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地方，凡珍贵而有价值的东西都聚集到一个中心——作为载体的人。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创作，都被理解为、被看做是表现某一个意识、某一种精神的可能的形式。甚至出现集合众多创作者的时候，统一性也还是借用一个意识的形象来加以说明，如用民族的精神、人民的精神、历史的精神等等。一切有意识的东西都可以集中到一个意识里，使其服从于一个统一的重点。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25页。
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必然要求艺术表现的单一性，要求表现意识形态容许的某一种声音或精神。或者说，作品里声音的单一性体现了作者对意识形态或世俗识见的内心认同。但是，在人的灵魂里不同原则的对话是永远存在的。文学中忏悔的主题揭示的正是这些原则之间的对话。通过灵魂对话的方式，使得文学作品有更深刻的人性深度。
实际上古代人或现代人并不是不知道人性有善有恶，并不是不知道人有各种各样的弱点与有限性，并不是不知道人也会出于义务而行动。这从古典时期到现代的许多作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作家写了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人身上集合了绝大部分人类优秀的品质，诸如无私、奉献和牺牲等；他们也写了许许多多的恶人，恶人身上集合了绝大部分人类恶劣的品质，这些品质包括卑劣、胆怯、贪婪与残忍等。这说明许多作家对人性是有所了解的。可是读了这些作品，不但不觉得他们较深入地描写了人性，相反，却觉得他们很肤浅，没有切近问题的实质。
这些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多少了解人性，但他们却从大众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立场去写人性，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描写人性。人性的对立与冲突，不同原则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像在自己内心里所具有的那种紧张，而是很外在的冲突。准确地说，他们的人物是某种道德概念的化身。作品缺乏深刻的人性深度，不能揭示出人的心灵的那种有限性与道德律令之间的冲突，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家没有让这种冲突在人物的内心里真实地展开。就是说作家不是从内心对话的角度把握人性，而是从外在的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立场把握人性，结果写出来的不是我们体验到的人性，而是善和恶作为对立势力的冲突。对文学而言，从这个世俗的视角去写人，是有严重缺陷的。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那些具有人性深度的作品总是涉及人的忏悔以及忏悔意识。
忏悔实质上就是内心展开的灵魂对话和人性冲突。一方面坚持自我的原则，行动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或欲望，出于个人的爱好；另一方面良知又在内心把我们从自我迷失中唤起，使我们产生反省和对更高的原则有所领悟。不论是《心》里的先生，《列车正点到达》的安德烈亚斯，还是《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们的忏悔都不单纯是一个认罪不认罪的问题，如果这样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忏悔，那就太简单了，最重要的是忏悔应当作为人类的隐蔽的心理过程来描写。通过对心理过程的揭示，读者才看到实实在在的灵魂的对话，而不是善和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忏悔在心理过程的刻画中实际上起到桥梁的作用，沟通自我原则与良知原则在人心内的联系。像上文所说的那样，许多作家并非不想写出更有人性深度的作品，但他们不能从灵魂对话的角度把握人性，不能通过写忏悔而有效地沟通人性之间的冲突，所以善和恶只是两种分离的东西存在于世，而不是存在于人的心灵里。对那些善于追问责任的作家来说，写人物的忏悔与写出人性的深度实际上是同一件事。
作家经常被这样的事实所困扰，当他接触到巨大的社会灾难，当他看到人们的不幸命运时，他多少要反思社会责任的问题。作为一位作家，他应该站在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带着忏悔的心情和态度可能提供较为合理的理解人性的角度。一般来说，人很容易意识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能做什么总是比较明确的。因此，在巨大的社会灾难过后追问个人应负什么责任总是不讨好的。作家总是很轻易写小人物不幸的命运或大人物的邪恶，揭示非个人的责任，把灾难归咎于“替罪羊”。这种作品里的“替罪羊”可能是非个人的力量，如社会、传统、政府，也可能是个人的力量，如“阶级敌人”之类。这种作品有批判性，可是失之肤浅，不但是对人性理解的肤浅，对文学本性理解的肤浅，也是作家情感世界的肤浅。面对灾难，文学的目的并不是作冷静的社会分析或不满的发泄，文学总要唤起读者的内心良知。因此，文学对责任问题就要采取超越的态度，站在超越的立场看待责任问题。否则，所谓文学的社会批判，就只有指责的意义而没有唤起良知的意义。
忏悔的态度正是超越的态度，它引导人们从灾难的具体责任范围里超越出来，在道德责任的范围里诉诸良知再反思责任问题。忏悔的态度之所以超越，就在于它要追问的并不是“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而是既然我们生在一个息息相关的社会里，面对如此的灾难我们的灵魂是否安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安宁，那就说明我们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心安理得，那就说明我们的良知已经麻木了。其实，谁也不会认为那位先生杀死了他的朋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良知的责任。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写忏悔这种心灵活动，使人们在关注历史灾难或个人的不幸的同时，至少分出一部分精力，关注自己的灵魂。站在法律定义的准确性的立场，忏悔这种态度也许不是人与行为之间的责任关系的准确表达或可以定义的表达，但却更符合文学的本性和人类的良知。正是由于文学对责任问题采取了超越的态度，才有可能使人们从回避责任与推卸责任的沉迷中惊醒过来。所谓文学永久的价值，文学对读者的净化心灵作用，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力量，都只有立足于文学的超越立场和态度上才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