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鹤唳的文字狱导致很多冤案的出现。有人跟别人结下仇怨，就诬告对方藏有禁书，或者写的东西犯忌。仅这一条，就足以下狱！思想控制如此严密，当时很多文人都不敢出书。郑板桥曾刊刻一部诗集，千叮万嘱说以后不准再刻它。有的人刻完书就把雕版砸烂，防止有人添加敏感字眼拿来对付后代子孙。有些书未必是禁书，大家却不敢看，害怕里面有敏感内容。看都不敢，遑论收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有位朝鲜使臣记载：京师有位诗人送他一幅画，上面写着“石湖渔隐图”。这听起来挺诗情画意，大臣翁方纲[6]却在旁边警告说，千万不许再提，盛世安得有隐？天下太平，你要当隐士，可见别有隐情，是不是对当朝不满？
在那种氛围下，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互相欺瞒以求自卫。这些禁忌在大清律例里找不到一丝痕迹，却像无边无际的海洋裹挟着一切，连皇子都要自我压抑。乾隆没登基以前，虽贵为皇子也不敢随便议论本朝和明朝的历史。对于满汉之别，清朝出的很多书都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国学大师钱穆说他年少时听老师讲皇帝是满洲人，我们是汉人，竟然大吃一惊，因为他以前读的书里根本就不敢碰触这个禁忌。
康乾盛世是满清最强势之时，为何这种时候文字狱反倒登峰造极？一般认为政府缺乏自信才会搞文字狱，难道当时清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吗？王汎森认为，禁忌措施有时候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能力去执行，而不是政府有没有自信。正因为天下太平，国力昌盛，政府才更有能力去实施罗织文网的浩大工程。
（主讲梁文道）
《群经通论》
经学并非一方净土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经学史专家。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教授、《辞海》副主编。著有《经学和经学史》《孔子、孔圣和朱熹》等。
读“六经”不能只看表面文字。
今天有人叫嚷着复苏国学，比较大众化的是提倡读经。很多小孩跟以前上私塾一样，被家长送去某些机构读经。问题是，你读的是什么经呢？
关于什么经该读，什么经不该读，哪些经为真，哪些经为伪，在经学领域曾经充满争议。今天有必要重温经学史著作，比如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最近收录于《群经通论》一书。周予同先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学史家之一，师承钱玄同。编校者朱维铮[7]先生拿手本行也是经学史研究，师承周予同先生。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传统经学，我们会发现原来有很多纠结。经学始于西汉初年，西汉末年出现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8]，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有200多年之久。1925年，周予同先生首创“经今古文学”一词，指明经学是一部争论史。
关于“六经”[9]的排序，今古文学家差异很大。古文学家依“六经”产生年代的早晚排列，今文学家则按内容程度的深浅排列。古文学家认为《易经》的八卦是伏羲画的，因此位列“六经”之首。与古文学家《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次序不同，今文学家的排序颇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视《诗》《书》《礼》《乐》为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因此列在前；《易》《春秋》是孔子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思想所在，乃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因此列在后。
两派对“六经”的排列不同，源于对孔子的看法有异。古文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传授给后人而已。在他们眼里，孔子是史学家。他们并不是蔑视孔子，因为民族的存亡与历史紧密相联，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灭，乃因有详密而不绝的史籍在传承。而古代史籍的继往开来者，首推孔子。
今文学家则视孔子为“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他们认为“六经”大部分乃孔子所作，里面固然有前代的史料，但那只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孔子看重的不是文字事实，而是微言大义。因此，读“六经”不能只看表面文字。
《群经通论》还收录了一篇重要文章，很有时代意义。《〈春秋〉与〈春秋〉学》一文写于抗战时期，开篇写道：“中国儒教的经典里有两部怪书：一部是《周易》，一部是《春秋》。”周予同先生认为，《易经》内容五花八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曾大于《春秋》，后来沦为少数人研究的“史料”，而《春秋》至今仍被很多人利用。
周予同先生说：“近年来，有些莫名其妙的’儒教徒‘想建立’新的道统‘，他们硬将孔子套上了一套时装，要孔子一方面接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衣钵，一方面做现代政论家和他们自己的先遣队。这不仅蒙蔽了孔子的真相，而且涂改了中国的古史。”
