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中不绝地有各国参观人士的脚迹，天主教的信徒，来此祈祷者也是终日不断。在这个时代，居然还有这许多信仰宗教的人，这也是教人难以索解之事。他们若不是有神经病，定然是他们脊梁上负有一个古旧幽灵。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正是一个大动摇的时代，科学昌明，达于极点，新思潮风起云涌，重新估定旧日道德法律的价值，扫荡了习惯的障碍，打破了因袭思想的束缚，使人民高唱自由之歌，大踏步向解放的道路上走去，已经是盛极一时了！而科学最大的成绩，是向宗教下总攻击令，推倒神的威权，否认来生的观念。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生命不过是生物学上一件事实，人生原没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唯物论告诉我们：世界根本没有灵性的存在，止有物质的运动，不但下等动物是机械，就是称为万物之灵的人，也是机械的。人与动物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性质的区别，便是人与木石无性灵的东西的相比，也不过程度的高下而已。定命论告诉我们：意志不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必然的作用，有遗传、教育、环境，种种的关系，有什么因，便生什么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分毫不能差错。我们为善为恶都是必然的结果，都是外铄的关系，在道德上不必负什么责任。历史派的哲学家更说：《圣经》不过是古代民族空想的结晶，是荒唐的神话，是迷信宗教者无意识地所唱出来的诗歌。实际上人类脑子里各种精神现象，都是想像构成的，离开了人，便无所谓伟大的神，我们若说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成了人，不如说人照自己的形象造成了上帝。
好了！一切旧观念都更改了！一切信仰都推翻了！一切权威都打得落花流水了！既然没有所谓来生，何不痛痛快快地享乐现世？既然人的意志不能自由，善恶何妨随意？人生百年，流光如电，及时行乐，岂可蹉跎？琥珀杯中的美酒，可以陶醉我们的青春，什么立德立言，垂名千载，哪里及得美人唇上一点胭脂的甜蜜？灵魂上虽负如山的罪恶，也没有忏悔之必要。杀人越货，只须干得秘密与巧妙，仍然是社会的栋梁。但是恣情行乐，虽然快意，而酒阑人散之后，仍不免引起幻灭的悲哀。良心有罪，躲不了平旦时的自谴。汽车和摩托卡之星驰电掣，飞楼百丈之高耸霄汉，大都市之金迷纸醉，酒绿灯红，只教我们的神经渐趋于衰弱。物质的欲望，与日俱增，而永无满足之一日，于是健全的人都变成病态，从前迷恋着文化中心的都市，现在却渴慕着乡村，从前所爱的认为真实的现实生活，于今只感到它的虚伪与丑恶，只感到它之使人疲乏到无可振作。但陷溺已深，却又无法摆脱，于是种种失望、悲恨、诅咒都因之而起了。这就是现代人的悲哀啊！是科学的流弊么？物质主义的余毒么？但又谁敢这样说呢？
呀！这真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旧的早已宣告破产，新的还待建立起来。我们虽已买了黄金时代的预约券，却永远不见黄金时代的来到。赫克尔允许我们破碎荒基上升起的新太阳，至今没看见它光芒的一线。于是我们现代人更陷于黑暗世界之中了，我们摸索、逡巡、颠踬、奔突，心里呼喊着光明，脚底愈陷入幽谷；我们不甘为物质的奴隶，却不免为物质的鞭子所驱使；我们努力表现自我，而拘囚于环境之中，我的真面目，更汩没无余。现实与理想时起冲突，精神与肉体不能调和，天天烦闷、忧苦，几乎要到疯狂自杀地步，有人说这就是世纪病的现象。现代人是无不带着几分世纪病的。
