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走腐烂的丝织品才看清楚，在尸骨之上及其四周布满了玉器、珠饰和骨角饰器，并且放置得颇有规律：如玉梳置于头部；小件玉猪、羊、牛、鸡等或塞于口中（即所谓“饭玉”)，或遮盖眼睛（即所谓“瞑目”)，或填于耳鼻（即所谓“塞”)；金带钩、玉首钢匕置于腰部等；此外，还有更多的玉器分左右两排或数排从上而下，从胸一直到足。这些玉器，有的原来可能是挂于帽子上，有的佩于衣服上，有的挂于腰带上。因衣服鞋袜已经腐烂，就大体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此墓主口里所含的玉，不只是多，而且六畜俱全，其中共有玉牛6件、玉羊4件、玉猪3件、玉狗2件、玉鸭3件、玉鱼3件，共21件。一口内能含这么多动物，可知这些动物很小。最大的比黄豆略大，最小的与绿豆相若。尽管是如此之小，却件件栩栩如生。
此外，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玉片、玉握、王佩、玉璜及110件壁及200多颗晶莹夺目的紫品珠和琉璃珠。
东室除墓主棺外，还有8具陪葬棺，有两口棺靠近东室西壁，方向和墓主棺一样，一南一北，“一”字形排开。另有6具棺均为东西向，贴近东室之东壁。这8具棺，除其中1具外表髹红漆外，其他的棺和西室陪葬棺一样，以黑漆为地，施红彩。这些棺的两侧壁多施鱼鳞纹和勾连龙纹，两头挡板多施呈复斗状的窗格纹，而盖板上只髹黑漆不施彩。有4具棺的盖与棺身已经分离，且棺身已完全翻覆，因此这4个棺的尸骨已全部落于椁室。东室8具陪葬棺内的人骨，保存均较完整，后来经鉴定：全为女性，身高154～160米，年龄18～22岁。这些青少年女性是为墓主曾侯乙（死时年龄约45岁左右)陪葬的。
东室中部墓主棺之旁，出土了一件形制十分别致的鹿角立鹤，该器各个部分（包括鹿角等)全用青铜铸造，造型美观，格调雅致。
靠近墓主棺的地方，还出土一件戈，铭文为“曾侯乙之寝戈”，寝戈为墓主曾侯乙亲自使用或亲近侍卫使用之戈。这件戈小巧精致，有如现代防身的手枪一样，看来是墓主作为防身用的。
东室还出土了一些精美、漂亮的漆木器，特别是4件雕绘盖豆，制作十分讲究，在盖顶和突出隆拱的方耳上，都有精致的浮雕。方耳的内侧、外侧、顶及两旁五面，都浮雕有龙的纹饰，但每一面龙的形态各异。这些龙，首、躯、尾均交代清楚，触、目、鳍、爪刻画入微，连躯体上的鳞甲亦有细致的雕刻。为了增强其立体感，龙躯互相蟠绕，或隐或现，或伸或缩，加上鲜艳的彩绘，犹如浮动于云彩之中，有强烈的蠕动感，足见其工艺的高超。
犹如地下兵器库的北室
北室首先是兵器库。此墓出土的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保存之好，均为历年来所罕见。这些兵器除一部分出于东室外，绝大多数出于北室，且放置有序：最长的兵器如矛、戟、殳等贴近于北室北壁和东壁底部放置；较短的如戈和弓等，贴近西壁放置；带竿箭镞，原来都是成捆成捆的，每捆50枝左右，搁置于中部的一个木架上，后因木架垮塌，这些箭镞也就散乱成一堆一堆，因木架略倾向东垮下，故墓室中部偏东较多。就品种来说，当时最主要的兵器如戈、矛、殳、戟、弓、矢、盾等，几乎应有尽有。当时主要盛行车战，这些兵器多与车战有关：有用于远射的弓、矢；有用于进攻的戈；有用于防守的多戈戟；有能攻能守的矛；有用于击打和仪仗用的殳；还有保护身体的盾与甲胄等等。就数量来说，仅箭镞就出土4 500多件，比历年来许多东周墓地出土的箭镞总数还多，可见数量之巨。其他兵器也都有大量出土。箭镞中的品种类型也多种多样：既有最常见的三棱形和双翼形，也有较少见的四棱方锥形和圆锥形；三棱形中，既有三倒刺的，也有六倒刺的和九倒刺的。这些也是平常很难见到的。从保存情况看，4米多长的矛朝（带杆)，3米多长的戟（带杆)都完好无损，实不多见。戈头、戟头还捆扎在兵器杆上就更难得。自宋代以来，对戈头的捆扎方法，一直争论不休，因戈杆本身极不容易保存，而戈头仍扎于杆上者就更少（仅在解放后少数楚墓中见到过)，此墓60多件完整戈的出土就一目了然。再如箭镞，过去一般墓中出土的只有镞（箭头)，此墓箭头都完好地安于箭杆身上，不只能窥其整体，连箭杆末端捆扎的羽毛也竟然存在，殊为难得！
其次，北室可以说是皮甲胄库。此墓出土的皮甲胄也是历年来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过去出土的皮甲胄本来就很少，保存较好的就更少。一座墓最多能出一件，皆为人甲，均难以复原。此墓仅后来在成堆的甲片中，就清理复原出较完整的人甲有13件，马甲2件，此外残片还不少。这些人甲、马甲原来放置在北室中部的木架上，后因木架垮塌，椁室内又积满了水，许多甲片便散乱并漂满了全室。而底部则呈层状堆叠，有的厚达1米多，这些都未漂动。那些完整的人甲、马甲也就是从这部分中拼对复原的。原来的甲胄都是一件件放置的，把胄裹置在当中，甲与胄有的还保存了原来的编缀情况。马甲片一般比人甲片粗大，人甲多素面，马甲片则多彩绘，有的极为华丽。从人们对马甲的重视，也就可以想见到战斗中战马是多么重要。
北室也可以说是贮酒库。此室出土的两件大铜尊缶，是目前同时期所见同类器中的最大者，两件基本等大，通高126厘米，腹径100厘米，分别重为3275千克与292千克。如按它们的容积算，每件容积约043立方米，即每件可装430千克酒。显然是最大的贮酒器。这两件大尊缶，铸造技术复杂，铸造时，是分两节铸造起来的，即先铸上部，让口朝地，再把下部铸接上去。这种方法若铸得不好，上下两节不但不易接牢，还容易炸裂。但古代的技师，不仅把上下两节牢固地铸接在一起了，而且外表看去还天衣无缝。出土时，大尊缶内装满了水也没有渗漏。当然，下葬时器内也可能是装的酒，后因椁内进水，尊缶盖没密封，水酒也就混合在一起了。
凄凉的西室
