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召开时，1960年已过近半，而生产任务完成却很不好，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日渐暴露。与此同时，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严重的分歧，1960年6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带头向中共代表团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使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又于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问题，落实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这次会议批转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关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指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基本建设战线更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削减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把钢、铁、煤和运输生产搞上去。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由于可供调运的煤炭和生铁资源比原定计划减少，那些靠外调煤炭和生铁生产钢铁的省份，完成原定的生产计划就可能有困难。这些省份如果经过努力仍不能实现原定的钢铁生产指标，就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煤炭和生铁供应的可能，适当调整钢的生产指标。
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粮、保钢；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会议期间，长期负责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认为对工业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可就在会议进行时，即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苏联在华专家和终止相关合同。苏联党和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自然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义愤，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结果这次会议未能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会后，负责国家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冷静地分析了所面临的形势，认为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填平补齐，巩固提高。他将自己的想法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表示赞同。
8月下旬，国家计委着手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李富春指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当是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争取主动。
李富春的设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在计委所提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增写了“充实”两字。9月1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强调1961年是我国实现三年连续跃进以后的一年，是农业在连续两年受灾以后必须大发展的一年，也是在外援减少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进行建设的一年。在这一年，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更好地发挥城乡人民公社（1960年曾办起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精神，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争取国民经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继续跃进。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并将之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虽然初步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但要使人们从“大跃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由“跃进”变为较低速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在短期内钢产量赶上并超过英国，更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1960年8月以来，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但钢铁生产的形势一直未见好转，日产量始终在5万吨左右徘徊。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后，钢产量有了回升，10月中旬达到了平均日产量6万吨。但是，从11月下旬开始，钢及与之相关的铁、煤、运输都出现了严重下降的情况。
为此，中共中央于12月3日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铁、钢、运（输），把钢的生产水平突击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继续跃进的胜利。到这年底，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866万吨，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也更为严重。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各地农村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好，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他强调：“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并且指出：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1961年虽然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但总的效果并不明显，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原因是连续几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影响。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愿正视“大跃进”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粮食的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下不了大幅度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有的人甚至企图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搞新的“跃进”；有的领导干部虽然也认为调整极为必要，但对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仍心有余悸，担心降低指标、调整速度会被人看成是右倾倒退；也有少数的党员干部面对严重困难不知所措，产生悲观埋怨情绪，对何时走出低谷信心不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认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彻底战胜面临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决定1962年1月召开一次有县级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部队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与会者共达7000人，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从而进一步贯彻了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七千人大会的第一阶段，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报告草稿写出来之后，没有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便提议直接印发大会进行讨论和征求修改意见，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将报告修改好。经过与会者反复地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定稿，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目前形势和任务；（二）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
按照原定的计划，报告由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提议：既然报告已经印发，在大会上就不要念了，由刘少奇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这样，刘少奇连夜准备了一个提纲。第二天开会前，他在休息室里将提纲送给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传阅。经常委同意后，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讲话同报告一样，也是三个部分，但比报告要分析得更为透彻。关于目前形势，刘少奇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
对于困难出现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条原因，哪一条是主要的呢？刘少奇说，有的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正如湖南的农民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于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关系，过去常常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来形容。刘少奇在讲话中虽然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但是，刘少奇又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刘少奇甚至还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仍肯定“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地得出结论。”这实际上把“三面红旗”正确与否的评价问题，留下了将来再作研究的可能，同时也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的不满，最初可以追溯到七千人大会。
按照预定的计划，会议在1月30日或31日便可结束，31日晚代表们便可以离京返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了29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让与会者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将会期延长。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批评说：有些人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他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他说：我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1月12日至2月6日，会议开展了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中央国家机关及其有关负责人几年来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各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对工作指导上出现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洋溢着浓郁的民主气息，与会者畅所欲言，会议的热烈气氛是近几年来所少见的。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问题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最近几年，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因此，现在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加强起来，发扬起来。
第二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1958年以来计划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并分析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
会上还有同志议论到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其中彭真1月18日的发言就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林彪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但他在讲话中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在此吹捧毛泽东，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林彪的讲话，成为七千人大会中一段不和谐的杂音。毛泽东却对林彪的发言十分欣赏。他在会后（即3月20日）对林彪讲话稿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做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所以，七千人大会一方面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但另一方面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并不彻底，所以此后几年，在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政治上“左”倾错误却又逐渐发展起来，这当然是后话了。
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困难尽管还很严重，“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是，会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却发现，这个估计还是过分乐观了，其实最困难的时期并没有度过。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除了毛泽东外出南方视察没有参加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了会议。由于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史称“西楼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