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将“照顾”作为人类行为和人类共同生活的重要层面，既从认知理论的角度，也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关怀理论的出发点是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卡罗尔·吉利根（1936年—？），美国女性主义者、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不同的声音》、《描绘道德的图景：女性思维对心理学理论和教育的贡献》等。—译者注】有关“两种道德观”理论中女性主义的关怀观点，这个观点是吉利根在她的1982年出版的著作《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中提出来的（请参照Gilligan，1996年［1982年］）。在这本书中，吉利根对她的老师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劳伦斯·柯尔伯格（1927—1987年），美国心理学家，专门研究道德教育、道德推理与道德发展，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著称。主要著作有《道德发展心理学》等。—译者注】所提出来的道德理论进行了探讨，即柯尔伯格认为人类道德的发展是与他们对于公平性的判断的发展等同的。柯尔伯格是从对他的完全由男性组成的被试群体的实证研究中，得出这个观点的，而吉利根从中所思考的是，女性的道德经验会对道德哲学的思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根据她自己对女性的实证研究，吉利根提出这样的理论，即存在着两种道德观：公平性的道德观和给予关怀的道德观，因而无论是在对有关照顾的权衡中，还是在对有关公平性的权衡中都会产生道德问题（请参照Gilligan，1991年：第81页）。这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的源头是不同性别所特有的与性别相关的经验世界，而并不是性别本身。在“男性的”公平性观念中，自我会被提升为与社会关系的环境相对的道德权威。在遵守公平性的规范的要求和遵守同等重要的康德【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古典美学和星云说的创立者。康德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康德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认为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先天的范畴，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他的代表作品有《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等。—译者注】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人的道德是纯粹的义务，义务是出自对法则敬重的一个行为的必然性，它先行于一切经验，存在于通过先天的依据来规定一致的理性的理念之中，善的意志是唯一的善，义务是出自善的意志的行为，它仅仅为了善而做善行，与出于非理性的、情感性的偏好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作为义务的道德的基本原则的形式是绝对命令（或称“定言命令”）式的，无附加条件的，以祈使句形式表达；而假言命令需要前提条件，是以条件句形式表达的。康德认为，假言命令式的“道德”不是真道德，它们出于对利益、愉悦感等的追求，是对道德的工具化。—译者注】（Kategorischen Imperativ）的要求之间就会产生内在的冲突（请参照同上出处：第84页）。因此，就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即“将自己的观点和客观的立场或者事实相互混淆，并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他人纳入自己的标准当中”（请参照Gilligan，1991年：第97页）。而在“女性的”给予关怀的观念中却有着相反的理解，它是指自我的构造中，道德的抉择不是作用于自我的内化—这是实现将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的基础，而是通过转向一个与自己的观念并不相符的他人，从而形成在不同情境下的定位，并且采取在其中所找到的可能的解决方案（请参照同上出处：第87页）。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在给予关怀的观念中，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忘记自己特有的标准，并且尽可能地采纳他人的观念，也就是将自己变成‘无我’的，然后按照他人的标准重新定义自我”（请参照Gilligan，1991年：第97页）。在后来的学术讨论中，吉利根的“两种道德观”的二元模式不断地被质疑，因为它不仅将多元化的道德观进行了简化，而且在形成道德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各种要素在这个模式中也被加以简化（请参照Nunner-Winkler，1991年）。【吉利根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在于过分强调本位主义（请参照Nagl-Docekal，1993年）。