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只是用浩瀚的典籍使学术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必须赢得德国的、全欧洲的无产阶级赞成我们的主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马克思同恩格斯说，他不再只是在书斋里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书生式的科学家，他尽可能广泛同工人们在一起。
他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中听到了许多对于他的科学著作有益的东西，无产阶级对于现行法律和劳动关系的不满给了他很多启发，工人们的正义的愤怒，不断地给予他从事工作的新力量。
他也注意研究普鲁士的情况。1845年至1847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谷物歉收使普鲁士发生了饥荒，工人们的工资仅仅可以在贫困中维持生存。
普鲁士的工商业虽然近年来有了良好的发展，可是它的资产阶级却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廉价的英国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和布匹把德国的工业产品排挤出自己的民族市场。
政府的处境也很困难，它需要资金维持自己的统治，见工人身上榨不出油就直接压迫资产阶级。八个省的地方议会代表被国王召集到柏林举行一次共同会议——联合邦议会，以便通过决议，募捐债款。
但资产阶级却不同意给国王以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的让步。前《莱茵报》的主要股东、工厂主汉泽曼公开宣称：“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情面可讲。”
因为国王的要求遭到了议会的拒绝，邦议会便被迫解散了。
恩格斯去了巴黎通讯社组织工作，就此也给马克思写信道：“事情已经很明白，资产阶级从愚蠢的国王、腐朽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府力量，借以巩固自己的时刻已经明显地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同时意识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到来。
他们注意同革命团体和组织、同英国宪章运动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广泛联系，马克思当选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他们影响着《正义者同盟》，而又确实不干预同盟内部的事务。
这个时候，《正义者同盟》已经认识到它本身政治上的不足，便于1847年1月20日派遣同盟的一位重要代表莫尔来找马克思。
“我是代表我们的盟员来的。”他比平常略略谦虚地说：“我们深信你的见解的正确，也同样深信有必要使同盟从旧的、密谋的传统的作风和形势中解放出来，如果您加入同盟事务的领导，您就有机会在同盟大会上把您的批判性的共产主义写进一个宣言中去，这个宣言将作为同盟的正式宣言公布，然后我们也促进用一个新的、合乎时代和目的的组织去代替同盟的旧组织。”
马克思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写信给正在巴黎逗留的恩格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伦敦位于泰晤士河畔，是座有无数街道和许多桥梁的喧嚣的城市。
伦敦议院尖塔上大钟的深沉钟声，从隐约可见的钟塔传到大街，越过泰晤士河河西。
5月初的一天，深沉的钟声中，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从巴黎赶来这里正召开的正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
威廉·沃尔弗是代表马克思所在的布鲁塞尔支部来的，马克思因家庭经济上的困难而免去这趟旅行，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一再写信告诉恩格斯，“有你们俩去参加了会议，我就什么都放心了！”
大会之前，当他们还在伦敦大街上一道赶路的时候，恩格斯对威廉说：“必须抛弃那些隐蔽活动时代就形成的神秘作风，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一点，我是同马克思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以这个形式写进章程的第一条里去！”
威廉这时也是马克思忠实的合作者，他点头表示同意，“用不着操心，就我们所理解的同盟盟员的心情，我们是不会有困难的，他们早就看出马克思是正确的。”
恩格斯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大会讨论了新的章程，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进行了选举，并且规定对那些搞阴谋诡计企图置同盟于其独裁之下的人，随时撤销其代表资格，新章程提交各个支部审核、讨论，以便在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次改组同盟和讨论制订新的章程已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抓紧了《哲学的贫困》脱稿，有力地回击了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观点。
7月初，《哲学的贫困》正式出版。
7月27日，恩格斯从巴黎赶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问题。
8月5日，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
终于，1847年11月的最后几天里，马克思在思想上和经费上都有了较充足的准备，他和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请马克思在代表大会上亲自阐述他的新理论。
持续10天的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论战性的著作，在学术界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代表们重托，负责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
12月天气沉闷而阴黯，从北方和西北方来的风暴袭击了比利时全境，随后伴之而来的常常是大雨。
连日来，29岁的马克思又从不间断地坐在写字台旁写作。马克思一直在重新而详尽地思考纲领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用热情的文句第一次广泛地阐述他的学说。
宣言的段落安排虽是已经写在纸上，但在他开始起草之前，还是动用他那熟谙的科学的基本知识去审核和权衡一切。他写信给再度留居巴黎的恩格斯，告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
过了一些时候，他收到了回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回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
马克思于次日早上动笔起草，当晚写完了《共产党宣言》的导言“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
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政客和教会、资本家和地主，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进行露骨的煽动，对这些煽动和谎言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马克思公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真实的目的、见解和企图。
紧接着的一章则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按照一定规律演进的社会发展史在行将来临的革命中，考虑本国特点的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策略。这种思想贯穿在直到那个结束语的整个篇幅里，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旧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1846年开始，马克思注意走出书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直接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召集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问题，会议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参加者讨论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事宜。
“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订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谈了出版的目的和意义。
这时，魏特林这个德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却直言不讳地插了进来。他要求出版他的空想体系及其他一些教学方面包括新的语法书籍。
魏特林很快发现马克思的一对眼睛从黑脸、黑头发、黑胡须的地方射出两道谴责的光柱来：“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
魏特林裁缝工人出身，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受“正义者同盟”委托，他写作和出版了《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盟员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他死抱住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不放，又发展到不顾工人运动宣传发动的大局，还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解脱。
他不是要创立新的理论纲领，而是要采用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像法国的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使工人们看清自己的可怕处境，识别执政者和各种组织对他们的一切不公平的言论，不要轻信后者的任何诺言，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社团。
魏特林用回忆过去从各地寄来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
“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马克思听到他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灯震得摇晃。
5月11日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会上，马克思就克利盖的错误思想起草了《反克利盖通告》，会上通过时只有魏特林一个人投反对票。
马克思在《反克利盖通告》中指出，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所宣传的观点不是共产主义。他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采取幼稚而又夸张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和美洲的声誉。他以“共产主义”名义所宣传的伤感主义梦呓，如果被工人阶级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不久，这个坚持以爱情为基础、洋溢着情爱的、充满温情的共产主义的报刊被迫停刊，克利盖和魏特林的那些拥护者在盟员中的威信大大下降。
1847年9月27日，布鲁塞尔成立“德意志工人协会”。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区部以后，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马克思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欧洲各国反动派。因此，他十分关心欧洲各国民主派的活动，并与英、法、德和瑞士等国的民主派建立了联系。
成立协会的当天，马克思因特殊情况未能出席大会，然而，会员们选举了马克思担任了副主席，由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吕西安·若特兰担任主席。
欧洲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马克思开始登上向工人群众演讲的舞台。
他的《关心自由贸易的演说》、《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在布鲁塞尔工人运动中先声夺人，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后，这位29岁的黑胡子出台演讲，场场爆满。演讲中，那种恰到好处的仰头、眯眼、抖须的细微动作和那铿锵雷霆般震得长发煽动——犹如山鹰展翅，更为其独到的见解推波助澜……
台下的心潮澎湃，经久不息，有些工人竟然乐意让人骑在自己的肩膀上，让自己头上的人唤出自己的心声——
“我的亲爱的！马克思老爹！”
“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
“卡尔老爹！你才是我们工人的老爹！”“……”
于是，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以其形似和神似的“马克思老爹”从布鲁塞尔的工人运动中传播开去……
当时，共产主义通讯社（同盟）中央委员会在英国伦敦，马克思因政治流亡者的约束，他还只领导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却事先要听取布鲁塞尔区部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