其实天下无不了之事，这种现象任它延长下去，到了世界末日，不是一切都完结么？可是偏偏有一班自命哲学家文学家的人，吃饱了饭没有事干，居然挺身而出，以解决现代人的苦闷为己任。他们说科学不能解决全部的人生，所以又来乞灵于宗教；又说唯物论过于偏执，不能解释精神现象，竟主张复为神的皈依。托尔斯泰呕心绞脑地着他的《复活》和《艺术论》，到后来为实现他的主义，竟将自己的暮景残年，葬送于凄寂的荒野。耶拿派哲学教授倭伊铿，大谈其精神生活，发表了《我们可否还做基督教徒》一文。其他如柏格森的创化论、詹姆士的根本经验论，或根据宗教的精神，以确定人生的指归，或阐明宇宙本质，发展宗教生活。立论虽有不同，间接直接，都主张宗教之复兴，为疗治世纪病的良药。热心拥护科学的青年，虽大骂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柏格森不过是骗骗巴黎贵妇人的滑头学者，但他们的学说，亦复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轻易驳它不倒。就文艺而论，则自然主义的衰败、新浪漫主义的代兴、心灵界的觉醒、神秘思想的发达，已成了今日欧洲文坛显着的事实。而宗教与科学携手的呼声，轰轰烈烈的牛津大学旧教复活的运动，尤极如火如荼之观，风云会合之盛。物质称霸称王的时代，竟有人想从渺茫的精神界，探索殖民地，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人类惰性的表现呢，还是精神与物质，究竟是两件事，而且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的问题，原是不能一概抹煞的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请大家各用主观去评判好了。
为了以上的这些缘故，所以罗马旧教于今有复昌的趋势。欧洲教堂每逢举行弥撒和瞻礼的时候，参与者还是填坑满谷。平时也有许多思想特异的人物，到堂中来寻求宗教上的慰安。有的是恋爱的牺牲者，抱了一颗碎心，来申诉于上主座前；或者心里有所不安，借此倾吐压积于灵魂上的苦闷；或厌倦于现实生活，来此清虚之府，暂憩尘襟。在这个巴黎圣心院大殿上，亦常见有青年诗人，妙龄少妇，长跪神龛之下，潜心默祷。也有白发盈头的老人，双手扶头，安坐沉思，一坐总是半日。他们暮景桑榆，百念灰冷，过去的悲欢，一生的忧患，已不复滞留于记忆之中，惟以一片纯洁的心情，对越上主。那种虔诚的情况，看了真教人感动。
圣心院正殿的后面及两旁，小堂无数，供奉圣母马利亚、圣若瑟以及诸宗徒诸圣师之像。有一个小堂供奉着一个圣母像，像之美丽，恰当得金容满月，妙目天成八字的批评。这像脚踏地球，身畔云霞成阵，衣袂飘然，好像要向天空升起。虽是雕塑而成，而其神情之温肃，姿态之生动，望去好似活的一般，一切圣母像中，这像可称第一。像前有一架镂金嵌宝的铜烛盘，长日辉煌着长长短短如银的蜡烛，可见来此祈祷者之多。其旁坐着一位黑衣修女，专司售烛之事。
有一天，这圣母小堂里来了一个西装的黄种女青年，身裁中等，虽不甚瘦，看去却有一种怯弱的态度，脸上无甚血色，眼光凄黯，似乎抱有一腔心事。她走到铜烛盘前，问老修女要了一枝最长的蜡烛，点着了火，很小心地插上那烛架。这个女郎不知是否情场失意，或者受了什么时代的创伤，也不知是否喝了现代哲学家的迷魂汤，或被玄学鬼所蛊惑，总而言之，她到这小堂举行献烛礼，便可以知道她也是那些脊梁负着古旧幽灵的同志之一了。
老修女一面接钱，一面将惊异的眼光望着她：
“小姐，你像是一个中国人？”
“是的，我原籍是在中国。”
“你到法国几年了？在什么地方读书？”
“三年半了。一向在里昂读书；现在因要回国，所以到巴黎来旅行一趟。”
这中国女郎不问而知是醒秋了。
醒秋好好地在里昂求学，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呢？更为什么说要回国的话呢？原来那年的春天——她到法国第四年的春天——她接着父亲来信说母亲又病了，吐了好几次血，医生证明是虚痨症。父亲又说母亲的病，固由悲悼长子，忧虑幼儿而来，而一半也为了女儿婚姻问题操心的缘故，她若再淹留海外，不肯回国，母亲的病恐怕要更加重了。醒秋那时正深恨叔健，又正在和家庭赌气，一听婚姻问题四字，便觉异常刺心。而且她素知父亲说话，有些言过其实，母亲三年以来差不多天天患病，她早已听惯了。这一次闻母亲吐血，虽然焦心，但究竟疑心是父亲故意吓她，骗她回国结婚，所以她还没有决定东归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