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向来被认为是诗的别体,它是可以唱、可以歌的诗,因为要用于歌唱,所以要有音乐相配,于是词天生就和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词产生在唐代,到了宋代,进入了全盛时期。所以,我们常常说宋词代表着宋代文学。
一、宋词与音乐
词的产生,首先得益于一种新型音乐的出现,这种新型音乐就是燕乐。燕乐是龟兹乐和清商乐相融合的产物,它的曲调繁多,有舞曲,也有歌曲。歌曲的歌词当时就叫“曲子词”,五代词人编纂《花间集》时把词也称为“曲子词”,可见,燕乐的歌词就是词的最初形式。随着燕乐歌词的发展,这些歌词逐渐有了严格的规定,比如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等,于是,这些歌词的外在形式也就不同于诗歌了,它的句子变得长短不齐。到了中唐以后,许多文人开始创作这样有要求的歌词了,他们还称这种方式为“依声填词”,于是,词正式成为一体。到了晚唐,温庭筠是擅长作词的圣手,他的词色彩浓艳、词藻华丽、手法细腻,很受文人雅士追捧,温庭筠的这种成熟也标志着是文人词的成熟。所以,从词的产生过程和最初的发展情况来看,词与音乐关系密切。另外,词还有许多别称,如“琴趣”、“乐章”、“遗音”、“渔唱”、“樵歌”、“乐府”、“长短句”、“诗余”等。
二、词的发展
词的第一次繁荣应该在五代时期,那时的西蜀和南唐,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天下文人汇集的两大基地: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收集在《花间集》里,其中韦庄的词最受欢迎;南唐词人中则以李璟、李煜、冯延巳最为出色。
北宋初期,词在延续中有承续,也有新变。被称为大小晏的晏殊、晏几道父子,基本上承续晚唐五代的遗风,注重词与音乐的关系,依声填词,吟风弄月。经过他们的努力,词的语言变得精炼,词的意境变得深婉。除了大小晏之外,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柳永等人,则开始在继承中注意词体的创新。比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王安石的《桂枝香》等词,都是慷慨苍凉、豪雄悲壮、开阔深沉的佳作。当然,在新变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就数苏轼了,在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文人必须依声填词,但到了苏轼手里,他第一次让词与音乐分离,使词不再是音乐的附庸,从而强调了词的独立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苏轼手里,词也不仅仅是吟风弄月的工具,而是更能表达作者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感慨,也就是说原来属于诗歌的表现内容现在用词来表现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诗为词”。苏轼的这些努力,无疑提高了词的地位。因为与诗相比,词总叫做“艳科”,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单从这个“余”字上来看,我们也很容易就知道词不如诗,当时也有“诗尊词卑”的说法。正是通过文学大家苏轼的努力,宋词才能够由“小技”、“末流”发展成为文坛上的主流,才能够像唐诗一样代表着一个朝代最高的文学成就。苏轼之后的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他们或称婉约派,或称豪放派,或继承,或创新,共同迎来南宋文坛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随后的元明词坛,基本上承续着两宋词人所开拓的领域进行小规模的模仿和新变,这时期的著名的词人也不少,如元好问、刘基、杨基、高启、陈子龙、夏完淳等。到了清代,与元明时期相比,词坛可以说又重现了往日的繁荣,像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都是闻名一代的词坛大家。
三、词分各体
词因为外在形式的原因被称作长短句,但这并非意味着词的篇幅不定。事实正好相反,一首词的全篇字数是一定的,而且每一句都有平仄的要求,这可以说是词的格律。
按照篇幅的长短,词可大致分为三体,即小令、中调、长调。准确地说,宋代人把词分为四体,即令、引、近、慢。简单地说,小令即宋人所说的“令”,篇幅最短;中调相当于宋人所说的“引、近”,篇幅稍长;长调相当于慢词,篇幅最长。我们经常接触的是小令,最多也就是五六十字,其实每个时期都会盛行一种词体,如柳永创制了慢词即长调之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将其发扬光大,于是长调就盛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