一闪就过去了。看看蒙天舒并没有半点惊异，就更加安心了。这样想算是人之常情，也是对现实的正常反应吧。“唉。”我叹息了一声。蒙天舒也叹息一声：“唉。”又说：“今年如果没有孙乐乐，事情可能好办一些，她是我的嫡亲师妹呢。”我突然想到，可不是吗？虽然隔了十几年，都还是童校长的弟子呢。想要他把贺小佳放到孙乐乐前面去顶，那不可能。我说：“如今你在学校有话语权了，顶两个也顶得起。”他说：“你太抬举我了，顶一个我还要以童老板的名义去顶呢。”又说：“我尽量吧。”
这个拜托不太靠谱，我不想跟贺小佳说。可她来谈论文的时候，我舌头一滑，还是说出来了。说了之后我很后悔，让她去抱有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也是一种残忍。自己为什么那么想把这件事说出来？有见不得人的心情在里面啊！我是老师，我有家有口的，这点心情只能深埋再深埋，就像加勒比海盗在荒岛上把黄金珠宝深埋再深埋。我说：“要不你给蒙老师打个电话，请他吃个饭吧！”她很为难说：“算了，师父，这个电话我真的打不了。”我说：“那我帮你打试试。”她没说话。她去了，我坐在那里犹豫很久，一狠心还是给蒙天舒打了电话。蒙天舒说：“这个饭我真的不敢吃。学生请我，我不敢说是鸿门宴，可我真的是不敢吃。”我知道贺小佳的事基本没戏了。不，肯定是没戏了，可我不敢跟她说。让她去撞撞运气吧。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运气可撞，稍微好一点的位子，都被拼这个拼那个的人拼掉了，轮不到像贺小佳这样没有资本拼的人。说起来吧，现在已经没有世袭制度了，可睁开眼看看，关系网已经悄然形成铜墙铁壁。一个人他如果不是自己超级优秀，他真的很难突破这铜墙铁壁。这样想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是自己手中有权多好啊！为了贺小佳，为了安安，也为了自己。
贺小佳的事情最后还是没有搞成。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淡漠的神情，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我想找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她抢在我前面说：“我知道现在没有给我这样的女孩留下什么空间，我早就知道了这个事实，现在更是接受了。我心痛的是让我爸爸妈妈失望了，他们还以为自己的女儿是名校的研究生，前程远大呢，哪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岗位有这么难！”她一下没忍住，抽泣了一声，马上捂紧了嘴，把头低了下来。
我感到了心痛，非常心痛，想着自己如果有权，该多么好啊！她抬起头，顺势用手擦了一下眼睛，笑一笑说：“对不起，师父。”看到她的泪痕，我感到了心痛，非常心痛，说：“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觉得自己的话是多么苍白。她说：“要说机会，也不是没有，现在就有一个男人想帮助我。”我说：“结了婚的男人？”她说：“是的。”我说：“很有钱？”她说：“是的。”我没有马上就跳起来反对，觉得自己简直就没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反对。我说：“那是个什么人呢？搞建筑的包工头？”她说：“可能还要神气点吧，是省路桥公司的一个什么经理，国家一投就是几十上百亿呢。他说我跟他走，就帮我去注册一个公司，他们施工用的涂料生意全给我去做，只要三年，我这一辈子都不用想事了。”我说：“那你？”她笑了说：“师父，那你看呢？”我说：“你应该不会。”她说：“是不会。”我也笑了说：“那你是个好女孩。”她也笑了一笑，有种可怜楚楚的意味。她这一笑，我忽然感到了心中有一种荡漾，身上也有一种荡漾。我觉得自己有点卑鄙，赶紧说：“那我要张一鹏给你想想办法。”就跟她讨论这种选择的可行性。我知道自己是想用这种讨论把那种卑鄙掩盖起来。
我要张一鹏给贺小佳找个好点的工作。他一口答应了说：“我有个朋友是个老板，公司也有那么大，正急着找人呢。”我说：“是你师妹呢，想办法找个好点的岗位。”他说：“老板放心，不会差到哪里去的。”贺小佳听说是去私营公司，有点犹豫。我说：“你那辅导员的情结不要太强了，别的工作也可以试一试。”她听我的还是同意去试试。过几天我问她，去了没有？她说：“去了。”我说：“成了没有？”她说：“没成。”又说：“接待我的人说，是给老板当助理，待遇很好，只是要经常出差的，还说他们老板比较开放。这个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人？这钱我不想要。”我说：“那我要张一鹏给你找个好点的老板。”
晚上我收到贺小佳的一条信息，她说：“你站立的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我想回信说，社会应该给像你这样的女孩们一个空间，让你们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我没有回信。又过了一个月，贺小佳发信息来告诉我，她在河西的培德中学找到了一个教师岗位，是校聘的。她没有说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感受。我想起了赵平平，在心里叹息了一声，还是有点勉强地回信表示了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