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赞普钟———南诏
吐蕃的东南地区今四川南部、云南等地，当时生活着许多互不统属的部落，史书中笼统地称为“诸蛮”。吐蕃进入诸蛮地区要穿越南北向绵延不断的横断山脉地区，这里崇山峻岭，激流冲天，到处是两山夹一江的自然景观，交通之难，难于蜀道。但吐蕃的势力冲破自然的阻隔，进入了诸蛮地区。早在噶氏专权时代吐蕃势力已深入洱海一带。赤德祖赞即位不久，唐监察御使李知古率军讨伐与吐蕃有联系的洮州蛮（云南姚安县），李知古“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怒”，其首领傍名联合吐蕃军队进攻李知古，杀李知古，并以尸体祭天来发泄不满。赤德祖赞给唐朝皇帝的《请修好表》中亦云：“又李知古将兵打外甥百姓，既缘如此违誓失信，所以吐蕃遂发兵马。”
可知吐蕃在洱海地区仍保持着势力。紧接着，为解决交通不便，吐蕃在漾水（漾濞水）、濞水（顺濞河）上建铁索桥，以通西洱河蛮，并建城守卫。公元707年（中宗神龙三年），唐派唐九徵为姚道讨击使，攻打西洱河蛮，据《新唐书·吐蕃传》唐九徵毁吐蕃所建的亘夷城。唐蕃在诸蛮地区的争夺和战争，也刺激了洱海部族，诸蛮内部发生裂变，从部落分立的状态逐渐走向统一。当时较强大的有六部，有六王称“六诏”
（称王为诏），即蒙诏（在云南漾濞）、越析诏（又称磨些诏，云南宾川）、浪穹诏（云南洱源）、赕诏（云南邓川）、施浪诏（云南青索）、蒙舍诏（即南诏，云南巍山），其中南诏最为强大。南诏利用唐蕃两大势力的矛盾冲突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其王皮罗阁时期已经逐步吞并周围各部。皮逻阁两面交好，也同吐蕃之间建立过关系，他得到了吐蕃的支持。赤德祖赞还亲自同皮逻阁会过面。
“鸡年（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赞普行宫驻于‘准’，唐使者李尚书，蛮逻阁等前来赞普王土致礼。”
唐朝也企图利用南诏消灭吐蕃在洱海一带的势力，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唐封皮罗阁为越国公，赐名归义。南诏用宝货贿赂新上任的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六诏合并为一，得到他的支持，王昱欲用南诏之力攻吐蕃占据的安戎城。安戎城是吐蕃与唐朝在今西南地区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之一。此年阴历9月王昱在安戎城侧筑两城，大军驻扎于蒲婆岭下，吐蕃军队迅速前来增援安戎城，结果王昱大败，死数千士兵。南诏势力却有增无减，逐步地兼并六诏，以大和城（云南大理南太和村）为其政治中心。时南诏攻施浪诏，其王施望欠受到威胁遣女求和。施望欠死后，其弟望千得到吐蕃的支持，吐蕃立望千为诏，与其部下数万之众，居住在属于吐蕃势力范围的剑川（云南剑川）一带，望千死后其子千旁罗颠立，后南诏攻破剑川，千旁罗颠投奔吐蕃。
因破剑川之功，南诏皮罗阁被唐封为云南王，唐蕃间的争夺和皮罗阁的雄才终于促成南诏王国的建立。
南诏已成为唐的藩属，但安戎城仍在吐蕃手中，安戎城的争夺往往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局势。李林甫曾言：“伏以吐蕃此城，正当冲要，凭险自固，恃以窥边，积年以来，蚁聚为患，纵有百万之众，难以施功。”
唐对吐蕃占据的安戎城耿耿于怀，唐玄宗和他的部将为安戎城费尽心思，唐玄宗曾亲自谋划取城之计。公元740年（开元十八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暗中策动安戎城中的翟都局，翟都局打开城门引入唐兵，吐蕃守城将士尽皆战死。
此年阴历6月、9月，吐蕃军队两次围攻安戎城，均未成功。唐改安戎城为平戎城。
吐蕃虽然失去安戎城，但不久形势朝着有利于吐蕃方面变化。公元784年皮罗阁去世，由阁罗凤继承南诏王位。南诏的不断扩张使唐对其一味支持的策略发生动摇，唐朝的边将军转而采取高压政策。唐朝和南诏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唐云南太守张虔陀的暴行引起南诏的强烈不满。《德化碑》曾指控张虔陀有六大罪状，云：“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在敝我，六也。”
唐与南诏关系破裂，故阁罗凤引兵攻杀张虔陀，攻下姚州等地。南诏之所以有恃无恐地驱逐唐在云南的势力，其背后肯定受到吐蕃的支持和某些保证。因当时吐蕃对南诏“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吐蕃很显然十分乐于协助南诏。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八万进攻南诏，阁罗凤遣使谢罪，且言：“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
