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已整整十二年，我们从未间断过对此书主题的思索与写作。说“十年磨一剑”，在这里就不算夸张了。这期间尤其让我难忘的是在1990年6月至1991年夏天，在李欧梵教授邀请下，林岗特地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来和我一起开始进入这个课题的研究，在密歇根湖畔共同叩问文学的灵魂维度，并写出三章，刊登于《知识分子》杂志。欧梵兄的情谊和林岗的万里行程，首先应记下一笔。在海外，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地方发表，后来我们陆续写出来的几章也只好压在抽屉里了。
1991年秋，我到科罗拉多大学，林岗回国，此后六年课题进展缓慢一些，但我们还是围绕忏悔主题阅读了一些宗教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的书籍。1998年，林岗参加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相逢中我们交流了思考的心得，确定了全书的框架并具体地拟定了章节，然后分别继续执笔写作。
2000年秋天，我应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来到香港，《罪与文学》便赢得最后完成的天时地利。我们在最近两年的时间里，一方面对过去写下的部分进行补充修正，另一方面则把未完成的章节一一了结。在祖国南方的天涯海角，我们除了在学校履行义务之外，其他时间全都沉浸在这部着作的书写里。写得很投入，近乎“走火入魔”。这部书从中国写到美国，从芝加哥写到深圳香港，经历有点特别。但变幻的时空和动荡的岁月始终无法冲走我们的思索，十二年前我们认定的精神山峰终于立在脚下。尽管路途崎岖，但我们还是以自己平实的脚步去认同心灵崇尚的真理，这点劳心劳作的思想韧性，是我们自己最感到欣慰的。
和林岗合着《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精神体验。林岗比我年轻十七岁，可谓“忘年之交”。十五年前，他就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才华出众。但他做人却极为低调，从不宣扬自己。他和我一样，嗜好形而上，喜欢在精神深处作云游、逍遥游，他的思想比我更为明晰，逻辑驾驭力量比我更强。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中，他是一个最为质朴的思想佼佼者，也是一个未被社会充分发现的才子。此次我们合着，各执笔其半，即各写出近二十万字，都下了一番苦工夫。通过研究，我们的思想都往前走了。尽管书名是《罪与文学》，但通过“忏悔意识”这一个切入口，我们对文学的本性，对文学的自由与责任，对文学的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对中国文学的宏观长处与短处，对东、西方文学特征的基本差异，对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永恒”之谜，等等，都有了比以往更深也更真切的认识。十二年的探寻日子，我们的笔推着论题往前走，而论题也化作另一生命推着我们不断向真理靠近。
1993年夏天，我在瑞典斯德哥摩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教授，林道群兄到瑞国开会，知道我们在写作此书，就郑重向我们约稿。七八年后，我来到香港，他又不断询问和敦促我们写下最后一章。此种信赖与热情，乃是本书的精神能源之一，我们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最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时，张信刚校长和黄玉山、郑培凯诸兄知道我在潜心写作，给我创造了很好的人文环境，也借此机会致以衷心的谢意。
刘再复
于香港城市大学高级教职员宿舍
2002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