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或无用的小说
青少年时代我思想激进，打心眼里瞧不起通俗小说。读小学时也试着读几本《三侠五义》或《施公案》之类，伲总提不起精神。我没有一般少年人容易有的狂狷或侠气，总也学不成那些行侠仗义的豪放。那时我也并不特别看重《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我以为那是“通俗小说”。这看法直到上了大学中文系才有改变，知道那都是经典性的文学巨着。
我倾心于新文学，认为新文学是进步的和革命的。那时我也读鲁迅的小说，读不懂，也是到了后来，才知道那里面有很多深刻的东西，例如“药”、“明天”、国民性之类。
我崇拜这些东西，特别为鲁迅的弃医从文、以文学启蒙民众改造社会的热情所感动。我的少年报国之心被这些新小说唤醒。特别是读《新生》、《家》、《子夜》一类作品之后。那时候我认定小说能救国。
后来读梁启超文，听他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很是信服他说的“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大道理，因为这些道理与我心中的那种社会使命的召唤呼应。后来年龄大了，发现小说未曾救国。事实上小说家尽管热情澎湃，而国依然在弱、在乱，甚至在亡，甚至无文化的民众依然在愚钝。我真的有些怀疑小说、诗，总之文学有那么了不起的功效了。这样，到了听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时，我就不再轻信。因为小说未曾兴邦，看来小说也不会丧国。
在我的小说观中，也是天使和魔鬼掺半。我对小说的“特大功能”有些怀疑，但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小说有用。尽管它不能是急功近利的。好的小说却能够影响人们的情操。从长远看，它对世道人心有用。也许对一个社会的盛衰隆替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小说，而是经济、政治等等。但作为文学的小说是社会的润滑剂和营养品却不应怀疑。当匡时济世的幻梦消失之后，这是最后的一点坚持。这就是传统的文学观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持久深刻的影响：文章合为世而作，文章必为世所用。
奇怪的是上述那一切观念的诞生并不是事物的本意，一种复杂原因造出的庄严感驱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迚情愿太作那种承诺和期待。小说可以说是药，但这药并不立竿见影，药到病除或起死回生只是一种愿望。小说作为药的功能更是调养和滋润。小说对于社会人生更为直接的位置是娱乐和消遣，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更为积极、宽泛的意义。这点看，它更像是茶和酒。因为人们信奉药，于是茶和酒却长期地受到忽视和抑制。特别是当人们的革命意识高扬的时代，昂奋的激情使他们乐于接受天使而排斥“魔鬼”。
近读夏曾佑《小说原理》一文，他把读书分做有所为而读和无所为而读两种。前者指宗教、道德、科学一类书，后者指“一切章回、散段、院本、传奇诸小说”。他很风趣地说到，所谓“无所为而读”的书处境不佳妙：“其书往往为长吏之所毁禁，父兄之所呵责，道学先生之所指斥，读之绝无可图，而适可以得谤”。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找来读这些“无用之书”，这观点看似片面，实则更近事实。《小说原理》有一段话说得富有人情味一一榻之上，一灯之下，茶具前陈，杯酒未罄，而天地间之君子小人鬼神花鸟杂遝而过吾之目，真可谓取之不费，用之不匮者矣。故画者有所穷者也；史平直者也；科学颇新奇，而非尽人所能解者也；经文皆忧患之言，谋乐更无取焉者也；而小说为人所乐，遂可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
像我们这样以文学为职业的人，读小说理应与职业性的思考相联系，但事实却时时感到阅读的痛苦。因为它不以愉悦的享受为动力，沉重和严肃让人力不胜负，这其实是小说本意筛滤排除之后的自我强迫。我们往往有这样的经历，当那些严肃的“天使”散去之际，茶余、酒后、睡前，偶有闲暇，打开一书一刊，随意抓住一篇小说漫不经心地渎下去，这时，什么主题，什么立意，什么技巧都驱之脑后，不思虑反而愉快轻松。这就是作为“无用的小说”的“魔鬼”本质的显形，它与作为天使的端庄肃穆构成价值的反差。
正是这样，我们处身于这种价值取向极大反差的矛盾世界中。小说有用，但未必时时篇篇有用，此则有用寓无用；小说无用，但无用之中却有小用甚而不乏大用，此则无用寓有用。文学的世界繁复多样，小说的功用亦不必执之甚迂。各种各样的人读各种各样的小说，取各种各样的无用与有用，这才是小说世界应有的秩序。要是这能成为共识，则潮流高下，“旋律”主次的强调与争执都将成为无谓。还是一位朋友说得好：“各式各样的小说”。小说本来就是一个多彩繁丽的天地。庄的，谐的，雅的，俗的，村的，俏的，救国救民的，玩世不恭的，让人们自去采撷，犹如人们逡巡在百货摊前那样。
《小说界》1992年第4期
短篇小说越写越长
