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文艺理论方面一个据主导地位的主流话语的最终产生。马克思主义由一种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学说，或者说由一种世界观走向与新生的社会组织的权力紧密结合，落实到文艺方面而形成一个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五四”以来，“左翼”文学经过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坛约十年的孕育、发展，形成一些“左翼”阵营内部的理论话题，这些话题当时只是悬浮于政治权力之上的理论言说，它虽然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甚至是意识形态色彩，但并没有落到社会组织权力的实处，故而在诸种理论话语竞争局面之下，它还是属于思想探索追求真理范围内的事情。
随着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延安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壮大，左翼文学阵营所产生的理论话题，就有了重新整合的必要。某些理论焦点已经转移，某些提法已经修改，某些论证也已经调整。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理论话题重新整合的过程，它的结果当然就是主流话语——《讲话》——的产生。《讲话》所讨论的话题至少在表面上承继了“左翼”十年时代的说法，但在理论的深层却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当时许多参与或旁及“左翼”文艺运动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理论话语性质的这种深刻变化，只是追随时代，逐流而行。今天，我们站在后设的历史角度，追溯发生在40年代初期文论话语建构的内中线索，重观它对以后文坛的支配与塑造，并在这个大背景下，理解一些文学史绕不过的有趣现象，如周扬的得意、胡风的悲剧、赵树理的尴尬等，或许是不无意义的。
1站队与归顺：工农兵文学的语境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整风背景之下发生的，而整风是党内斗争的结果。遵义会议后，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等务实路线的组织领导地位，但务实路线的思想权威并没有同时确立。40年代初期，抗战处于相持阶段，边区中央利用战事平静的时期，发动“整风”，以解决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问题。当时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说法，看似是一个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但普遍的思想教育只不过是“整风”的外围目标，“整风”真正要达到的实质目标是肃清王明路线，确立务实路线。细读当年的文献，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词，无不有言外之意，隐指王明路线。
《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发表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它是第一篇号召“整风”的社论，内中说道：“会引证马列主义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的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延安文萃》上册，第7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从中我们可以领会到，这里批评的主观主义，并不是一般不明情况的主观主义，而是指那些引用马列经典滔滔不绝的主观主义。陆定一《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一文说得更清楚：“在苏维埃运动后期，这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曾统治着我们的党，直到遵义会议才止。但就在遵义会议以后，这些坏东西，还在袭击我们党，损害我们党。现在是遵义会议之后七年之久了，我们才来清算它。”文中谈到整风的目标时说：
思想革命，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肃清过去曾经在某些时期统治过我党而现在尚残留在党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与实践方法，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同时是改造全党八十万党员的思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延安文萃》上册，第25页，第20页。
“整风”当中，中央发布二十二个必须学习领会的文件。这二十二个文件约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针对王明路线的，有毛泽东、康生的讲话和中央的决定；其次是关于党员的修养和品格的，主要有刘少奇、陈云的讲话；再次是列宁、斯大林和联共的文章和文件。整风务求解决的“三风”问题，无论是核心目标——树立务实路线的思想权威，还是外围目标——教育党员，都是解决起来毫无曲折的。就是说整风运动会很平静地达到目标，对党和对个人都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触动。
因为王明的势力已经退出领导核心，而且各个边区和根据地的领导权都为务实路线所掌握，只要创出有足够建设性的理论去代替王明的教条，整顿“三风”的运动便是波澜不惊的事情。事实上，随着陕甘宁边区的稳定，王明路线问题一直在解决中。但是，“整风”的后期发展，特别在延安的知识界、文艺界造成很大的震动，鲁迅艺术学院、中央研究院、各文艺团体、刊物变成开展整风的轰轰烈烈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与所谓“三风”并无直接关联。似乎务实路线确立思想权威的阻碍不是来自王明路线——它的力量太微弱了，而是在通过“整风”确立思想权威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这新问题与党内斗争、党的历史都没有关系，它完全是为大批知识青年从国统区涌入边区的现实所造成的。这说明“整风”的初衷与它向知识界、文艺界的伸延变化是很不同的，而这其中的差别是耐人寻味的。
抗战军兴，国共合作，延安成了热血青年的圣地。谋求人生出路，谋求理想实现的“左倾”青年纷纷从全国各地涌到延安，尤以抗战初期为多。正如毛泽东1939年《青年运动的方向》所说：“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2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此处所谓“求学”云云，当与今天求学读书有所不同，是投身革命服务新兴政权的意思。到底有多少青年抗战初奔投延安，笔者未能看到可靠的统计。但可以根据片断的史料略为推测当年的规模。
郭戈奇1941年在延安的一个报告提到1938年5月至8月三个月内，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青年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郭戈奇：《南洋的文艺运动》，见《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此可以想见，抗战初期数万与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直接渊源的知识青年奔投延安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到来之后，延安设立各种学校，如1938年4月创立鲁艺，此前已经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一些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学校，延安运用学校形式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然后送到某个边区和根据地。当时，延安只是重视这些有知识的青年对抗战救国的作用，并没有想到他们会给延安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例如，《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说：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781页。
此份文件为毛泽东、周恩来、周扬等人共同署名。距“整风”约半年多之前的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社论说国内政治逆流高涨，大后方文化阵地已经显得一片荒凉，而延安以其盎然的生机，成为全国文化活跃的心脏。社论保证在延安“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并表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204-205页。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还发布过《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共有十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
须知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相当声望、能有一艺之长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对内对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响。”文件虽然也指出要对文化人的作品采取既严正批判又宽大的立场，但同时又特别指出要“力戒以政治口号与褊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在边区的文化人中间，不必建立系统的组织，以保证他们“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200-201页。而在1943年10月毛泽东的《讲话》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之后，中央宣传部于同年11月发布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里的说法，有了很大区别。例如，文件说：“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