Carol Thomas从整体上怀疑关怀理论中所分析出的特征，并将它归为生活常识层面上的经验性的描述范畴】尽管如此，吉利根的研究仍然是值得赞赏的，尤其是她在“义务”和“关系”这些概念中提出了道德的关系，并且发展了不是以“公平性”、而是以“好的生活”为导向的道德哲学。由于“关怀”伦理对社会过程的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理性层面，而且也描述了新的认知方式，在这当中情感作为重要的元素被纳入进来，因此伊丽莎白·康拉迪（Elisabeth Conradi）称吉利根的理论是“对紧密团结的全面透视”，在此基础上使得“关怀理论”得以进一步的发展（请参照Conradi，2001年：第25页）。关怀理论尽管是以对紧密团结的观察中所获得的认知理论为基础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变异。在关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产生了一些毋庸置疑的和一些备受争议的观点，但是在有关关怀的理论中达成共识的是，“照顾”的形式是随着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而不同的，并且重视程度也不一样（请参照Cancian/Oliker，2000年；Tronto，1993年）。同样没有争议的是，“照顾”当然不一定是正面积极的。例如，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具有良好意愿的照顾行为，却引起了被照顾者的负面的感情，并且也许不符合他的需要（请参照Fineman，2003年）。而负面的反应也可以由第三方带来，也就是，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被照顾的人，他有可能得到照顾（请参照Tronto，2005年）。但是，所有关怀理论的衍生理论，其中心思想都强调主体性是不言自明的，也就是说这是以笛卡尔【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是二元论唯心主义者的代表，提出“我思故我在”（即“思考是唯一确定的存在”）的观点和“普遍怀疑”的主张，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开拓了“欧陆理性主义”哲学。重要著作有《方法论》、《哲学原理》和《形而上学的沉思》等。—译者注】所指出的独立自治的主体为基础的。因此，关怀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以独立自主的主体为探讨对象、从而用于分析在主体和由此形成的主体间关系的社会哲学理论的变体（请参照Conradi，2001年：第136页）。在吉利根那里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她认为在给予照顾的观念下，依赖性不只是对独立自主性的妨碍，而且与依赖性首先联系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状态（请参照Gilligan，1991年：第98页及其后页）。关怀理论将人作为关系的基础，由于人们往往有着差异化的个性，因而也会带来复杂的局面（请参照Andresen，2005年：第123页）。正因为如此，关怀理论并没有将不对称的关系只是理解为权力关系，因为在这种关系中会很快地实现相互独立的状态。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南希·弗雷泽（1947年—？），美国著名的批判理论学家、政治哲学家，她是继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之后，主导了西方批判理论学派的主要学术组织“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年会，是该会议七人领导小组的核心人物。主要著作有《不守规则的实践：当代的社会理论中的权力、讨论和性别》、《正义的尺度：在全球化社会中重新形成的政治空间》和《女性主义的命运：从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等。—译者注】在这种上下文的背景下，指出依赖性在社会、道德和心理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形成理想的、独立人格的前提，往往或是含蓄地或是直接地与对依赖性的恐惧相关，这种恐惧性与那些赞同依赖性的观念构成鲜明的对比”（请参照Fraser，2001年：第219页）。南希·弗雷泽批评了处在独立自主性和依赖性范畴中的关怀理论，在面对具体的他人时，存在的认识论上的盲区，并且由此提出应该转向关联性、依赖性和易受伤害性的范畴中去。关联性、依赖性和易受伤害性的范畴应该被作为人际关系概念的主要部分，并且用来解释与之有关的经历。易受伤害性如同由此可能产生的被他人所支配的状态一样，都是日常经历，而且也因此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核心要素。因而，不对称的关系就相应地成为理论构建的出发点了：“虽然在政治学和道德哲学的著作中，对于公平的互动给予了理论上的高度重视，但是事实上，不公平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请参照Feder/Kittay，2002年：第2页）。这个观点认为，独立性和自主性是稀有物品，几乎不与人们的日常体验相匹配，反而，照顾实践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奈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奈尔·诺丁斯（1929年—？），美国女性主义学家、教育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教育的哲学》《正义与关怀》《培养有道德的人》《批判性课程：我们的学校应该教什么》等。—译者注】从儿童时代的被照顾的经历分析人们之间的指涉性的理论：因为母亲—孩子关系和孩子对父母的（与性别无关的）照顾经验一样，都是完全决定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因而这样的照顾可以作为解释在日常生活中起导向作用的道德伦理。诺丁斯认为照顾他人的经历和被照顾的经验之间具有以下关系：
