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灾难随时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而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人们对灾难信息的关注是最根本的信息寻求。因而，新闻媒体对灾难题材的报道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天职之一。
灾难的定义及分类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灾难的解释是：“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和痛苦。”灾荒史研究专家孟昭华、彭传荣认为，灾难是由自然界或人为的祸害所引起的苦难。世界卫生组织将灾难定义为：“任何能引起设施破坏、经济严重受损、人员伤亡、健康状况恶化的事件，如其规模已超出事件发生社区的承受而不得不向外部寻求专门援助时应可称其为灾难。”概括起来讲，灾难是指自然发生或人为产生的、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具有危害性后果的事件与现象。灾难主要呈现以下特征：突然发生、异乎寻常；危及生命或身体；让人感到强烈的恐慌和孤立无援。
从大的方面来划分，灾难主要有如下三类：
自然灾难 自然灾难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难以预见。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难；也有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难；还有臭氧层变化、水土流失、水体污染、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难。
灾害都是消极的或破坏的作用。所以说，自然灾害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是人类过去、现在、将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人类要从科学的意义上认识这些灾害的发生、发展以及尽可能减小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已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主题。
目前，世界范围内重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涝、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海啸、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农林病虫害等。其中，地震是一种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除了地震直接引起的山崩地裂、房倒屋塌之外，还会引起火灾、水灾、爆炸、泥石流、毒气蔓延、瘟疫等次生灾害。
生态灾难 生态平衡一旦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物质和能量输出输入不能平衡，造成系统成分缺损（如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结构变化（如动物种群的突增或突减、食物链的改变等），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一般称为生态失调，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
人为灾难 人为灾难包括恐怖袭击、误操作引发的各种灾害、计算机病毒致信息化大面积瘫痪、卫生流行疾病，以及因人的活动引发的火灾、水灾等。
于光远曾经说过：“灾害是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自然——社会现象，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也就是征服自然、兴利除害的斗争史。”
灾难新闻
灾难新闻，顾名思义就是报道各类事故和自然灾害的新闻。灾难新闻报道是社会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反映客观世界变动的新闻品种之一，即以灾害的孕育、发生、发展、危害及预防、抗灾、减灾等人类与之斗争为题材的新闻体裁。最常见的灾难新闻包括：车祸、火灾新闻、空难新闻、重大疫情以及台风等强对流天气和地壳变动造成的自然灾害新闻，等等。
灾害新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其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突出，因而尤为值得人关注。灾难新闻就是对这些天灾人祸进行的报道。从目前的文献看，有关灾难事件的报道大体有三类称呼：灾害新闻或灾害报道；灾祸新闻或灾祸报道；灾难新闻或灾难报道。灾难事件的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和冲击性等特点使其新闻价值较高。
樊楸榕认为，灾难事件突发时，政府部门能够首先掌握重要信息，能否对危机信息进行合理披露对于应对危机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灾难事件发生后，人的认知状态失衡，会产生大量的信息需求，以衡量自身所处的危险程度。沈正赋认为，因此，灾难新闻报道是否快速、科学、准确，关系着处理危机、稳定民心、维护国家形象等方面。通过灾难新闻，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社会的稳定程度，体现出政府对民主的宽容态度和对公众知情权的理解及尊重。
灾难新闻报道中的政治因素
社会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其《社会控制》一书中论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如何在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为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必须有“控制”机制。而在各种社会控制中，政治控制的作用最为突出。灾难正是政府展示其政绩的有利时机和场所。
