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生小孩，不过小孩一岁多的时候才办结婚证，主要是因为小孩要上户口。怀孕之后有一年没有上班，小孩在东莞生的。生小孩的时候没有花太多钱，找了一个接生婆在家里生的，那个接生婆是老乡介绍的，大家都找她。本来讲好是三百元钱的，但是后来接生婆看到是男孩，就要收600元，只好给了六百元钱。在家里生的原因主要是花钱少，如果去医院的话生个小孩就要花几千元，如果是剖腹产的话就更多了，需要七八千元钱。生小孩的时候婆婆在这里侍候，小孩三个月的时候就由婆婆带回老家去了。现在有两年多没见过小孩了，一是因为路费贵，来回至少就要花一千多元，二是厂里也不好请假。
“打算镇上房子装修好之后，一个人回去带小孩，让小孩在镇上上小学。小孩现在在村里上幼儿园，一学期275元。现在经常会给小孩和老人打电话，一个星期都要打好几次，我喜欢打电话。家里老人和小孩都经常生病。也想过把孩子接到这里来上学，但是这里的生活费用实在太高了，小孩在这里上学也很贵。老人不愿意在到这里来，一个是不习惯，还有就是她担心她来广东老房子就倒了。老家的房子很旧很旧的，是土房子，有五十年左右了，都快要倒了。
“如果现在有钱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主要是想有一些本钱，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做生意。房子底下是门市，楼上就是套房。开发商和政府合作搞的。房子的产权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政府让开发商做一些公共设施，所以到时候产权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现在听说在镇上买房办房产证之后，农村的地就要收走。不过现在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等以后才知道。我们镇子很小，主要是农业，没有任何工业，到县城都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宋金英想继续住在村子里种地
王福连的母亲宋婆婆54岁了，没上过学。她是这样描述她的生活的：
“孙子才5岁，每天上村里的幼儿园。早上七点左右我送他去学校，等老师到了之后就回来，下午一点多又去学校接。周末在家的时候如果要到地里干活就带孙子一起去地里。
“小孩不想妈妈，只想爸爸，因为妈妈打电话比较少，爸爸经常会打电话。小儿子本来想让我去广东，这样小孩也可以在那里读书。我主要担心和儿媳妇的关系处不好，所以怕麻烦，自己待在村里还好些。不知道明年小儿子要不要回来装修房子，如果装修好了，自己也不想去镇上带小孩。让小孩的妈妈自己回来带小孩。自己在村子里还可以种一些菜或者是粮食，这样他们吃的就不用钱去买。
“现在住的土房子还是父辈留下的。其实砖墙要比土墙热一些，现在没有人建土墙了。房子以前会漏雨，去年大修了一次，将很多坏的瓦换掉了。一共花了三百元钱左右。”
附录：打工者买房和盖房情况的统计
二、生活是不确定的
一般来讲，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很多变化，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中国社会快速变化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潮，在“城市待不下，农村回不去”的情况下，打工者的生活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工作不稳定；居住地点不稳定；孩子何去何从不确定；年轻的母亲要选择陪伴年幼的孩子还是外出打工；看不到发展前途但是仍然在迷茫中挣扎；等等。
1、重要的不是首要的
在聊天中，很多工友会告诉我：孩子最重要、自己辛苦打工也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但是从打工者的现实生活状况来看，很多打工夫妻把孩子留在老家常年不能和孩子团聚和照顾孩子，很多打工夫妻即使把孩子带在身边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所以这是很矛盾和纠结的，打工者不能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结果是，孩子是打工者思想和情感上认为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在行动上打工者给予孩子的时间却是最少的，对大多数打工者家庭来讲，打工挣钱养家和盖房是首要的。
2010年11月10日，我在东莞访谈了在那里打工的刘珍兰。她1984年出生，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丈夫29岁。他／她们有一个儿子，4岁，在新民镇由珍兰的爸妈照顾。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的纠结和不确定：
问：你觉得现在什么对你最重要？
答：现在就是孩子最重要，我现在心里面想的都是孩子，等他大一点了，应该会好一点。
问：听你嫂子说，你准备打工到春节前然后回去，这次回去之后想在当地找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就不再出来了，是这样吗？
答：对。但是如果想把房子修起来了，就还是要出来的，因为外面的工资高一点。
问：如果是一个月存一千，一年一万，十年十万。是不是需要再出来打工十年，最后就可以安心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了？
答：看现在这个情况是要不了十年的，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挣钱的，我老公也会的。
2011年初，我对珍兰的情况进行了后续跟踪，得知，珍兰春节过后没有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又来东莞打工了。
2、计划赶不上变化
工友心里对生活和工作都是有想法和期望的，但是现实条件很难满足这些愿望的实现，甚至相去甚远。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即使有想法和计划，那也是在将来；眼前有计划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自己无法逾越客观条件的限制。
