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收到孙权的信后,征求群下的意见,司空军祭酒董昭说:“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答应孙权为其保密,而内露之。关羽得知此讯,若还军自保,则围可速解,可坐取其利。其双方相对衔持,我可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孙权得志,非计之上。再者,重围之中将士不知有救,若因局势危急,傥有他意,则后患不小,所以,露之使人尽知为便。且关羽为人强梁,自恃江陵、公安二城防守坚固,必不速退。”曹操听后深以为善,随即命令徐晃将孙权书信分一式两份,一份射重围之中的曹仁守军,另一份射入关羽屯营之中。曹仁守军得讯,知解围有望,志气百倍,大大鼓舞了斗志;关羽闻知后,不免心存犹豫,难以遽下决心。因为江陵、公安有兵坚守,孙权虽有志背后开刀,不可能很快破城,樊城已在重围之中,兼以水势相助,此城有必破之象,若解围而去,则前功尽弃。
孙、刘同盟的瓦解,使关羽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形势。
徐晃在得到曹操的增援部队后,更是乘势寻求战机,向关羽大军及其屯营发起了攻击,声援樊城内的曹仁。
说起来徐晃其实与关羽早有私谊,当年关羽勇斩颜良解白马之围时,徐晃就以种将军相从。后来在赤壁之战中,他又奉命与汝南太守满宠在汉津同关羽较量。虽然关羽与徐晃素相友爱,襄樊相敌,各为其主。有一天两人在战场上相遇,遥相共语,却无言涉及军事。两人倾谈一阵,徐晃下马宣令曰:“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关羽见状,大吃一惊,对徐晃说:“大兄,是何言邪!”徐晃答:“此国之事耳。”于是,各勒马头,开兵见仗。
关羽在攀城外围的围头和四冢等处设有屯营,徐晃扬言进攻围头屯暗中向四冢屯发动了攻击。徐晃的猛攻,四冢屯快要被攻破时,关羽亲率步骑5000出战,结果被徐晃紧紧咬住,只得退回围堑之中,谁知,徐晃率兵追入关羽的军事屯围区内,关羽守军一时难以抵御,只得撤围退走。
起初,关羽樊城围解,关羽在襄樊的势头被扼制住。
数番命令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的刘封、孟达,发兵相助,刘封、孟达借口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宜发动救远,竟不从关羽号令,致使关羽在樊城被徐晃攻破时仍不见其救援,后来,刘备因其不救关羽,又借他事将刘封赐死。孟达则投降曹魏。
关羽大本营由麋芳、土仁分驻留守。麋芳、士仁都嫌忌关羽恃勇傲物瞧不起他们。麋芳在驻守南郡之初,江陵城中失火,军器物资烧坏不少,关羽狠狠地斥责了麋芳一通,麋芳心中内怀畏惧。自关羽兵围樊城之后,麋芳、士仁所负责的军需物资又供应不及时,致使关羽军中粮食不足,使他更加愤慨,曾声称:“待我还军之日,一定要收拾他们”,二人也是愈加不安。(《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这样一来,就为孙权对付关羽提供了可乘之机。
吕蒙率兵来到荆州,委派原骑都尉虞翻前往公安劝降士仁。虞翻致书士仁,为陈成败之势,士仁得书,流涕而降。吕蒙又接受虞翻建议,留兵驻守公安,而将士仁带至南郡,麋芳见士仁已降,也开城出降。南郡失守的消息传到关羽军中,关羽知道后方一失,给养供应无着,襄阳之围也就无有依托,遂撤围南退。曹仁及其众将见状,都认为可乘关羽之危,追而擒获之。赵俨分析说:
“孙权出兵掩制关羽于后,本是担心关羽回军之后我方承其两弊,故先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纯耳。尔今关羽已成孤军,更直存之以为孙权之掣肘,若深入追击,孙权则要考虑他个人的利益,恐怕就要对我方不利,那样的话,大王(指曹操)必以此为深虑。”曹仁于是便不再追击。曹操在得报关羽南退后,担心诸将会追击,曾疾令曹仁勿追,一如赵俨之策。这显然是借关羽之兵玩弄的手腕。
吕蒙入据江陵后,释放了于禁及部属,尽得关羽及其将士家属,吕蒙皆有抚慰,约令军中不得私入民宅,取人财物。吕蒙手下有一人取民家一顶斗笠以覆官铠,此人是其汝南同乡,官铠又是公物,但其私取百姓之物,已犯军令,吕蒙仍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吕蒙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每日只令亲信各存恤百姓,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关羽于城中库藏财宝诸物,皆封存以待孙权。关羽南退之后,数次派人与吕蒙联络,吕蒙对关羽的使者辄加厚遇,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关羽的使者回去后,众人都私下里前来探询消息,当得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日时,关羽军中皆无斗志。