各种文体中短篇小说最难写，因为短篇小说有稳定的格式和一定的规范，同时，它的这些要求，必须在限定的“短”的篇幅中完成。而短篇所涉及、所关怀的世界都和其它文学品类包括中、长篇在内同样的丰富而深广。何短篇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无限”，却必须在“有限”中完成。这好比一个人武艺高强，在“广阔天地”中摔打容易，而把这位高人关在小屋内比试高低，却不易了。所以戏中的“三叉口”最难演，“三叉口”就好比短篇小说，那些描写双打或“三打”的，便是短篇的作者。
难怪，眼下的小说越写越长了。原来人们早已“恼”到要藏拙就须避“短”就“长”。短篇的特点，就是一个“短”字。短篇的千种风情、万般意蕴，都只能在“短”中表现。那些不能、不善“短”的，只好躲到了“长”中。于是，短篇变得越来越长了，甚至它的特、优之处越来越变得模糊了，说到底，就是那些作者没有能耐。
短篇不短就不是“短篇”，这难道还用得着说吗？不幸，冃下的多数“短篇”都不短，因此也都名实不符。许多短篇都拉长了，占了中篇的地盘。时事实是，拉长成中篇的，就不洱是短篇了。短篇有短篇的要求，短篇就是要在“有限”中演出“无限”，就是要在黑灯瞎火的房子中打得天翻地覆。那些肆意把短篇拉长的，恕我武断，他们肯定没真本事。
我不满意当前短篇小说的“走样”。这“走样”两字一出现，肯定有人摇头：“难道文学有变的‘样子’吗？”但我还是坚持这一观点。文学常变常新、常新常变，这道理我懂。文学是发展的，这包括文体在内。但是，文学又是有恒定的规范的，这道理你还得承认。文学要没有规范，谁都可以乱来。游戏还得有规则，何况文学？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小说，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短篇，但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有些品质是不会改变的。
说到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它们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短”。你有满腹经纶，你有十八般武艺，都只能在“短”里做文章。不然，那就是大“走样”，你写的就不是短篇而只能是别的什么了。
我说了半天，强调了半天的“短”，其实，我也还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说的“短”如何如何重要，其实，这只是短篇之所以是短篇的最起码、最低度的要求。一个“短”字做到了，难道笃定就是好小说？这都是一个大背谬。“短”只是体制，短篇而不短，就不是短篇，则此后一切优劣成败都谈不到。短篇要首先是短，而后才能谈其它。
长短是形式上的要求，并不涉及质量。从一般道理上讲“长”有长处，“短”有短处，但对于短篇小说而言，要求其体制须短，则是断然的和绝对的。而这恰是当前短篇创作的流行病。
单单字数并不能保证短篇的质量。为什么开头我说，短篇最难写，其根源即在于，短篇为自己设置了到达它们冃标的诸多难题。而这些道理，断非我的这篇短文所能尽言，也就只好把话题留待将来来说了。
南方日报1998年1月7日
夏天的记忆
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距离张抗抗写《爱的权利》的时候，已经过了整整20年。但我还是没忘了20年前的那篇小说，和那篇小说中所展开的时代氛围，那无所不在的昨日的阴影，以及那追求新生活的激情。
1998年的舂天是在漫天风沙中消失的，眼下已是北方繁盛的初夏。夏季的到来，唤回了我对张抗抗早期作品中展开的夏天景象的记忆。在《爱的权利》这篇小说中，一开始就是一段夏季来临的描写：“在这个寒冷的北方城市，夏天似乎总是来得迟迟。直到波斯菊盛开的七月，松花江岸才铺上柳树的浓荫”。在小说那些伤心往事的记述中，时时出现夏天的记忆，或是“夏天的绮丽的晚霞”，或是“只有夏天的太阳，把坦荡的松花江染成了一条光灿灿的彩练”。“他总是害怕明丽的夏天会过去，严酷的冬天会再来，可是，即使大江解了冻，几尺深的冰层下，滚滚的江水不是浩浩荡荡地仍然奔腾着吗？”
这无疑是张抗抗的“解冻意象”。这篇小说写在1978年，写在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开过之后。那是冬天，可是，我们的作家却分明感到了夏天的热烈和开放。过了一年，又是冬天，她写了另一篇小说，干脆以《夏》命名。在这篇小说里，她不是复述那些长长的冬季里冷酷而悲惨的故事，而是把场景预设为夏天，写为迎迓夏天而蒙受的心灵苦难--未曾远去的冬季，依然是笼罩人们心头的浓重的阴云。
20世纪很快就要过去了。中国在这个世纪里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这些事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因而影响并构造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方式。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也最持久的一个事件，我们都亲历了。那场始于60年代中期、终于70年代中期的旷日持久的“运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甚至影响世界。它造成了巨大的苦难，是一个灭绝和死亡的故事，却也奇迹般地孕育着再生。