2010年11月11日我在东莞访谈了程云。她老家是贵州的，37岁，高中毕业，打工15年了。丈夫32岁，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他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现在一家人都在东莞，丈夫在工厂打工，程云带小孩同时帮助房东做房管挣点儿钱。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面对未来的种种矛盾和不确定性：
问：你们对将来是怎么打算的呢？
答：我的生活向来都是计划不如变化，每次都有计划，但是……
问：就是可能会变，但现在有什么计划呢？
答：计划没有什么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能继续打工就继续，如果打工不下去的话，就回去种田。
问：你会种田吗？
答：谁说我不会的，可以说只要我愿意去做的话，我就可以去做。
问：你觉得二十年以后，你会住在哪里呢？
答：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啊！如果顺利的话，我会住在城市，如果不顺利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住在农村了。
问：什么地方的城市？在哪里？
答：就是我的老家，遵义。我个人认为还是不想回到山区农村的。首先就是从教育的方面，偏远山区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3、城乡之间进退两难
打工者在城市很难落脚很难扎根，但是需要在城市谋求发展和需要打工挣钱来维持生计。打工者的工作、思想、消费观念城市化了，但是打工者的工资待遇、生活环境和社会保障没有城市化。一方面一些打工者抱着终归要返乡的想法不放，另一方面急功近利的企业和社会政策不想承担打工者的社会成本。打工者现在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
下面要讲的三个故事各不相同。在东莞打工的陈满贤刚在重庆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为了买房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万多元钱，所以她必须继续在城市打工。在重庆打工的喻格说她既不打算在村里盖房也不打算在镇上买房，因为她不会回去住，她也不认为自己的女儿们有一天会回去住，虽然她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打工一辈子在城市也买不起房子，但是她还是要在城市立足。在东莞打工的熊大义在重庆老家已经买了房子了，他在外打工多年也一直买了社会保险，他希望能够继续在城市生活，但是如果不行，回老家也得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
陈满贤的故事
2010年11月14日，我访谈了在东莞打工的陈满贤，她是重庆奉节县吐祥镇齐岭村人，1976年出生，1996年2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打工。她告诉我：“今年（2010年）10月份刚买了房，在吐祥镇买的，一共花了二十二万元左右，除了自己的钱之外，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自己有十几万，其余的都是向别人借的。以前我妈不想我嫁到外面，所以不让我出来打工，直到订好婆家之后才让出来打工。现在虽然嫁得很近，离婆家只有几分钟路程，可也是十来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因为一直没有回去过。直到今年才回家见到自己的妈妈。嫁到婆家已经十三年了，只回家里过了两次春节。如果有条件的话，我想现在就回去，只是不知道回去以后干什么。现在新房旁边有很多人在卖小吃，做生意的人太多了，所以小生意也不好做。”
喻格的故事
2010年9月6日，我访谈了在重庆打工的喻格。她是重庆洪湖人，1975年出生，丈夫也是重庆人。她们有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8岁。夫妻在重庆市打工，和另一户人家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两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她说：“重庆这地方消费很高，如果想有自己的房子，对我们打工族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期望。我现在租的这个公寓是旧房，如果买下来差不多要35万左右。35万！我们可能一生都赚不了这么多钱。有一句话‘计划没有变化快’，你怎么计划？！变化来了还不是一场空！像现在的房价，本来计划一年存一万，或者一年存五千，多少年之后可以买一个房子，到时候房价一涨，什么都泡汤了。我们还没有想过在老家盖房子，盖了也是我们老了以后才去住，现在没什么用处。我不羡慕盖了房子的人。不要说在农村老家盖房，就是在镇里面买房我都要考虑一下。不要说我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手里面有那么多钱，现在叫我用十万二十万在镇上买一套房子，我也不会买。买了有什么用？！在那里什么东西什么工作都没有。在这里，不管环境好还是不好，我要在这里立足。”
熊大义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大部分都是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故事。下面熊大义的故事给人的初步感觉是他城乡之间可进可退，但是如果仔细看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游刃有余主动选择的可进可退，而是无奈之下的两手准备。但是，这毕竟比进退维谷要强很多。
熊大义（男）36岁，小学毕业。有两个女儿，在老家县城里由爷爷奶奶照顾。他妻子和他一起在东莞打工。他们2005年在县城买了房子，孩子和老人就住在那里。提到未来的打算，熊大义说道：“我们打算先将两个女儿抚养长大，让她们自己可以挣钱了，我现在养老保险也买了这么多年了，到时我可以回村子里种地。要说问想待在哪里的话，还是老家比城市好，在这里我们始终是外地人。不过现在这里的本地人没有以前那么歧视外地人了。对于未来的打算，也不是很担心，反正现在养老保险也买了这么多年了。加上我们村子里也还有房子和地，所以到时实在没办法也可以回村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