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资源
“资源为王”⑧的投资思路，将越来越展现出巨大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是纸币滥发引发的不安全感赋予它的，也是人类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疯狂向自然攫取导致的必然结果。
因此，许多世界级大公司紧锣密鼓地在全球控制资源。在“资源为王”时代，这是快速增加财富，并抵御货币过剩风险的捷径，也几乎是唯一安全可靠的捷径。
由于铁矿石涨价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记忆刻骨铭心，“必和必拓”的名字，在中国，人们耳熟能详。
而近来必和必拓更令人关注的是，它竞购加拿大钾肥公司。
这是一个令相关既得利益者振奋不已的消息，也是一个令世界许多国家不安的消息。
必和必拓年产铁矿石1亿吨，是铁矿石涨价的主导者之一，让中国吃尽了苦头。必和必拓并不满足于在上述领域控制的资源量，从2009年8月就开始对全球最大的钾肥生产企业——加拿大钾肥公司发起竞购，一旦收购成功，必和必拓将控制全球1/4的钾肥产量，而中国可能在钾肥领域重蹈铁矿石任人宰割的覆辙。
钾肥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原料。在生产化肥的三个主要元素里，氮、磷从其他加工转化过来，来源较为多样化；只有钾来自钾盐，而钾盐又基本只存在于钾盐矿，相对氮磷较为稀少和较难再生。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对化肥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其中钾肥需求约占全球的1/5。但中国又是钾盐缺乏国家，进口额占消费总量比重超过50%。从供应面看，全球钾盐资源量虽充足，但集中在少数国家，仅加拿大就占了全球53%的资源量。我国目前发现总储量仅10亿吨，不到世界总储量的1%，年产量也只占全球16%。而2010年，中国的钾肥进口量将大部分来自白俄罗斯和加拿大。⑨
而在必和必拓竞购加拿大钾肥公司以前，2009年，淡水河谷以85亿美元从力拓手中购得其钾肥资产。2010年，淡水河谷以38亿美元现金收购了全球最大的油籽加工商邦吉在巴西的肥料矿产事业。而俄罗斯两大钾肥巨头乌拉尔钾肥公司（Uralkali）和西利维尼特钾肥公司（Silvinit）正谋求合并，一旦成功，将形成一家拥有1150万吨钾肥产能的生产商，产能仅次于加拿大钾肥公司。
资源就是底气！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全球资源收购、整合是具有超前战略眼光的，在“资源为王”时代，顺势者昌，逆势者亡。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之所以常常为一些事情忧心忡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缺少忧患意识和前瞻性的眼光，缺少尽早走出去的勇气和智慧，更缺少鼓励国民走出去占据资源的制度设计——一些民营企业在海外收购资源过程中，因缺少政策的支持而困难重重。
日本国内虽然资源匮乏，但它多年来坚持走“资源为王”路线，在全球各地掌控着数不尽的资源，有力地弥补了其自身的不足。在铁矿石谈判过程中，日本多次率先接受铁矿石大幅涨价，就是因为它自身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它也是铁矿石价格上涨的直接受益者。
日本新日铁公司和三井物产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三井物产的官方网站上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积极地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长期以来稳定地供应铁矿石。2003年收购了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Vale（旧称CVRD淡水河谷）公司的母公司Valepar公司15%的股份，并且还持续地扩大了与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之间共同合作的铁矿石事业。基于三井物产拥有权益比例的铁矿石控股产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年开采权益已超过4000万吨。”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认为，铁矿石价格上涨，拥有巴西淡水河谷股份的三井物产就多赚一些，然后在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这就是铁矿石谈判新日铁总是与淡水河谷率先达成涨价协议的原因。此外，三井物产在澳大利亚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已经部分拥有力拓、必和必拓的核心资产。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的合作关系。⑩
资源为王的理念，在货币走势上也得以完美体现。在世界所有的货币体系当中，澳元、加元就属于典型的资源型货币，由于有强大的资源作为依托，这类货币走势强劲。在资源为王的这个周期结束以前，资源型货币都将以强势特征示人。
“资源为王”力大无穷
在“资源为王”时代，无论治国、管理企业和投资理财，都必须遵循资源优先的理念。一是保护有限的资源；二是提高资源的技术含量，使资源从初级产品变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充分挖掘资源的价值；三是改革、优化我们的制度。我曾经听一位企业家介绍过，他们生产的一种金属棒，卖给美国人是10美元，经过美国人加工以后再卖给中国，就变成了1000美元。技术对资源价值的提升作用是惊人的。