给予他人照顾的观念是受到我们最早的有关照顾他人和被照顾的记忆决定的，而且随着我们越来越珍视照顾他人和被照顾的回忆，照顾他人的观念也会变得强烈，这种观念是可以随时形成的（请参照Noddings，1993年：第141页）。
因而，值得强调的是，个体的经历—无论是作为照顾者的角色、还是接受照顾的角色的体验，都是形成对于照顾的态度的起点。因而，照顾有深刻的主体性的特征，并且紧紧地锚定在一生的经历中。由于有关照顾的态度是建立在对过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的形成对前提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它可以被看作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项目，也就是它的出发点是对家庭中世代关系的映射，并且进一步延伸为对所有其他照顾经历的“回忆”的“重视”。由此，应该对关怀理论的其他重要元素进行探讨，即感觉、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理性主义道德理论下被特别反思和拒绝的情感是自私自利的感情，它是对普遍的道德规范的破坏，因为通用的道德规范偏爱公正的互动并对攻击性的和报复性的冲动加以限制。相反，有关照顾的伦理往往欣赏情感性的和关联性的能力，因为它们能够使重视道德的人在具体的人际环境下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好的（请参照Held，2006年：第10页及其后页）。
不仅与诸如同情、亲情和爱等积极的感情有关的情感会带来照顾他人的想法，而且自私自利的，或者消极的感情，也可以看作是形成照顾他人观念的源头，其目的是在人际关系的框架中，做出对自己和对方都是最好的决定。在这种上下文关系下，关怀理论的进一步开发者鲁斯·格荣豪特（Ruth E. Groenhout）关注了关怀理论的实体化的有形层面：
如果我们认为道德只是被应用在空洞的意识层面，我们就会错误地理解道德伦理。道德伦理产生于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经历，由物理的自我所支撑，并且与其他具体有形的自我和物质现实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请参照Groenhout，2006年：第30页）。
格荣豪特强调了道德伦理与世界的具体有形联系，即“实体化”作为社会化的物质层面，是人类的道德方向和伦理定位的基础。对道德的认知因而也只能作为隐含的知识。
关怀理论可以总结为是对人类关系中的不对称性的讨论。其主导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的根本性的相互依赖，这在提供帮助的照顾活动中尤其明显。在教育学理论领域，凯特·迈耶·卓尔（K？te Meyer-Drawe）【凯特·迈耶·卓尔（1949年—？），德国教育学家。主要著作有《有关学习的讨论》、《有关独立自主的想像》和《教育与伦理》等。—译者注】在她的著作《有关独立自主的想像》（Illusionen von Autonomie）中首先提出“根本的”主体间性理论的视角，她通过对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指出，现代社会人类他治的决定已经越来越少见了（请参照Meyer-Drawe，2000年）。将这样的启发与世代照顾的概念联系起来，可以确定照顾的方式是与人们基本的依赖状况相互决定的。有关依赖性有很多种形式值得去分析，但是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除了依赖理论的角度之外，还可以作为社会性的策略来解读，即人们能够对与生俱来的以及潜在可能的依赖性进行管理、应对或者与之共处。而自主性则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首先要求一个主体在其间活动的背景。
从人生历程的角度来看，世代间的照顾表现为释义和行动的复合体，它是由个体依赖于他人的往事以及他人对其的依赖经历所决定的，因而，首先应该从他治的复杂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代间的关系。
世代间的照顾和自我照顾
