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在世上应当承担两种责任，法律的责任和道德的责任。如果说逃避法律的责任将面临很大的风险的话，那么，逃避道德责任的风险则相对较低。因为法律责任可以被强制执行，而道德责任的承担只能出自良知。在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相反，由于根深蒂固的欲望和利己动机，人都害怕承担责任，倾向于为自己辩解和把责任推给他人。于是，世界永远存在冷漠，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不可理解，永远存在敌意造成的隔膜，永远存在自私产生的麻木。人类的世界就是这样永远伴随着堕落。
幸而在曲曲折折的历史长河里，不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多么黑暗的岁月，总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这就是对善的呼唤。这种伟大的声音，与其说是由哲学来作见证，不如说是由杰出的文学来作见证。杰出的作品用善的光辉照亮了心灵的黑暗，它们为人类的良知的存在作证。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就是这种良知呼声的主体，不管他们的作品表现什么，是轰轰烈烈的战争还是爱情的悲剧，是灾难事件还是日常琐事，都传递出一种声音直达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忏悔和良知。古往今来，忏悔和良知的声音几乎都是伟大作品的伴侣。为什么不朽的文学作品往往传递着忏悔和良知之声？为什么震撼灵魂的艺术常常与忏悔连在一起？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这种性质和我们深层的人性结构到底有什么关联？要回答这些问题，必然涉及人的道德责任的性质，涉及文学艺术家以什么方式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我们的讨论，正是从这里开始。
1有限的法律责任和无限的道德责任
法律和道德都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因此关于它们的区别，人们可以从实践方面划出一条界线。在西方就有人主张“法律是道德的最小限度”参见《现代世界伦理学》论集，第27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观点。法律和道德都涉及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标准，但道德所涉及的范围比法律要大得多。如果道德和法律分别是一个王国的话，那道德王国的疆土要远远大于法律王国的疆土，道德王国是一个大国而法律王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道德王国之所以疆土广阔，是因为它不仅仅要求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而且还要求行为的动机出于义务，而后面一点涉及的是无比深广的人类内心世界。人类绝对没有途径保证人的行为是出于义务。它只能是属于每一个人一生中的个人事务，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体悟，去修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什么是行为出于义务的真正含义。
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不难，但要使自己的行为时时处处符合道德、出于义务却非常困难。不可能设想真的能出现一个人人至善至圣的理想社会，不应当相信人性的绝对可靠。因此，只有在最基本的行为方面，制定强制性的规范，让不遵守的人付出违背法律的代价，才能保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这就是法律管治的基本精神。但是，除了这些行为最基本的方面，法律不可能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更没有可能深入进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法律和道德有重合的地方，法律只能让人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法律便无能为力了。当然，“法律是道德的最小限度”的观点，首先依据的一个前提，就是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背离道德，严重背离道德的行为必定违法。但是在现实社会往往存在法与道德的不一致，某些违反律法条文的行为反而是道德的。比如，苛刻的暴政经常是借法律制度强制施行的，其荒谬的条文也经常干扰我们平静的生活，于是，人类的反抗暴政和蔑视荒谬的律法条文经常赢得道德的正面评价。
如果从法律和道德所制约的行为主体方面说，法律所关注的是行为的外在方面，即行为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对他人或对社会的实际伤害；而道德所关注的则是行为的内在方面，即行为的动机。根据这一区别，康德提出“合法性”和“道德性”两个概念。前者要求行为“符合义务”，后者要求行为“出于义务”。所以，康德认为法是外在的，而道德是内在的。
一个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损害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不管他的动机如何，都要为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是强迫的，不管愿意不愿意，代表社会的有关当局，都要强迫你执行。相反，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义务”，法律不管你的动机如何。比如，法律要求公民服兵役，只要你符合条件应征入伍，法律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不论你是想保家卫国，奋勇杀敌，还是想出人头地做将军元帅，不论你想挣钱发达，还是想在战场上了此残生，服兵役只要求你穿上军装，听从命令。至于其他，它是不管的。但是，道德就不一样。