当然，政权一旦对灾难的控制不力，对灾难信息的控制和引导不力，将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中国历代统治政权显示，只有“养民”才能“教民”。因此，谁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解决了灾荒问题，谁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杨卫华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更加强大的国家政权，巩固政治的合法性，政府自然把新闻媒体当做社会动员的有力工具。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化，随着市场的发展，社会从一元向多元转化，人民群众对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尤其是灾难信息的需求，作为“禁区”“雷区”的灾难新闻报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灾难报道的时效和形式也得到了提升，从灾难爆发之初的简讯，到后续的深度系列报道，全面客观及时地反映了灾难全景和救援情况。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传播方式的多元，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政府在信息控制方面越来越困难。手机媒体的出现更使信息的传播大众化、随意化，使传播速度与效果更为显著，灾难新闻往往是传播的首选和热点。
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政府要隐瞒封杀已经不太可能。早报还能争取主动引导社会舆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杨卫华认为，与总体性政府控制时期不同的是，现今对灾难信息的控制多来自于当地的政府而不是中央一级。由于我国官员的任免取决于上级而不是群众投票选举，因而，地方官员形成了只对上级负责的思维。在涉及到地方利益的灾难信息中，只要能瞒上，其官位就稳如泰山，一旦灾难爆发，他们的反映就是“封杀记者”，堵住新闻。因为在信息不向群众公开的情况下，万一上级知晓了，也可以通过官场的疏通渠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在媒体公开之后，要逃脱责任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1998年重庆綦江桥垮蹋事件发生时，《经济参考报》1999年1月17日的一篇报道揭露：“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副书记林世元召开了县属各部、委、办、局负责人紧急会议，会后各单位在深夜召开全体职工紧急会议，传达张、林‘四不准’的指示：不准参加围观，对闹事的死者家属，通过亲朋好友，做好疏导工作；不准议论彩虹桥之事；不准误传彩虹桥坍塌的原因；不准谈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会议还强调：职工不听招呼者要坚决处理，严重的开除公职。‘四不准’通知和打招呼会后，綦江县的采访环境立即‘冻结’，不少原来提供消息的人士在压力下三缄其口。”在当地政府和官员的阻挠下，关于这一灾难新闻的采访受到严重干扰。
当然，为了确保灾难新闻不出差错，灾难新闻报道中关键要处理好导向与看点、流量与流向、快速与准确、破坏与建设、曝光与关怀、放开与节制之间的关系，准确地把握报道的“度”。
总之，在灾难发生时，政府和媒体应该是真诚的合作者。政府需要通过媒体将最真实全面的情况通报给群众，稳定社会情绪，而媒体更需要政府的合作，以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在2005年伦敦大爆炸中，英国有关部门和媒体间的合作就是一个范例。在爆炸发生后，官方在警戒线外迅速划定了采访区，并为采访的记者提供相关的新闻素材，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到内容，救灾和侦破行动也没有因现场的混乱而受到影响。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正在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这对灾难新闻报道中“度”的把握，以及灾难新闻的透明性上，无疑大有好处。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正在跨越“禁区”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在重大灾难面前，我国新闻界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一般呈现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概括性简讯；2.低调处理版面；3.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往往把党和政府对灾难的救援行为作为报道的中心；4.对灾情缺乏深度、背景、连续的报道；5.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闻改革的展开，灾难新闻亦有了新的变化，开始回归新闻主体。灾害信息越来越成为公众的一种主动需求，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多渠道的传播手段，让灾害信息几乎无法成为过去的“秘密”。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等各种原因，政府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也放宽了很多。
回顾2008年的重大事件，也许大部分人印象中除了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多的是想起一连串的灾难新闻：年初的大雪灾、三月起的手足口病、3·14西藏打砸抢伤事件、4·28胶济铁路相撞事件、6月的南方水灾，而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5·12汶川大地震了。2009年以来的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大桥垮塌事件、新疆7·5事件等等又是一系列的灾害新闻，而且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开始跨越一些“禁区”。
樊楸榕认为，首先，在时效性和公开性上，灾难新闻报道有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震后短短几分钟，湖南在线就发布了汶川地震的不确定消息，紧接着迅速对其真实性进行了确认；10多分钟后，新华社发出第一条快讯；14点55分，央视发布首条视频；32分钟后央视新闻频道首发新闻，52分钟后推出直播节目“关注汶川地震”。源于我国各级政府、新闻主管部门思想上的解放，很多记者，包括境外媒体在第一时间被允许抵达灾区，实时传递前线消息。媒体通过提供及时、真实的信息，化被动为主动，提升自身公信力，同时合理地引导舆论，帮助政府赢得公众的理解、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