将“照顾”作为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去理解，简言之就是，如果不将相互关系的因素纳入考虑，那么“照顾”就无法指涉他人，而只是与自己有关，或者说，这样的话，就难以在“照顾”和“自我照顾”之间进行区分了。对于“自我照顾”这个概念，福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重要著作有《古代时期疯狂史》《性史》《规训与惩罚》和《知识考古学》等。—译者注】从主体性文化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对待自我的形式和具体的技术。大量的著作都将“存在美学”放在“主体性的谱系”这个主题之下（请参照Sarasin，2005年：第189页），也就是归在“主体性的历史”这个类别中（请参照Saar，2007年：第324页）。福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将存在美学称之为“对主体的诠释学”，他将存在美学与生活艺术的哲学放在一起讨论，并且将它们与古罗马伦理以及基督教精神联系起来（请参照Foucault，2009年）。他的研究结论是，现代社会的“正确认识你自己”的座右铭将“照顾你自己”的座右铭推到了后台（请参照Foucault，2007年：第292页）。因而，在对“以特殊技术为基础的‘高度专业的’真实游戏”（请参照Foucault，2007年：第289页）进行分析之后，福柯讨论了与自我有关的具体的技术。在分析了生产技术、符号系统技术和统治技术之后，自我技术是他所分析的第四项技术。尽管很难将这四种技术彼此分离开来，但是从掌握能力和形成观念的角度来看，这四种技术的确是有不同的控制、培养和转化方式。（请参照Foucault，2007年：第289页）所谓的自我技术就是以下的一系列技术，“使得个体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或者在借助他人的帮助下，完成一系列作用于他的身体、精神或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的活动，从而实现对自我的改变，而达到幸福、纯洁、智慧、圆满或者永恒的状态”（请参照Foucault，2007年：第289页）。这些作用于自身的活动就是福柯所认为的自我照顾行为，这些活动可以被分成三个层次（请参照Foucault，2007年：第26页及其后页）：
第一个层面的照顾是与对待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总体态度有关。因此，在这个层面，自我照顾与“控制的艺术”这个概念密切相关，因为这里的自我照顾，与个体在生活共同体中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中被放置在什么位置以及自己将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有关（请参照Becker，1985年：第15页）。在自我照顾的过程中，控制者使用各种物品（人和物）、并且也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请参照Rieger-Ladich，2004年：第210页及其后页）。在第二个层面，照顾涉及到了某种关注的形式，特别是“用某种方式去注意人们想什么以及他们的想法反映了什么”（请参照Foucault，2007年：第27页）。在这里，福柯将自我照顾描述为递归的实践活动和对“自我指涉”的强调（请参照Balzer，2004年：第24页）。在第三个层面，照顾是指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这些技巧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中有着很长的传统，例如冥想技术、对过去的回忆技巧、良知检省活动、对观念进行反思的技术等（请参照Foucault，2007年：第27页）。
在这三个层面中，第三个层面，即与自我的实际关系层面是尤其被强调的（请参照Saar，2007年：第324页）。正如威廉·施密德（Wilhelm Schmid）【威廉·施密德（1953年—？），德国哲学家，主要研究生活艺术的哲学。主要著作有《信任：当我们年老时我们所赢得的》、《幸福：所有你应该知道的以及为什么它不是最重要的》和《爱情：为什么它那么难以获得以及如何得到它》。—译者注】所指出的，福柯所谈到的“主体”是指“通过自我技术所构建的、并且属于自反性的最重要的形式的主体”（请参照Schmid，2000年：第2页）。因而，在福柯有关主体的思想中，规范问题变成了形式问题，即从主体应该遵守哪些规范变成了主体的生活应该以什么方式展开；这也反映了从道德技术转向自我技术，而自我技术是通过对个体自身存在的关注而得以推进的，在这种个体的自身存在中标志着统治关系，并且统治关系的图景也被写入主体之中（请参照Schmid，2000年：第377页）
福柯的思想为照顾打开了新视角。主体不仅是通过统治技术与他人形成某种关系，而且也借助某些技术，与自己形成一定的关系，并且塑造自我。因而，自我技术的概念是转变的关键要素，也就是说，是用于对个体自我的修正。自我技术关系到主体“如何或打算如何实现在自身结构上的作用”（请参照Rckwitz，2008年：第102页）。在这个背景下所关注的各种技术，不仅与个体有关，而且在关系层面上也发挥着作用，并且带来了世代间照顾的变化。在第三章中，将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和在与第二章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的基础上，开发出对作为本项研究基础的世代间照顾的
理解。
接下来将要介绍这项研究的方法论和具体的文献记录的研究方法。这项研究应该归于重建性社会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对真实的结构进行重建以及当事人在其中的活动，这两者都将在生活世界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加以分析，从而找到相互作用的结构（请参照Meuser，2006年a：第140页）。对于所使用的研究方式的展示，是与对所收集到的数据的描述紧密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