一种行为尽管“符合义务”，并没有伤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没有不良的社会后果，只要不是“出于义务”，即没有善的动机，就不能说该行为是道德的。康德曾经举例说：“卖主不向无经验的买主索取过高的价钱，这是符合责任的。在交易场上，明智的商人不索取过高的价钱，而是对每个人都保持价格的一致，所以一个孩子也和别人一样，从他那里买得东西。买卖确乎是诚实的，这却远远不能使人相信，商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责任和诚实原则。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这有利于他。此外，人们也不会有一种直接爱好，对买主一视同仁，而不让任何人在价钱上占便宜。所以，这种行为既不是出于责任，也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单纯的自利意图。”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46~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个看起来“符合义务”的行为，只要不是“出于义务”，它就不是善的。
按照意图伦理学的说法，行为是否道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既是一个客观的行为，又不取决于客观的标准作判断。从行为主体的方面说，它联系到一个具体的行为对象，又与这个行为对象的内容无关。道德必须是实践的，可是又与实践的具体内容无关。行为之所以是善的，全在于行为主体善的意志。除了善良的意志之外，不能设想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无条件善的。道德的内在性的含义就在于善良的意志是自我意识的。康德说：“善良的意志，并不因它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43页。
法律因为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只追究行为的客观效果，而无法理会内心动机。尽管你不认同某些法律条文，但只要你不违反，就算是做到了“符合义务”。于是人们对法律责任的承担是同考虑自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利益的权衡取舍摆在眼前。假如选择拒绝承担法律责任，就得因此受到强制性的制裁，并为此付出代价。强制性行为规范的存在，倾向于假设人性是恶的，是不可靠的。人常常倾向于侵夺他人的权益，剥夺他人应得的财富，奴役他人以达到自己的目标。面对有缺陷的人性，经过对立或相关利益双方的较量和博弈，演化出一些大家认同的基本准则，用于保护各自的利益。事实上，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成长，是和人类对自身人性不可靠的认识相关的。无论是法律的出发点还是法律制度的特征，都可以看出它们对人性的不信任。因为法律对人性的不信任，所以它一定是强制的，而因为它是强制的，所以它必须给自己划出明确的行为规范的边界。法律的责任是有限的。只要不违背法律所禁止的，就等于承担了法律的责任，换句话说，只要不被检察机关或他人起诉并被判定有罪，就尽到了作为公民的法律责任。
道德是内在的行为规范，它只在乎人们在行动中是否有善的意志。因此，主体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并不是强制性的，是否出自义务而行动，是没有外在性力量强制的，全在于主体的道德自觉性。假如主体并没有出自义务而行动，那么也许就没有人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受什么利益上的损失，主体只是通过逃避道德责任把自己降低到恶的水平而已。正因为承担道德责任是主体自觉的、主动的行为，所以它是非功利的。善良的意志除了它自己是善良的之外，其他一无所求，善与外在的财富、声望、名誉、地位、权势、奖赏毫无关系。一旦主体准备承担道德责任，他同时也坦然接受这种承担带来的一切，包括牺牲自己。幸而人世的艰辛和岁月的磨难并没有遮蔽住善良意志的光辉，即使善良的意志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仍然在事功方面毫无成就，它依然如同宝石一样耀眼夺目，因为它的价值在它自身之内。
出于义务和符合义务在承担责任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分别，符合义务是有限的责任，而出于义务则是无限的责任。承担责任意味着一个客观的行为，符合义务的客观行为，既有一个可以清晰厘定的客观标准，又有一套客观的制度保证标准的解释和实行，人们很容易看到符合义务的客观边界。但是出于义务的承担责任，我们却看不到它的边界。或者说它的边界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内心世界也是浩瀚无垠的，永远达不到它的边界。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出于义务意味着良知给意志下达的是绝对命令，而意志对这一绝对命令的服从程度，取决于道德的自觉。任何一个有理性有生命的意志，终其一生应当追求的最大目标，必然是道德上的善。这个终极的目标在有限的一生中是否达到了，只有意志本身才能回答，其他人不能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