在西室里，有一些什么随葬品呢？刚揭开椁盖板时，西室就见到两口浮起的陪葬棺，后来随着浮起的棺的取走和水位的慢慢下降，又陆陆续续地见到了一些陪葬棺。这些陪葬棺，因为水的浮力，有的翻覆，有的侧立，有的一口棺压于另一口棺之上。当椁室的水快全部抽完，才发现除最先取走的浮起的两口棺之外，还有11口棺。即此室共是13口棺，并且每一口棺都有彩绘。棺内的人骨架全为女性，年龄15～24岁，普遍比东室的殉人年龄小。有的棺内有少数小件随葬品：如小木器、小玉器之类。因有的侧翻竖立，这些棺的随葬品与尸骨已倾覆于椁室中，西室中没有礼器、没有乐器、没有兵器，也没有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仅有棺内随葬的一些小件玩具与服饰。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西室2号棺内出土的一件彩漆绘鸳鸯形盒。它的躯体早已漂浮水面，2号棺里恰好找到了它的头。它形似鸳鸯，为木胎制作，头与躯体分别雕成。头安插于颈项上，可以自由转动。
人们不禁要问，这么精彩的一件艺术珍品，为什么出在陪葬棺内？随葬这件鸳鸯盒，用意又何在？最简单的道理显然是，这鸳鸯形盒是此棺主人生前所喜爱之物，埋葬时，考虑她生前喜好或尊重她本人的意愿，将此件艺术品作了她的陪葬品。而鸳鸯平时总是成双成对的，人们用来比喻恩爱的恋人，此女怀抱鸳鸯而死，是否在婚恋上还意味着什么，谁也无法考证。
古代音乐艺术的巅峰
更令人惊叹的是曾侯乙墓发掘出土的大批古乐器，品种的齐全和保存的完好都大大地超过以往的发现，其中不少乐器是前所未见的，乐器中共有编钟、编磐、鼓、瑟、琴、笙、排箫等共124件，包括目前国内首次发现的排箫2件、建鼓1件，尚不知名的五弦乐器1件，以及与出土的汉代以后品种相同的竹笙5件、篪2件、十弦乐器（琴)1件、短柄双面鼓2件、悬鼓1件，此外就是12具25弦瑟和全套编钟，这些编钟及其他古乐器的出土，成为中外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
尤为难得的是，这套编钟出土的绝大多数钟仍然悬挂于编钟架上，这在考古发掘史上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所出编钟数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是空前的。这套编钟（包括梁架钢构件)总重量竟达到4 400千克。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所有乐器的重量之最。
这套编钟中每一件钟制作的完美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不仅造型精确、美观，而且花纹精细。更精彩的是全套编钟及附件上有3 700多字的铭文，其内容全是关于编钟的配挂和音乐乐理方面的。钟上标有阶名和变化音名。从铭文看，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有律名和异名28个之多，其中只有八律是传统乐律书中已知的名称，尚不及1/3。可见，战国时期音乐乐律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漆长方奁
对65件编钟的测音结果更让人振奋：
把这65件编钟测试完以后，经初步分析便发现：楚王钟虽然也能发音，并且音色音质都很好，但它不属这一套钟之音列，这一套钟有它自己的基调和完整的音列。这64长沙马王堆汉墓外景
件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音域宽广，音列充实。上层钮钟声音清脆纯净，音量较小，频率较高，稍有余音。中层较小的甬钟，声音接近钮钟而更嘹亮，频率亦较高，音量亦不大，余音较短。中层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洪亮，音量较大，频率较低，余音略长。下层的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频率低，余音长。但真正用于实际演奏的主要是中层的三组钟和下层的大甬钟。上层钮钟可能是用来定调或合节拍的。下层钟声深沉、洪亮，起烘托气氛的作用。中、下层甬钟以姑洗律（约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大调)为基调，在宽广的音域内，构成了高、中、低三个音域区，并且12个半音备齐，基本骨干音为5声、6声乃至7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适于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这意味着这套编钟是目前世界上所仅见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特大型定音古乐器，同时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早具有12个半音的乐器。
测音的结果表明：这套编钟是完全可以演奏的。
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
曾侯乙墓的青铜器无论品种、数量之多、器型之大、铸制之精、纹饰之美、保存之完整在战国考古中都是空前的。
从造型及数量来看，计钟、盥65件，钟架构件（如铜人)和钟、盥挂件246件；磬架及编磬挂架102件；建鼓座1件；礼器、用具134件；兵器4 732件；车辔马饰958件；墓主外棺框架1副，总计大小6 239件，总重量近10 500千克。这么多青铜器要一件件铸造需要规模化的生产，而每件器物都很精美。由此，可以想见铸造技术之成熟和精良。
