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种模式可以解释这些超级成功人士何以在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取得成功——天赋的激发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是一个生物个体，但是没有谁的命运是注定的。如帕特里克·贝特森所言，每个人都有若干种发展方式。若要开发你的潜能，你需要对你的生命施以滋养、关爱、维护，还要付出许多的时间。
不幸的是，仍有一些天赋研究人员死抱着先天、后天的分类法不放，用加法对其进行描述（G+E），而不是乘法（G×E），并将□□能力视为天生的和不变的——当时已有科学家明确无误地指出了一种更为深入的互动关系。
考虑到看起来非常确切的天赋证据正好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念头挥之不去。毫无疑问，神童永远存在。18世纪，英国法理学家本里米·边沁在3岁开始学习拉丁文，12岁考入牛津大学。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在6岁的时候能心算8位数除法。匈牙利人朱迪思·波尔加在15岁就成为国际象棋大师。西雅图的邹奇奇在5岁就能创作各种故事，7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许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保存了许多儿童在数学、音乐、语言、空间智能和视觉艺术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可靠记录。
这些特殊才能从何而来？它们出现得如此之早（父母们经常说“不知从何而来”），又是如此的神秘莫测，父母和研究人员会下意识地用一个简单的说法来解答这一奥秘：这种本领是上天的馈赠。20世纪90年代，通过证明一种新的有关“超强能力的科学”，安德斯·艾瑞克森与其他人通过揭示部分天赋的形成过程，向人类大脑中的长期观念发起了挑战。“面对艾瑞克森的挑战，其他研究人员又返回原路。波士顿大学的埃伦·温纳在2000年回应道：“艾瑞克森的研究证明了努力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排除天生能力的作用。我们认为高强度训练是获得精湛技艺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她认为“天赋不可或缺”。
“必要但不充分”成为众多专家对艾瑞克森研究的普遍看法，这些人一直固守着难以为继的天赋观念。这些批评忽略了一种全新模式存在的可能，这种全新模式将训练和生物学遗传视做一种相互联系、时时变化的力量。
温纳的观点中有两点基本内容：
1.一些特殊才能出现得太早，根本来不及后天形成。
2.有证据表明，有天赋的儿童具有“非典型的大脑组织”，是基因、子宫环境和生产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温纳的第一个观点曾是天赋观念最常见的推手：既然没有人能看到天赋的生成过程，那么它必然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想法是否恰当，想想我们学过的东西？如前面章节所述，研究最终证明，精神状态、营养、父母的照顾、同龄人、媒体文化、时代、关注点和动机都会对能力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甚至更早），就开始生效了。要理解早期生活经验是如何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神奇的影响，我们不需要比哈特和里斯利所大力宣传的研究看得更远。我们当然知道早期听音乐有同样的功效，同样的经验也被棋手证明。如同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儿童的大脑根据要求进行调整。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从外面很难察觉，但却在发生。就像水悄无声息地化为雨云，微小的事件为个人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