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算了，也只能算了。我再一次感到自己对世界是多么无能为力。我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然后去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我的角色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预设，不可能改变，怎么挣扎也不可能改变。既然如此，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唉，有一天太阳也要燃尽，地球也会寂灭成白矮星，如果有终极，这就是终极了。自己这一生是多么渺小又多么珍贵啊！
如果这样，每天应该想着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钱了。钱，钱，钱。钱这个东西决定了我，还有赵平平和聂安安的生活，这个事实没有讨论的余地。每天，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卖铁板烧鱿鱼的摊子，那浓烈的辣香刺激着我，有时我会停下来花两块钱买一串，有时两串。经营这个摊位的是一对安徽的夫妻，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早上六点开始摆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只要还有学生在走动，就不收摊。我问：“学校放寒暑假也不休息？”男的说：“放假有进修和艺考的学生，生意还好点。过年还是回去十几天。”我说：“这太辛苦了，晚上早点收摊。”女的说：“要赚点钱，儿子女儿还在家里上学呢。我们就是想培养儿女考个大学，将来能和你们一样有一碗安稳饭吃。”男的说：“这个摊位城管每月收四百块钱呢，我不摆满三十天，每天不摆十几个小时，我怎么对得起那四百块钱？”我说：“你们真的不容易啊！”女的说：“现在好多了呢。以前被城管追着到处跑，现在有个摊位了，那已经是观音保佑了。再来一串？叫观音也保佑你。”
这对夫妻让我想了很多。活着就是道理，好好活着就是硬道理。这是正常的人生。除此之外还有道理吗？细想之下，似乎有，又似乎没有。我说有就有，我说没有那就没有，全看自己怎么想。也许，既定的意义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意义都由自己来确定。如果我说没有，那自己就轻松了，这样我不必想那么多事，放下那点清高，一心一意跟着钱后面走。哪里有钱，哪里就是目标，就是方向，就是真正的人生。该醒悟了，还不醒悟，除了自恋，再也不能说明什么。可是，这种醒悟就意味着意义世界的崩塌，这又让我感到惶恐。也许，人活着真的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什么而活着。也许，一个人真的应该在这个渺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这样想着我又有些犹豫，甚至恐慌。再往前走一步，那就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了。真的对不起屈原，也对不起曹雪芹。他们只要对生活稍稍让步，就能够多么富贵地活着啊！总不能说他们傻吧。我觉得心中有两个自己，不知道哪个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
这个问题让我困扰了很久。心中的那些文化英雄似乎要被打倒，可最后发现他们还是挺立在那里。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不表示对他们的景仰。我有时想把自己解脱出来，他们是英雄，我也是英雄吗？我不是英雄，我是凡人，凡人有凡人的生存法则。这就是最后的理由了。
这天金书记叫我去办公室，说有点事。我去了，他说：“明天下午人事处有个会，讨论学校进人的问题，叫每个学院工会派个人去投票。本来是我这个工会主席要去的，我在省里有个会，只好请你代劳了，这也是工会秘书的责任呢。”我说：“学校进人这么大的事，叫我一个小秘书去投票？”他说：“你代表学院。”我代表学院，这是第一次。我有点受到重视的感觉，说：“书记，你看看我，我……还是派蒙天舒去吧。”他说：“学校指定了要工会的人去，你是秘书。”我说：“那怎么投？我们院有个意向没有？”他说：“主要还是要看人事处的意思。如果可能，图书室的李老师，你也帮她呼吁一下。主要还是看人事处的意思。”
有机会帮李灿云呼吁一下，我也感到了欣慰。二十年前她因被照顾夫妻关系调来麓城师大，丈夫是商学院的一个副教授。一时没有编制，她就在历史学院图书室先工作，承诺有了编制优先解决。谁知编制越来越紧张，好几次似乎一定轮到她，最后被别人挤掉了。十年前丈夫跟她离了婚，离开学校下海去了，她的事就更没了着落。二十年来她工作勤勤恳恳，图书室几万册书，她真的是每一本都熟悉，老师一提，她马上就能找到。如果是正式职工，不知评上过多少次优秀了。五十岁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有个编，老了能拿一份退休工资。前些年老师去借书，她总是叹息：“要是那时候不听他的就好了。”后悔听了丈夫的话，放弃县城小学教师的工作来到麓城。听多了老师们都有些怕她，老是表示同情也没有意思，可又帮不上忙，就有些难堪。她察觉了，就不讲了。后来又讲：“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讲了一阵子，也不讲了。她的事情我们读大学时就知道，谁知会拖到十多年后的今天。
晚上有人敲门，非常轻。我开始还以为是敲对面的门，仔细听了好像是在敲我家的门，非常轻，怯怯的。我走到门边停下侧耳听了一下，确定是敲我家的门，就开了门。我看见李灿云站在阴暗之中，屋里的灯光照着她的脸，不知所措的神情。我说：“李老师，是找我吗？李老师。”她说：“是在这里。”转过身去，把身后的东西一样样往房里搬，有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在递给她。我抓住她的手说：“李老师，有什么事您尽管说，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把我的手推开，跟刚才敲门的轻柔完全不同。搬完了她对门外说：“小曼，你在这里等会。”我说：“是你女儿吗？叫她也进来吧。”我话还没说完，她已经把门拉上了。我又把门打开，对那女孩说：“你也进来吧。”她不回答，用力地摇头。李灿云说：“让她待会。”用力把门关上。
我要赵平平给她泡茶，她挡住了，说：“我就站在这里说几句话，不打扰。”我说：“您坐，您坐，是不是明天去学校投票的事？我肯定会投您的票，每人只投一个人我也会投给您。”她说：“聂教授，我真的是求您了，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我把她拉到椅子上坐下，说：“叫我聂致远，十多年前您就是我老师了，真的都有二十年了。”她说：“要是那时候不听他的话就好了。”我说：“我知道，您本来有个稳定工作的。”她把自己这二十年的苦从头讲起，眼泪汪汪。我不想她伤心，几次想打断她，赵平平却很有兴趣地要听，不断地追问。讲起编制问题，两个人有好多话要说，赵平平也哭了。李老师抬手用衣袖擦眼泪，赵平平马上抽了纸巾帮她擦去。两个人都身体前倾着，拉着对方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拿着纸巾不停地帮对方擦眼泪，说：“别哭，别哭，哭也没有用。”李灿云哭得直喘气，赵平平也跟着喘起来。岳母在一边说：“可怜呢，可怜呢！”手里拿着纸巾等着递给两个泪人。最后赵平平说：“臭臭你无论如何要帮李老师一把！”李老师说：“这是最后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说：“我一定会尽量帮您说话，可是我只有一票呢。我不管领导有什么指示，我这一票不投给您我就不是个人。”她说：“要请聂教授帮我说话，帮我说话！没有任何办法了，都走到绝路上来了。”她说着弯下腰，一只手撑着地，一只膝盖跪到地上，另一只也跪在地上，两只膝盖交叉前行，靠近我，抓紧了我的双手。我惊呆了，站在那里，似乎失去了对这个场面的理解。岳母和赵平平同时反应过来，一人搀着她一只胳膊，把她扶了起来。赵平平说：“姓聂的，你明天不把李老师的事搞定，我就跟你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