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但鲁迅却无法跟着他的足迹走同样的路。因此，他多次声言他并不爱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对鲁迅而言，是可敬不可爱。他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说：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7页。
1936年他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中又说：
到了关于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说一两句话的时候了。说什么呢？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鲁迅：《且介亭杂交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11～412页。
这里鲁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面对的是伟大的作家，但只能闭目赞叹。这是为什么？关于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鲁迅自己作了回答，他说：“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同上，第412页。
鲁迅的回答显然击中关键，这是两种不同的大文化背景。中国只是一个现世的“礼”世界，而俄国则有现世的此岸世界与神的彼岸世界。在彼岸世界中，具有另一种秩序和尺度。所谓进入灵魂的深处，就必须逼近彼岸，然后在彼岸发出呼号并与此岸展开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关注彼岸世界，更醉心于灵魂的叩问，而托尔斯泰虽然也属于俄国，也信仰基督，但是他的基督具有强烈的现世色彩，因此，他更关心社会甚至要为社会提供改革的方案，托尔斯泰笔下的理想人物是关心民瘼的改革家列文（《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人物却是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对于这两个伟大作家的重大区别，斯宾格勒有一段极为尖锐的话，值得讨论，因为它关涉到对鲁迅反传统精神的理解。在我们看来，鲁迅更接近托尔斯泰。斯宾格勒说：
他（指托尔斯泰）本质上代表一种伟大的理解力，是已经“启蒙运动”后的，是属于“社会心态”的。他所看到的一切，是文化后期的、世界都会的及西方形式的问题。托尔斯泰仇恨私有财产，这是一种经济学家的仇恨，他仇恨社会体制，这是一种社会改革家的仇恨，而他仇恨国家观念，也无非是一种政治理论家的仇恨，并不是出与真正的宗教精神。故而他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而他在各方面，也本都属于西方，属于马克思、易卜生及左拉这一流派。
相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属于任何宗派，只属于原始基督教的使徒精神。像他这样的灵魂，可以忽视一切我们所谓的社会性的事象。因为这一尘世对他而言，毫不重要，不值得去改进。灵魂上极大的痛苦痉挛，与社会主义何曾相干？一个宗教，若是着手于社会性的问题，也就不成其为宗教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甚至在他此生的生命中，即已是一种直接展示于他的宗教性创造。他笔下的艾利沙，已否定了一切的文学批评，甚至俄罗斯的文学批评，也不例外。他的基督式的宗教生命，如果写了下来——如他一直想写的——将是如同原始基督教的“福音书”一般的真正的福音，而“福音书”，完全已脱离了古典文学及犹太文学的形式之外。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则是西方小说的巨擘——他的《安娜·卡列尼娜》远超侪辈——而即使在他穿着农人装束时，他仍然是一位文明社会中的人物。
现在我们把首尾勾勒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圣人，而托尔斯泰只是一个革命家。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的真正继承人，只有从他这里，才会产生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主义不是彼得主义的反面，而毋宁是彼得主义的最终课目，也是自形上问题转入社会问题的最后降坠。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360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75年。