这种思想的来源就是《春秋》：“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拿着犀利的现代武器，由中国的东北屠杀过来；一面又捧着发霉的古代经典，说这在提倡东洋文化，这在施行’王道‘。所谓’王道‘的来源是什么呢？又不是在《春秋》这部怪书里吗？同时，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卵翼的汉奸们，如’伪满‘，如’冀东‘[10]，他们所施行的奴化政策中的’读经‘是在读什么经呢？不也是以《春秋》大义为主吗？孔子的《春秋》竟成为汉奸们的理论，这真是使人有点’感慨系之‘了！”
为什么呢？《春秋》是喜欢讲“托古改制”的今文学家最喜欢的一部经典。他们试图阐发《春秋》里面的微言大义，将古代的东西加以改造，成为以古制今的权威依据。
（主讲梁文道）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天才的责任就是做自己
瑞·蒙克（RayMonk，1957-），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研究数学哲学、分析哲学史。著有HowtoReadWittgenstein（2005年），另著有哲学家罗素、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传记。
“天才”是一种要为之拼争的东西，需要你努力去发现，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11]，在总结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说：他出生，他工作，他死去。
我们关注一位哲学家往往只关注其思想，其他似乎不重要。然而有些哲学家的生平格外引人瞩目，比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2]。他与海德格尔并称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宗师之一，有关他的传记、小说、影视等将近一万种。这些东西足以装满一座小图书馆，可以称为“维特根斯坦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家族[13]。这是奥匈帝国时期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至今仍是名门望族。这个犹太家族极力将自己同化成日耳曼人，某些家族成员甚至有反犹倾向。这个家族酷爱艺术，跟很多大艺术家来往，出过很多了不起的人物。
19岁的维特根斯坦跑到英国念新兴的航空工程，后来背弃家庭的冀望，转而研究哲学。1911年10月18日，他跑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拜访罗素[14]，想搞清楚自己有无哲学天赋。听过几星期数理逻辑课后，他征询罗素的意见，却得到模棱两可的答复。1912年，他将手稿拿给罗素看，终于得到肯定。罗素一开始是他的导师，后来亦师亦友，甚至变成他的学生。后来罗素评价说，他“也许是我所知道的传统观念里的天才的最完美范例，激情、深刻、强烈和强势”。
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当过战俘。战争结束后，他跑去小学教书，在农村待着，远离剑桥那种高等的学术文化氛围。像他这样的人物，任何国家都会像国宝一样捧着，不让他离开最尊贵的大学教席。然而二战期间，他曾放下剑桥大学的教学工作，跑去医院当药房勤务工和实验室制药技师。他放弃继承的财产，过着俭朴甚至穷困的生活，靠工作乃至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
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很吸引人？在维特根斯坦诸多传记之中，有一本独一无二。自1991年出版至今，英国哲学教授瑞·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一直是对此人生平最翔实、最深刻的解读。好的哲学家传记不多，好的译作更少。有一本书叫《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是维特根斯坦晚年与鲍斯玛[15]的谈话录。
这是相当重要的文献，可以一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思路。然而中译本的翻译问题不胜枚举，例如将得克萨斯州大学（UniversityofTexas）译作“坦萨斯大学”，将温室（greenhouse）直接译成“绿房子”。
译者有时对原文理解有误，例如有一次在山顶赏月，维特根斯坦说，如果只有月亮，将无法阅读和写作。听起来他似乎很喜欢阅读和写作，但事实上他不太喜欢阅读。原来这句话译错了，维特根斯坦原意是说，如果只有月亮就好了，那就不用阅读和写作了。
与之相反，单看《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的书名，就已经译得比谁都好了。英文标题为LudwigWittgenstein：TheDutyofGenius，副标题直译是“天才的责任”。大家都知道维特根斯坦是天才，这本书是讲天才对社会负有某种责任吗？不是。中文版译作“天才之为责任”，译得太漂亮了！我们一般理解“天才”是天生有某种才华，但本书重点是谈“天才”是一种要为之拼争的东西，需要你努力去发现，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八九岁时，维特根斯坦第一次哲学思考的问题是：“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当时他未找到满意的答案，只好下结论说：在那种情况下，撒谎没任何错。他早年温良恭俭，是个听话、顺从的孩子，有时会牺牲真相。他的学习成绩不太出色，当时没人觉得他是天才。
少年维特根斯坦与成年维特根斯坦判若两人，后者非常尖锐，绝不妥协，实话实说，经常暴怒。1913年，他在挪威闭门思考哲学问题时，罗素写信说看不懂他写的东西，想请他再解释一下。老师摆出一副虚心请教的模样，他却回信说：“我请求你自己思考这些事情；我无法忍受重写甚至第一遍时我也是怀着极度厌恶写出的文字解释。”
他曾经帮姐姐设计房子，锁匠问道：“工程师先生，一毫米对你真的这么要紧吗？”他没等锁匠说完就吼道：“是的！”与少年时期容忍不诚实相反，成年维特根斯坦身上有令人既钦佩又敬畏之处——不留情面的诚实。因此，很多人怕他，却又膜拜他。瑞·蒙克指出，维特根斯坦性格的转变源于一个信念，即危机的根源是他自己。他的一生仿佛是一场与自己本性的战斗，他一直在努力做真实的自己。