但鲜于仲通一意孤行，囚禁南诏使者，进军至西洱河。南诏派首领杨利等至浪穹向吐蕃御使论若赞告急，论若赞“通变察情，分师入救”。在吐蕃军队的协助下，阁罗凤打败鲜于仲通，唐朝士卒死者六万人。白居易诗云：“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覆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此役使唐与南诏彻底决裂，而吐蕃与南诏的关系则密切起来，当南诏打败鲜于仲通后，“遂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全邓、杨傅磨计等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也载：
南部下方的南诏腹地，有谓白蛮之王者，乃一不小部落，赞普以高深的谋略封诏赐之，蛮王名阁罗凤者遂俯首称臣，赞普乃封之曰“钟”。因此，人多之国又添属民，地广之域又增疆域，自收南诏王为吐蕃之臣属后，唐廷势力大衰，政局不安。
当阁罗凤的大臣段国忠前来致礼时，吐蕃君臣于庞塘大殿引吭高歌，歌中唱道：
去岁前年前，
大河尾端上，
罗凤主与臣，
心雄气度大，
英勇驰疆场，
对唐三郎主，
筑堡摆战场，
重分敌与友，
执政于一方。
寻找父佑爱，
寻到天子赞。
天子威望高，
仪善君慈祥，
令端言有信，
罗凤献社稷，
人政神主宰，
社稷永不改。
……
南诏臣服于吐蕃，是赤德祖赞对外经营中的最大成功，自然要载歌载舞，沉浸于喜悦之中。吐蕃非常重视这次事件，给南诏王赐金印，其号东帝，吐蕃派出宰相于良辰吉日对南诏君臣进行隆重的册封，据《德化碑》载：
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床、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驼马、牛革娄等，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长男风伽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凡在官僚，宠幸咸被，山河约誓，永固维城，改年为赞普钟元年。
吐蕃不但册封南诏王，还封百官，赐告身、金银财宝。此后南诏以赞普钟纪年，吐蕃与南诏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也有了频繁的交往。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唐再置姚州府，以贾为都督，南诏将军洪光乘等和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联合围攻府城，贾被俘，士兵被驱逐。公元754年，唐派李宓统军十万进攻南诏，论绮里徐又率吐蕃军队支援南诏，吐蕃与南诏再次联合击败唐军，唐主将李宓沉入江中。《德化碑》言：“时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犄角竟冲。彼方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血刃，元帅沉江。”自此役后，很长时间内，吐蕃在云南地方保持着优势。
六、赤德祖赞与佛教
前文曾提到松赞干布时佛教已正式传入吐蕃，但是史书并未提供此后两代赞普间有关佛教的信息。到赤德祖赞时佛教史家们的记述又活跃起来，记述了赤德祖赞误认松赞干布的预言而弘佛之事。传说赤德祖赞曾于钦浦获得一铜牌，上有松赞干布的遗命，说自松赞干布下传五代，出现名字中有“赤”与“德”二字的赞普时，佛教将会得到兴盛，赤德祖赞认为所指的就是自己，而开始弘扬佛教。这个预言故事是佛教史家们凭空杜撰出来的又一个神话，目的是为赤德松赞弘佛打下伏笔。所有后期的藏文史著无一例外地将赤德祖赞描写成一位温顺的佛教徒，而我们在这里惟一能指出的史实是赤德祖赞时期与噶氏当政时相比较，佛教更多地渗入到吐蕃，佛教所产生的某些影响也日益明显起来，除外我们无法证明赤德祖赞是地地道道的佛教徒。
赤德祖赞与佛教关系中惟一被佛教史家们津津乐道的是其派使者迎请两位天竺班智达一事。据《巴协》载赤德祖赞派二人到天竺求取佛经，同时听说吉祥佛密与吉祥佛寂两位学者在圣山冈底斯修行，遂派人迎请这两位大德，两位班智达并未亲临而是给使者口授《业分别经》（《》）、《金光明经》（《》）、《行密》（《》）、《事密》（《》）等五部经典（行密、事密，又称为行续部、事续部，为密宗四续部中的前两部，因此是总称，似不能理解为单独的佛经），使者带着经典回到赞普王宫。为供奉这五部经典，赤德祖赞建了五座神殿，分别是扎玛噶日、扎玛郑桑、拉萨卡扎、钦浦朗热、玛萨贡寺等。
赤德祖赞的汉妃金城公主是位佛教徒，据《巴协》记载，金城公主入蕃时，原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被封藏，足见噶氏专权时吐蕃佛教发展缓慢，金城公主将佛像取出而重新供奉起来。