孙权不久亲临江陵,关羽旧属荆州将吏悉皆归附。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一月,刘备所置宜都(今湖北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而窜,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投降了陆逊。孙权以陆逊领宜都太守,为右护军、镇西将军,屯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守长江之西陵峡口(今湖北宜昌),据险西拒刘备、东扼关羽。吕蒙领南郡太守。
关羽见荆州分崩离析,顿觉孤穷,遂西走麦城(今湖北当阳县东南)。孙、刘同盟已绝,麋芳、士仁又降,长城自毁,关羽则已走投无路。
孙权派人诱降关羽,关羽假意答应投降,立幡旗于城上,乘机逃走,待突出麦城时,关羽仅有十余骑相从,其他人都已投降或战死。孙权即令偏将军朱然和潘璋率兵截击,断其退路。十二月,潘漳部下司马马忠在临沮之章乡(今湖北当阳县东北),将关羽擒获,同时被俘的还有关羽之子关平及其都督赵累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及《潘璋传》)孙权在俘获关羽后,有意留他一条命,以便与刘备、曹操为敌。手下人以前车之鉴劝说孙权:“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当年不除之,自取大患,及议徙都。今岂可留他活命。”于是,关羽被斩首。孙权遂得全据荆州。
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给了曹操,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得知了关羽被杀的消息。孙权迫于各种压力,在荆州按诸侯的礼仪规格安葬了关羽的尸骸,而关羽的首级则埋葬在曹魏势力所在的河南洛阳市郊。现今在湖北当阳和河南洛阳存有两处关羽的陵墓,前处有身无头,后处则有头无身,这种葬仪在历史上众多的名人当中,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关羽被斩后不久,孙权大将吕蒙也因积劳成疾,病发而死;关羽首级被传至洛阳的当月,即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英名一世、叱咤风云的曹操,也在庚子这天死于洛阳。关羽生前不愿与之同列的老将黄忠,也在这年去世。
关羽之战,使徐晃甚得清誉,曹操评价说:“贼(此指关羽)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宫(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
徐晃班师之际,曹操出营7里相迎,并置酒高会,甚是风光。
吕蒙在克定荆州,打败关羽后,因疾病复发,被孙权迎入公安的行辕内殿,为治疗其疾病想千法,设百计,并招募属内名医以求治愈吕蒙之疾。吕蒙病死,孙权更是哀痛不已。
关羽死后,曹丕称帝代汉,建立魏国。次年(章武元年,211年)四月,刘备也于成都称帝、建立蜀汉。
刘备对关羽之死,极感痛悲。关羽死后,刘备在荆州地区的势力被驱逐,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伤痛。为了替关羽报仇,更为了夺取荆州,刘备决定征讨孙权。出征前,赵云劝阻刘备说:“****是曹操,不是孙权,若先灭魏,孙吴自服,曹操虽死,其子曹丕篡汉,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必得关东义士之助。不应弃置曹魏而与孙吴交战,兵势一交,就欲罢不能了。”
但刘备根本听不进去。益州从事祭酒秦宓也极力劝谏,“陈天时必无其利”,却被刘备幽闭狱中。治中从事黄权也指出“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等东征的种种不利因素(《三国志·蜀书·黄权传》),刘备也是不从。
尤其应该一提的是,接任吕蒙领南郡太守的绥南将军诸葛瑾,以对手的身份从公安给刘备呈来一封信笺:
“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指孙权)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诸葛瑾之立意仍在于从孙、刘与曹魏三方利益关系来劝阻刘备东攻。刘备一意孤行,遂于章武元年(221年)七月亲自率军出征。他出兵之后,因步步为营,被陆逊找到破绽,在夷陵与之相持,章武二年(222年)六月待刘备大军疲惫之时,陆逊在猇亭(今湖北宣都北长江北岸)以火攻破其连营四十余座,刘备只得退至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面对惨败之状,刘备曾忿惭地长叹:“吾乃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63岁的刘备病死白帝城永安宫,临死前,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并与孙权重新和好订盟。从此,蜀以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蜀、吴联手,共为唇齿,相携对抗曹魏,遂成三国鼎立之势。