正如我们此刻谈论的作家的“解冻意象”所指示的那样，是漫长的冬天里预期、希冀、酝酿着的夏天的繁盛。从寒颤的冬天到希望的春天，再到激情而火热的夏天。历史就这样以饱含血泪的跳跃，把欢笑带到了我们面前。对于饱经忧患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转折。我们此刻谈论的作家，就是在这转折的关口，挟带着昨日的记忆、今日的欢欣，如同那个跃出地面的夏日的初阳那样，热烈而优美、同时又带着淡淡的感伤的情调地，出现在我们面则。
张抗抗和她的同代人，连同我们这些比她年长的不间代人，一起迎接了这个历史转型期的激情时光。她和中国所有作家一起，共同创造了文学的新时期。他们把中国文学从令人寒颤的冬季，带到热烈的、充满幻想和浪漫激情的夏季。他们的作品记述了那个令人永难忘怀的岁月里的全部悲苦和欢乐、久远的等待以及最后的获得。他们以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神劳作，贡献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从那时起到现在，时间飞速地走了整整20年。张抗抗也从当年的青春曼妙，走到了人生和艺术的成熟期。她以自己的辛苦创造而成为新时期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从1978年的《爱的权利》开始，众多的中篇、短篇、散文，以及不断推出的长篇：《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张抗抗以充盈的想象力，不竭的创造力。持久而专注的投入，以矫健的行进，向人们展示她的才华。中国新时期文学以拥有张抗抗这样一批作家而感到自豪和荣幸。张抗抗也以她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贡献而证明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前的中国文学，在取得极大繁荣的总趋势中，有一种过分沉溺于“个人写作”的缺憾。许多拥有张抗抗同样的冬天的经历和夏天的记忆的作家，似乎对此表现出某种轻忽。他们有意无意地忘却那些经历，并拒绝那些记忆。70年代末80年代初极盛的浪漫激情，受到了贬抑。现时的中国文学，历史的厚重感有了明显的减弱。当文学不再承载那些冰冷的记忆、并由此生发出夏天的热情时，文学的确失重了。
反顾当初，新时期文学如朝口初起，充盈着难以抑制的磅礴之气，让人荡气回肠。虽然文革造成的断裂，使艺术普遍呈现出稚嫩之感。何由于文学与时代兴衰、万家忧乐息息相关，却萦系着并征服了万千读者。眼下，激情退潮了，在空寂的沙滩上，望着远去的足迹，人们有了失落感。怀想当年的繁盛与热烈，感到了当日的单纯、天真、其至不成熟，竟是那样的可贵！
《张抗抗作品论文集》要出版了，编者邀我在前面写一些文字。我以为对像张抗抗这样作品众多、贡献突出的作家进行学术性的研究、探讨，能使我们对文学发展的历史有一种洞察，并由此生发出建设忭的见解来。把这些研究成果结集出版，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临笔为文，重读华章，于是有了上述的感慨和希望。
1998年5月10日北京大学畅春园
关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通信
致谢冕谢冕同志：
你好，几日前在五洲大酒店谈及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一月号的短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承你表示愿意看看，现在寄上一份刊物请费神一阅。并不是我以为自己写出了值得注意的东西，写出了值得注意的东西，就不必烦劳别人了，别人自会注意的。我多年没有写小说，原因可以推说是没有时间，其实有时间我也写不出来的。我已经知道，决不可再重复以往的创作，却完全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该怎么写法。我深切意识到，我必须有一次脱胎换骨，又谈何容易。
总之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煎熬，终于弄出了这么一篇。我曽送雷达同志看过原稿，如他感觉不好，我就决定作废，不拿出去了。他觉得尚可，建议发出去听听反映。请你读后给予鉴定，虽然仅凭一篇作品不能说明我是否已经找到了出路，或许你可以感觉到我可不可能找得到自己的出路。
复致徐怀中怀中兄：
你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前后读了多遍。一是这篇奇特的小说吸引了我，再有，我总在“琢磨”故事背后的故事一一这花了我不少的时间。要是你是那些新进的作家，我就不会这么读了，因为他们的作品往往“无”意义。而你不是，你是文学修养深厚、而且极为关心人情世态的资深作家，你不会轻易放弃意义，也不会放弃文学理想，我坚信。
强地震预报的失灵、那位女士神秘的来访与失踪、妙岛连（全体土兵，以及他的最高指挥官连长）在这个“人侵者”面前，它的所有的先进的雷达设备都失去了效应。这一切情节的迭加，构成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很少有小说这么让人“咀嚼”的，尤为特别的是，这么短的一篇小说，竟把我拷问了这么多天一一我早就想给你写信，可是一提起笔，总觉得没有把握一一我发现我此刻面对的也是一位神秘的“入侵者”，如同那位女士的诡秘不可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