从单件器物的重量看，一对大尊缶，分别高为126米和125米，腹径为11米，重为92千克。其体型之重、之大，均远远超过了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又如联禁大壶（一对联禁座重2402千克)、鉴缶（两套分别重1688千克和170千克)、大甬钟（最大一件重2036千克)、铜人座（三件分别重315、323、359千克)等，无不令人瞠目。这些都是历年出土的铜器中的“重重之器”。这样的大器在成型上是有难度的，但也都极具巧思。
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一件造型精巧、结构复杂的尊盘。尊是一种盛酒器，盘则是一种盛水器，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二者浑然一体。从尊盘的结构看，由本体、龙形附件和透空附饰三部分组成，分别采用了浑铸法、分铸法和失蜡法。特别是用失蜡法铸造的透空附饰，是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组成，表层纹饰互不接续、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铜梗又分层联结，构成一个千丝万缕、藤连瓜悬、鬼斧神工的整体，它高低参差与对称排比相结合，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达到了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
纺织技术的新高度
我国是丝绸的王国，但汉代之前的丝织品却非常少见。曾侯乙墓的丝织品，虽然绝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但从仅存的一些残片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技术的发展高度。
首先，此墓首次发现了丝麻交织物。
此墓出土的丝织品种有纱、绢、绣、锦四种，其中纱的残片有五块，最大的为（9×5)平方厘米，最小的一块仅（45×3)平方厘米，组织为平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纱都是丝麻交织品。经线有丝线也有麻线，丝、麻线相间排列，纬线全是丝。麻线粗些，投影宽度约为02毫米；丝线细，投影宽度在015 毫米左右。丝麻线均有拈度，拈向为S拈。这些残片的经密在每厘米30根左右，纬密在每厘米25根左右。由于经线中丝麻粗细及反光程度不一，组织表面有影条状。这种丝麻交织品，在我国系首次发现，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丝麻混纺织品。自从有了混纺，人类也就可以交织出各种不同质地的织物，为人类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衣料。时至今日，混纺仍在不断创新和发展，这就更可知，最初出现混纺交织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此墓出土的丝织品经鉴定为桑蚕丝，截面面积在60～124平方微米之间，一般为100平方微米左右，比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纤维（平均截面为40平方微米)、商代一些丝织品纤维（平均截面为506平方微米)截面面积增加了1～2倍，说明养蚕业（即蚕丝质量)有很大的改进。以上丝麻交织品的麻经鉴定为芒麻、大麻、杂麻，说明麻织业有很大的发展。
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在墓葬东室西南角靠近主棺的地方，出土了一件髹漆衣箱。箱长828厘米、总高448厘米，内壁失漆，外壁黑漆，黑漆上绘有朱漆纹样。箱盖面一端绘青龙，另一端绘白马王堆一号汉墓椁室器物
虎，中心朱书一个象征北斗星的大“斗”字，围绕“斗”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一圈的是篆文书写的二十八宿古代星名。这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这件文物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天文学界的轰动，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为此改写了有关部分的内容。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在观象授时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对日月五星的运行及位置作系统观测，绕天一周选取二十八星座作为观测标志，叫作二十八宿。它的出现，对日月五星运行周期和运行轨道的测定，对编制较为准确的历法，以及对恒星的观测和天区的划分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衣箱盖上的二十八星象图的发现，是二十八宿完整名称的最早出现，是二十八宿与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配的最早记录，表明了北斗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把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可靠记载提到到了战国初期，对进一步探讨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和史料。
神奇的马王堆汉墓
西汉马王堆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