后主刘禅景耀三年(260年)九月,关羽被追谥曰“壮缪侯”。其子关兴嗣爵。关兴,字安国,风标令誉,自幼知名,丞相诸葛亮就对他极为器重,官至侍中、中监军,未及壮年而死,爵位由嫡子关统继承,关统得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关统死后,无子嗣爵,又以关兴庶子彝续封。(《三国志·关羽传》)终蜀汉之世,关羽家世贵族,侯爵传袭,得垂裕后昆。在蜀汉被灭时,关羽后代被庞德之子庞会尽数杀死。由此可以说,关羽一生之荣辱与刘氏及蜀汉政权紧密相连。诚如蜀汉时期杨戏《季汉辅臣赞》中所赞关云长与张益德云:
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藩屏左右,翻飞电发,济于艰难,赞主洪业,佯迹韩(韩信,西汉名将,开国功臣)、耿(耿弇,东汉名将,开国功臣),齐声双德。交待无礼,并致奸慝,悼惟轻虑,陨身匡国。
(《国志·杨戏传》附)
关羽之声名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局限,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在他生活的时代,人们都普遍地赞誉着他的上勇骁猛、天威如虎,称之为一时俊杰。关羽由刘备的属下大将成为圣帝灵君,名列仙班,位入贤圣。
自关羽死后,历经两晋、隋、唐、宋、元、明、清,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其身后殊荣更是一代隆盛于一代。千百年来,关羽在人们心中是一位义勇双全的英雄,人们对他顶礼膜拜,尊称他为“关公”、“关夫子”、“关老爷”,或称为“关帝”、“关帝爷”、“关圣帝君”
等。特别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关羽生动深刻的描写和渲染,使他更以独特的个性魅力令芸芸众生为之倾倒,他在演义小说中那身材魁伟、红面美髯、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的凛凛威风仪姿更是深入人心,他那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的武勇,桃园结义、华容道释曹操的仁义,一直令后世传颂、演义。廊庙之上,市井之中,供奉着关公图像,无论大邑通都还是穷乡僻壤,都曾建有大大小小的关帝庙,都是香火鼎盛、四时无衰。
在百姓的观念之中,关羽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榜样,一个威力无边的圣灵。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像关羽这样能得到如此长久而普遍敬仰与崇拜者,除了孔老夫子外,恐怕很难再觅出何人可与之匹比!
中国的文庙通常是祭祀孔子,武庙则通常是祭祀关羽。武庙之祖,即是关羽祖籍所在山西省解县的关羽庙,最早的关羽庙,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此后,武庙逐渐遍及全国各地。关羽自公元8世纪以后地位日益尊隆,到宋代时,由“忠惠公”得封赠为“昭烈武安王”,宋徽宗赵佶还封之为“崇宁真君”。明清两代,关羽已超越凡俗,成为圣神天君——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忠义神武大帝”。在各地关帝庙中的关羽塑像大多都是这样的装扮: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端坐龙床之上,侧有侍臣恭身肃立。人们把“关圣大帝”打扮得威严不凡,赋予他人间最尊贵的帝王形象,以表示对他的崇敬。满清政府对关羽极力褒崇,本意是借倡其仁义而抵消忠贞,达到消除满汉民族间之对立情绪的目的;然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清代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也对关羽尊崇有加,一份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天地会首领的拜盟誓单中有这样的话:“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溯其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啻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芳名耿耿,至今不弃。似等仰尊帝忠义,窃劳名聚会……”
(任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