“资源为王”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在国际博弈中也用得到，往往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并将船长詹其雄非法拘捕，中国虽然多次强烈抗议，但日本拒不放人。我在《钓鱼岛危机与突围之路》一文中，向政府提出了6条可行性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永久性地严厉禁止向日本出售稀土、铟、钽等稀有金属，以及煤炭、木材等一切资源”。当年9月21日起，中国有关部门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虽然不久即恢复，但仍然立即击中了日本的痛处，9月24日，日本冲绳那霸地方检察厅决定放还詹其雄。2010年9月9日，在日本冲绳县石垣港，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扣留的
中国渔船“闽晋渔5179”（右）停靠在“与那国”号巡逻船旁
“资源为王”时代，资源是最好的利器。当然，日本觊觎我钓鱼岛，阴谋侵占我神圣领土钓鱼岛，也是从钓鱼岛周边海域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后开始的。资源勾起了他们的勃勃野心。
化解危机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新周期内，资源的重要性将日趋明显，纸币的超发及成本更低的电子货币的推广，将加速这一进程。
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问题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比如，这几年来，发达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非没有化解之道，人民币升值也未必全是坏事，关键是中国有没有化解的能力和思路。一味地通过经济利益的让渡来换取人民币不升值成本太高，而且，注定是徒劳的。
事实上，本币一味地贬值同样有巨大的副作用。
耶鲁大学博士，曾任一桥大学、东京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的野口悠纪雄就认为，日元贬值给日本人带来了贫困。
日元升值实际上让日本人变得更加富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人出国住的都是那些只有大富豪才住得起的外国高级宾馆。可是，2007年夏季以来去欧洲旅行的人，肯定会感到欧洲的宾馆和餐馆之类的消费都是非常贵的。归根到底是日元的贬值使日本人变得更加贫困。只有日元升值，日本人才会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利益，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所谓的“日元升值”其实是日本人的劳动价值得到了更高的评价。但现实中，日元升值不能被容忍，日本却采取了日元贬值的政策。
本币升值未必一定导致出口的下降，关键是自身产品品质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德国当年在马克升值的过程中，出口反而一路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然，我们没有德国那样的资本和实力，就现状而言，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下降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但至少，我们可以将德国作为一个学习的目标——这也恰是中国调整结构的意义所在。
其实，外力压人民币升值可以化解。
借助升值之机，在海外实现低成本收购，就是一个捷径。如果中国真的这样做，那些强压人民币升值的国家真的要崩溃了！正因为他们恐惧这一点，所以才对中国国企的海外收购极力排斥。而美国对中国购买其资源、技术更是限制重重，就是要把你引到买其债券的道路上。等你购买债券到一定程度，美国不堪还息之重时，就会想法把这笔巨债一笔勾销，还不至于影响本国债权人的利益。
这个路径一点都不复杂。
问题在于，我们难道不能走出自我吗？难道一定要按照别人安排的棋路走吗？
当然，以上观点显得非常狭隘，完全是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如果站在一个略微高一点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么，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是，如果中国也成为通货膨胀的输出者，能够持久吗？而且，各大经济体必然争相效法。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全球经济集体陷入更深重的危机当中。
必须认识到，试图依靠超发货币来维持一个经济体的运转是非常危险的——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全球经济的未来，都是如此。
坚定地走出去
重回主题。
其实，即使有很多限制，中国如果走出去，仍有很多路子。中国的失误之处在于，去海外收购应该由民企去做，政府却更希望国企去做。由于民企缺少政府背景，在国外受到的抵触要小得多。尤其是次贷危机发生后，海外很多优质企业濒临倒闭，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天赐良机，但中国的民企在这方面很难得到足够的支持。中国不是趁最佳时间支持自己的企业去海外展开收购，而是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导致良机一点点被葬送。
