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喜欢用讽刺的笔调写东西，《骆驼祥子》算是比较克制的了，没有《二马》、《老张的哲学》那样幽默得有点油滑。写祥子的时候就没有用讽刺的手法，但他还是禁不住要挖苦一番，这在小说里主要见于写革命者阮明的形象。但这在30年代不成问题，解放后可是不够恭敬。幽默的笔法带来了麻烦，推测起来，这也是老舍为什么要删掉整个二十四章的原因。小说有两个地方涉及革命者的形象，一是十二章，另外就是最后二十四章，修改本把涉及革命者的地方都删除了。在老舍笔下，阮明是一个品行不端，以革命来讨口饭吃的人物。就像前清末年的时候有人吃洋教，现在有人吃革命。这种看法似乎是当年城市中产阶级的眼光，写在小说里本不是什么问题。那位阮明读书的时候功课就不好，得了不及格，怪罪正直的曹先生报复他，就到党部告发，害得曹先生被拘捕。后来祥子为了糊口，又卖了以游行为职业的阮明。这一切都是在喜剧的气氛下叙述出来的，看看老舍怎样写阮明被抓去杀头的情形：
阮明是个小矮个，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象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子。人声就象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低着头，脸煞白，就这么一声不响呀！有的人想起主意，要逗他一逗：“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紧跟着，四面八方全喊了“好！”象给戏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轻蔑的，恶意的，讨人嫌的，喊着。……大家越看越没劲，也越舍不得走开；万一他忽然说出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呢？”万一他要向酒店索要两壶白干，一碟酱肉呢？老舍：《骆驼祥子》。见《老舍文集》第三卷，第223～224页。
老舍的笔法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写阿Q。可是，阿Q毕竟是辛亥年间的事，这位阮明分明就是30年代的人；阿Q是个乡间的人物，这位阮明读过大学，组织游行，宣传社会主义。他的死法居然有点像阿Q，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笔法不合时宜是肯定的，而且也不能明讲出删除的原因，只好委诸“枝冗的叙述”。老舍没有正面谈过他的删改，在1954年的后记里有暗示性的解释。他说：
在书里，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厉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老舍：《〈骆驼祥子〉后记》，见《骆驼祥子》，第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印刷本。
人生的出路从来就不是小说能够指明的，一个作家不认识革命的真理也算不了什么过错。重要的是老舍在这里表明了一个顺从的姿态，一个愿意承认自己不够高明的姿态。他删改小说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删改使得他的小说避免了在新时代新社会的尴尬，如果说中国的书写传统一直存在避讳的做法，从前是避皇上的名讳，现在则要避革命讳。可是，他的避讳却伤害了他的艺术。
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力话语，它对作家的压力既是非字面的，也是字面的。所谓非字面是指它的势力。因为它挟持的是政治力量，不表示顺从的或者没有机会表示顺从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领教了它的力量。所谓字面的，是指它是一个陈述，一个关于世界、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究竟所以然的陈述，它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模式和路径。因此，这样的模式和路径落实到文学中来自然就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给出了什么虚构故事是允许的，什么虚构故事是不允许的；什么文学形象是应该如此这般的，什么文学形象是不应该如此这般的。通过这套“政治正确”的标准，意识形态控制了文学的每一个细微要素：故事、情节、人物、冲突、意象等等。作家在这套“政治正确”标准下写作。旧作所以要修改，就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新时代的“政治正确”的标准，意识形态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作家改写自己的旧作，通过作家自己的手把旧作修改成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理论和文学的专业诉求并不是同一件事。引用曹禺的话说就是，“创作对我来说很怪，满脑袋都是马列主义概念，怎么脑袋就是转动不起来呢？”田木相、刘一军编着：《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2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以为有一种正确的世界观提供给作家正确地分析和理解社会，就具备了写出伟大作品的前提，这种看法固然是个人的幼稚，然而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文坛，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文学趣味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纠缠的关系。意识形态概念挟持它的话语霸权肆无忌惮地闯入文学的领地，作家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受到它深刻的影响。有的作家相信它对文学的魅力，早期如茅盾，后期如柳青，可是仔细分析他们的创作依然可以看到两者的裂痕，故事和技巧并不能弥合两者的裂痕。这道裂痕的存在说明了它们的蜜月终有结束的一天。意识形态的权力光环也吸引了一些作家，如郭沫若，每一次时局的变化都引起他诗集篇目和诗句的变化。有的作家虽然言不由衷但也是无可奈何，他们只能顺从，删改旧作，表示自己跟得上时代，如曹禺和老舍。许多50年代之后的作家则是小心翼翼地讨生活，尽量在不违背大框框的前提下，表现一点自己的独特之处。总的说来，20世纪中叶中国文坛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对作家的写作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导致了写作的各式各样的变形。意识形态同文学趣味的纠缠，伤害了作家的人格，降低了写作的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