跟随金城公主入蕃的似乎也有汉僧，唐蕃战争中吐蕃也曾俘虏过不少唐朝的僧人。另外，于阗的一部分僧人此时曾到吐蕃居住。
赤德祖赞作为专制君主，他所关心的是王位的巩固和王国的扩张，他并不热衷于宗教，因而他的一生对佛教不像他后继者那样，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句话，佛教史家将佛教徒的光环套在他的王冠上是不伦不类的。
七、赤德祖赞遇害
赤德祖赞曾多次打击贵族大臣，以免他们的权限过于膨胀，但最终他仍被贵族阴谋杀害，王室与贵族之间总是笼罩着一片权力斗争的阴云。公元754年，赤德祖赞遇害，这是一次精心组织的阴谋，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也不单纯是贵族与王室的斗争，而是苏毗的一次反叛行径。
敦煌吐蕃历史文献《大事记年》载：
“［至羊年］（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士兵捕获一伙（刺杀）父王之近侍。逐朗氏与末氏之奴隶……没收遭罪谴者朗氏与未氏之财产。”
朗氏即朗·梅色，末氏即末·东则布，均为赤德祖赞时期的权臣。据《大事记年》，公元744年，末·东则布就与大相没庐·穷桑共同主持冬季集会。第二年，末·东则布和朗·梅色二人同大相一起主持冬季议事会，制定管理四“如”农牧区之法令。看来，末·东则布和朗·梅色二人受到赞普的特别重用，他们已身居宰臣之列。但他们二人正是杀害赞普的主谋，《达札路恭纪功碑》载：
赤德祖赞赞普之时，恩兰达札路恭忠诚业绩卓著，时，末·东则布、朗·梅色正任大臣，忽生叛逆之心，由是，父王赤德祖赞被害宾天，王子赤松德政躬亦濒危境，蕃境黔首庶政大乱。斯时，路恭乃将末·东则布与朗·梅色叛逆事实启奏王子赞普赤松德赞圣聪。末氏、朗氏叛乱劣迹确乎属实，遂将彼等治罪，路恭之忠贞明矣！
此文中的“末·东则布、朗·梅色正任大臣”一句，《吐蕃金石录》中原译文为“正任大相”，根据《吐蕃大相世系表》、《大事记年》中均未有此二人担任大相的记述，吐蕃的大相一职，往往由一人担任。凡位高权重者，如“政务九大臣”，皆可称之为“论逋掣逋”，非单指大相。因此，我们这里将“大相”改译为大臣。
这次吐蕃国内发生的重大的政治动荡，在汉文史书中也有所反映，《新唐书·西域传》（卷221）云：“苏毗……天宝中，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为吐蕃所杀，子悉诺率首领奔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玄宗厚礼之。”《资治通鉴》（卷217）载：“（755年）春，正月，苏毗王子悉诺逻去吐蕃来降。”后来，唐朝封悉诺逻为怀义王，赐姓名李忠信。悉诺逻降唐之事发生在天宝十四载正月份（公元755年），则很有可能他是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末投往唐朝的。这样，杀害赤德祖赞及悉诺逻降唐一事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两件事情应有密切的关联。据敦煌吐蕃历史文献《小邦邦伯家臣》，苏毗王姓末，同于东则布的姓，即可知东则布出身苏毗王室。而原苏毗小邦的家臣之一为朗氏，则可知朗·梅色也出身于苏毗贵族。《贤者喜宴》中说赤松德赞即位时，权臣玛香仲巴杰禁佛法，降罪于喜佛法的末、朗二臣。显然这个说法有误，末、朗二人获罪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参与了宫廷政变。《贤者喜宴》载，杀害赞普的凶手是负责乘骑的侍从，可知赞普的侍从受了叛臣的指使。到赤德祖赞时期，吐蕃统一苏毗已达近百年时间，苏毗的王室后裔和贵族在吐蕃王朝仍受到了重用，但似乎他们并不甘心，甚至企图推翻吐蕃的统治。结合汉藏文史料，可知赤德祖赞遇害是苏毗王室和贵族策划的阴谋事件，但他们只是杀害了赞普，并未能动摇吐蕃的统治，苏毗王子只好仓皇出逃，参与阴谋事件的人，包括苏毗王，及凡与朗氏、末氏有关联的人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
综观赤德祖赞半个世纪的统治，他称得上是一位颇有作为的赞普。消弭多次内乱，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使吐蕃社会井然有序，充满勃勃生机。并且，赤德祖赞目光远大，积极开拓疆土，使吐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青藏高原的范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敦煌吐蕃历史文献中对他评价道“赤德祖赞王时期，国王仁慈，内政和穆，所有人能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