比如，2008年，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川国际取得了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南部的钾矿勘查许可证，已取得采矿权。这块钾矿资源占地96平方公里，钾资源总量达893亿吨，接近中国国内的总储量，可建成年产300万吨的钾肥基地，有效供给时间超过50年。该基地一旦建成，将极大地提高我国钾肥的自供能力。但是，这家民企却缺少资金，因为他们很难取得国内银行的贷款！据中川国际董事长孙昔铭介绍，由于后续资金紧张，很多国外企业纷纷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或其他公司与中川国际接触，其中就包括必和必拓。孙昔铭称，考虑到钾矿对我国农业的重要性，中川国际现在不打算与外国公司合作，不让这些钾资源旁落。问题是，民企能够坚持下来吗？
2007年5月，林德物流集团董事长庞玉良收购了德国帕希姆机场及机场附属的850公顷土地，此举一度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我国很多媒体也给予了报道。庞玉良拿下的是德国帕希姆机场及850公顷土地永久产权，其面积相当于43个摩纳哥、20个梵蒂冈。帕希姆机场产权归中国企业所有，这意味着什么？相关介绍是这样写的：“从航空权的角度上来看属于中国人的帕希姆机场，从中国来到帕希姆的航班应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内航班，中国籍的航空公司业务运营权及在航空领域的投资权应该是自由的，帕希姆机场为中国航空公司突破欧盟对中国的航权限制提供了平台，还为中国航空公司经过帕希姆机场续航到非洲提供了‘境外关内’基地。”
庞玉良先生和我是老乡，我们两家相距很近。2010年，庞玉良约我长谈了一次，我才知道他在收购德国帕希姆机场时，曾经因为资金问题几乎胎死腹中，原因就是国内的银行不给予任何贷款支持。当庞玉良带着温家宝总理有关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讲话去找国家发改委争取支持的时候，发改委的一位处长冷冷地说：“你去找总理帮你办吧……”如果不是他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解决了困难，德国帕希姆机场早已和中国人无缘。
海外投资之痛
2010年9月5日，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8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达54%。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沈丹阳也指出，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1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4575亿美元。
但中国经济学家钟伟表示，即便如此，中国对海外的投资仍然是相当有限的，例如日本目前的海外投资就已达28万亿美元之巨。而中国大陆并非没有足够的外汇也并非没有想要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但是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在其海外权益的保护方面支持有限，另一方面，企业要走出去进行境外投资，行政审批程序还是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正在逐步错过目前对海外进行资源、技术、渠道和品牌进行投资的较佳时期。
再退一步说，即使不能收购国外的资产，买他们优秀企业的股票总可以吧——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理由和依据设置这样的障碍。尤其是次贷危机发生后，一些优秀企业的股价跌幅甚至超过90%，买国债的收益怎么能与此相比呢？当然，我在这里不想探讨过多技术问题，大思路决定具体的技术调整，关键是中国人的思路需要调整。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海外投资，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投资所选国家。在一些有可能成为美国和发达国家目标点的国家，最好少投资。伊拉克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对伊战争一开打，中国前期所有投资都泡汤。这次的利比亚，可能重蹈覆辙。
第二，注意投资的收益。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项目，尤其政府或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很多效益低下，有的甚至亏得惨不忍睹。那么，在这些亏损的背后，有没有腐败的因素，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应该全力支持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为他们提供资金等支持，因为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尤其资源类的投资，遭遇的阻力最小。同时，当这些企业在海外遇到所在国的压榨时，有关部门应该立即给予协助，给我们的企业强有力的支持，使他们放心地收购资源——这对于中国拓展发展空间，解决我们的资源困境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