当有人说G.E.摩尔[16]孩子般的单纯值得赞扬时，维特根斯坦提出异议：“因为你谈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他要的不是一种天然的单纯，而是要你努力与自己拼斗，不断认识和雕琢自己，然后成为你自己。率真、诚实乃至天才，都是他拼争来的。
维特根斯坦参战，并不纯粹因为爱国，主要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直面死亡，在终极考验面前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改进自己。他不像罗素是公共知识分子，能对很多社会事务做出明晰判断，因为他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是谁”“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维特根斯坦早年深受魏宁格[17]的影响。在《性与性格》这本极度贬斥女性的书里，魏宁格提到男人与天才之责任的关系。魏宁格认为，天才是最高的道德，因此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男人具有天才的潜能，必须找到真实的、更高的自我，而通向自我发现的一种途径是爱：“在爱中，男人只爱他自己。爱的不是他的经验自我，不是软弱和粗俗，不是他外表显出的挫败和卑微；而是爱他想要成为的一切，爱他应该成为的一切，爱他的最真和最深的清晰本性-免于一切必然性的束缚和尘世的败污。”
魏宁格认为，男人应该爱的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的灵魂。男人摆脱与女人的性关系，只是肉体生活的灭绝，取而代之的将是精神生活的完全发展。魏宁格提倡的是柏拉图式的爱，认为任何其他所谓的爱都属于感官王国。性的吸引随身体的接近而增加，爱则在爱人缺席时最强。
这些有点胡扯的话影响了维特根斯坦一生的人生态度。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苦行僧似的精神修炼，喜欢精神之爱。他是同性恋者，并非没有肉欲，但他鄙视肉欲，甚至感到愧疚。
贯穿维特根斯坦一生的两大主题，一是逻辑，一是罪。经过奋力挣扎的一生，他临终前托人转告朋友们：“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TellthemI’vehadawonderfullife.）或许是因为，这位天才已尽到“对自己的责任”。
（主讲梁文道）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不戴面具的求真者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Bernhard，1931-1989），奥地利作家，出生于荷兰，母亲未婚先孕生下他。高中辍学后，曾在食品店当学徒。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在绝望中开始阅读和写作，涉猎诗、小说、散文等，一生获得诸多文学奖项。著有《严寒》《精神错乱》《历代大师》等。
他太讨人厌，因为他太要求真实。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个性和声名引得很多人围绕他进行二次创作，比如奥地利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伯恩哈德是德语文坛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固执、冷酷、尖锐，毫不留情地批判一切，可是他非常喜欢维特根斯坦，在作品中常常提及。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由三篇小说构成，其中《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正是伯恩哈德的好友。保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常睿智的天才，对音乐拥有无与伦比的鉴赏力。年轻时他喜欢赛车，有点玩世不恭。他一生中常常处于疯癫状态，频繁出入精神病院。1967年，患有肺痨的伯恩哈德在一家肺病专科医院接受治疗，恰巧保尔住进了附近一家精神病院。两所医院位于同一座山上，两人的病房仅隔200多米远。
小说《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几无情节可言，行文却带有强烈的伯恩哈德特色。其中一个特色是不分段，可能让有些人读起来不耐烦，并且啰里啰唆，刚提到一个话题，转而又开始谈其他，然后再回过头来接续前话。可是很奇怪，这种写作风格让我想起另一位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18]。贝克特的语言奉行极简主义，简约得不能再简约。两人一个多言一个寡语，表现出来的气质却极为相似。他们洞察事物的眼神如此犀利，笔锋尖锐而深刻，展现出人世间的种种荒诞。
伯恩哈德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用黑体字强调某些东西。比如为了说明精神病对保尔来说是一种常态，他写道：“保尔在孩童时期，体内就埋伏下所谓精神病的种子，一种从未精确界定的疾病。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作为一个精神有毛病的婴儿出生到这个世上的，一开始就患有了那种后来控制、左右了保尔一生的所谓精神疾病。直到他去世这种精神疾患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他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同其他人不为这种病所折磨度过一生一样。他的所谓精神病的治疗过程，充分证明了医生和医学的无能为力，令人极其沮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