把托尔斯泰说成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大可争议的。布尔什维克是革命的政党，而托尔斯泰则是绝对的非暴力主义者。说托尔斯泰导致十月革命，这是值得打大问号的。但是，斯宾格勒看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差别：一个是社会生命，一个是宗教生命；一个醉心于社会改革，一个醉心于灵魂叩问；一个可纳入马克思、易卜生、左拉这一流派，一个则只属于原始基督教的使徒精神。也因为这样，这两位伟大作家的精神内涵和精神指向就有巨大的差别。这确实是个事实，尽管托尔斯泰心中也有基督，但是这个基督的确是更类似马克思、易卜生、左拉这些社会改革家的基督。托尔斯泰的忏悔内涵，也是与此相关的。他意识到自己是剥削制度的一部分，因而自己也是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他为此充满罪感。因此，托尔斯泰自身的罪感是具有社会内涵的罪感。鲁迅虽然比托尔斯泰更激进，比如相信“火与剑”的暴力形式是改造社会的有效形式，但是其大思路、大生命形态与托尔斯泰更为接近。因此，他无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纯粹生活在形而上的世界里，无法放下社会的重担而进行纯粹的灵魂审判。
他像托尔斯泰那样，直言不讳自己对私有制度及其他所派生的各种黑暗的仇恨，他要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要带着仇恨与之抗争到底。他不可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忍从”，不可能把对社会邪恶的憎恨全都转换为内心的搏斗。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感到孤独与绝望，但他的孤独感是自己的思想未能得到社会的理解的孤独，是此岸世界的孤独；他的绝望感也是此岸世界的绝望，因此，他反抗绝望，不惜与此岸世界的黑暗同归于尽。他钦佩陀思妥耶夫斯基挺进到人的灵魂深处，比任何一个中国现代作家都更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旷野的呼号”，他自己也在发出呼号，但他的呼号不是纯粹形而上层面的灵魂的呼号，是与现实土地紧贴在一起的、被现实风雨打击得遍体鳞伤的显得粗糙的灵魂的呼号。他的《野草》就是这种呼号。这是中国式的灵魂的呼号，是个体生命觉醒之后又感到无路可走的呼号，是在现实歧路上彷徨、徘徊、不知前面是什么的呼号。这不是隐士的呼号，也不是教士的呼号，而是战士的呼号。鲁迅所以明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但终于在他的门前停住脚步，就因为鲁迅更像托尔斯泰，是个社会中人，而不是使徒式的灵魂中人。
通过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革命者的“忏悔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呼唤抛弃父辈旧文化的启蒙意识。只是这种启蒙意识不是从发现一个新世界开始，而是从诅咒一个旧世界为起点，因为新世界离他们太遥远，而旧世界是他们的切身之痛，所以这种诅咒是发自内心的悔恨和诅咒。毫无疑问，鲁迅是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他比与他同时代的启蒙先驱更加深刻，他的一些表达内心世界的作品，如《野草》，甚至进入了叩问存在意义的深度。然而，鲁迅通过反传统的启蒙救赎，最根本的落脚点还是在社会，而不是在灵魂。文化的批判最终还是还原为一个社会运动来表达它的意义。这一点，从近代中国忏悔意识的产生就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一连串的失败，没有亡国灭种的危机，就不会出现近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不会出现从梁启超开始的忏悔呼吁。忏悔意识的发动源自现实的失败，因而它最终指向的也当然是一个现实的拯救运动。当现实的拯救运动进入新一轮的程序启动阶段，忏悔就让位于杀气腾腾的谴责。从忏悔到谴责的转变，或者说从“五四”新文学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
可是，无论是思想的深刻还是文学的成就，后者都远远不如前者。但从思想文化史的眼光看，两者至少存在一个大背景的联系，存在一个符合自身逻辑的脉络。正是这个大背景和脉络，造就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忏悔意识的现世品格，也埋下了它不能持久的因子。精神的自审和忏悔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爆发，不久就复归于平静。先驱者的鲁迅，也被视为“遗老”。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和尔后的广义革命文学，就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忏悔意识的逆反。在所有革命作家的头脑中，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罪感和自审意识，同时他们找到了一个承担全部罪恶的“替罪羊”，这就是他们判定的“阶级敌人”。一切黑暗，一切悲剧，一切罪恶之源都在他们身上。吃人者就是这些地主、资本家，就是黄世仁之流。对这些“蛇蝎之人”无论如何践踏，如何打击都是合理的。这些阶级敌人是历史前进的真正阻力，因此也是真正的历史罪人。“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追究的历史之罪，到了此时，罪恶主体已完全明确，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清算这种罪恶。因此，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中国的当代文学便充满了清算意识，一切道德责任共负的精神丧失殆尽，而文学中的“灵魂深度”也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