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列车正点到达》里的战争责任
每当巨大的历史灾难过后，留给幸存者的疑问都是一样的：从灾难中活下来的幸存者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做什么？命运之神为什么赐给他们一场灭顶之灾？谁应该对无数的无辜死难者负责？生命消失了，文明的迷梦幻灭了，剩下了一片废墟，灾难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个意识到自己良知责任的人都被这些千古如一的疑问所困扰。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战后“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思考战争的责任，充满了忏悔意识，他对战争责任的揭示具有别具一格的深度。
伯尔原来是个士兵，“二战”结束后，他返回家乡。和当年几百万战败的德军一样，从战场回到了故乡，“除了插入口袋的双手之外，一无所有”伯尔：《致答辞》。见《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四十五卷，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没有面包，没有居室，面对着一片废墟，除了用文学的方式表现他的痛苦感受之外，他找不到其他方式。伯尔拿起了笔，以不死的热情投身于写作。
伯尔代表性的小说是他的中篇《列车正点到达》，他因这篇小说而得奖。不过，这篇小说在结构和情节方面还有缺陷，不够周密。但它在关键性的场面与人物心理活动方面的刻画非常出色，场面之间的安排也颇具匠心。小说写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的德军士兵返回波兰前线，在火车上和中途短暂停留时发生的故事。当时德军正在全线崩溃，回到作战前线意味着死亡。他的旅程因而也象征着从生命到地狱的可怕的旅程，这是一次充满绝望、挣扎和死亡的旅程。车轮每滚动一圈，便意味着带走一部分生命。在列车上，安德烈亚斯一直处在死亡的恐怖与威胁之中，他无法摆脱如同末日审判式的命运的安排。他知道，火车送他到前线的作战地，就等于送他去赴死。
在车厢里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纳粹战争狂，有对战争已经麻木但仍甘心与命运随波逐流的人，有因死亡的笼罩而精神彻底崩溃的人，也有在残酷的战争和战乱中仍不失好心肠的人。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发生在傍晚，安德烈亚斯和几位同伴在一个小镇下了车，到一家妓院过夜。这家妓院是一个地下抵抗的据点，安德烈亚斯遇到的正是地下抵抗战士兼妓女的波兰姑娘奥丽娜。她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而刺探德军的情报。但是，两人的相遇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既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她。安德烈亚斯并不知内情，只是以临死的真诚的祷告心情向这位准备置他于死地的波兰姑娘表白，他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她，她也把自己的一切秘密讲给他听。最后，奥丽娜决心帮助安德烈亚斯逃出死亡的魔掌。但是，双方都不能容忍这种“叛逃”的行为，他们不幸被死神扼杀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但作者并没有写两军正面的对峙与厮杀。战争只是小说的大背景，隆隆的炮声只创造出战争的氛围。小说实际上写的是战争大背景下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命运。作者着意要写的是战争对人的生命与心灵的摧残以及人自身对战争应承担的责任。作者叙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件：事件的演变影响了人物的命运，人物的选择也改变了事件的方向。伯尔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写作的责任，他给予这故事一些主体的感受和看法。他要对故事有所解释，把读者带到追根究底的质疑：谁对这个事件负责？正是伯尔的疑问和他的回答，使得这篇小说不同凡响。
通常读到的描写战争灾难事件的小说，都是以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来理解事件的。这里所说的对立，和我们上文说的对话不是同一回事。善恶二元对立要表达的是单一的思想和统一的意识，预设的对立两极并无交流，更谈不上对话。善恶二元对立在小说情节的展开中只具有纯粹形式的意义：善被预设为正义的代表和象征，而恶则被预设为要替灾难承担罪责的“替罪羊”。因此，作者在叙述中常常把人物区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正义的，另一边是邪恶的。以这样的观念和划分贯穿在所叙述的故事当中，并以此回答谁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写作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操起笔墨要宣泄情绪的人往往是灾难事件的受害者，而不幸的打击最容易使人朴素地看待责任问题。问问我们自己，在道德法庭和舆论法庭上，谁有勇气面对被告也把自己当做被告一起出庭受审呢？我们总是觉得正义应该伸张，当我们看到罪魁祸首罪有应得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又揪出了罪人的时候，总是觉得社会毕竟前进了一步，而我们沉重的心又可以放松一阵：终于把垃圾扫出了门外。因为我们深受如此观念的影响：它们的肮脏与我们是毫无关系的。
正因为这样，人们接受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事件，历史学家与公众舆论往往也这样做，小说家自然也不能例外。有人做过估计，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每一个字，就使一百二十五人失去生命。谁能不承认这一点呢？希特勒及其纳粹分子是历史的罪人，这是不容置疑的。战后慕尼黑的审判就代表了这种正义的呼声。但是，战犯承担的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如果认为惩处了战犯，战争就会远离了我们，那就不仅证明我们幼稚，而且证明我们的良知是麻木的。战犯应当受审，但并不等于解决了战争责任的全部。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在一个形式责任可以划分清楚的现实世界是有效的。
但全部的关键在于，文学也这样效法现实世界是不可取的，也是不足够的。以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整合叙事，作品也无法深刻动人。因为在叙述中，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导致单方面对灾难事件负责的暗示，而任何单方面负责的态度，在法律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良知上却不能接受；在现实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文学就不能接受。文学在其本性上是站在良知的立场说话的，它应当而且可以传递良知的声音。良知要求我们自我对话，一遍又一遍问自己，我们对过往灾难是有责任的还是没有责任的？我们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伯尔的小说《列车正点到达》所以写得深刻动人，就在于他以良知的态度看待战争责任的问题。
读者看到叙述进行中的安德烈亚斯似乎是无罪的，他自己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战争的受害者。小说近二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写他在列车上面对临近死亡的体验，写他恐怖的心情，写他如何一步一步心理上迈向死亡的深渊。故事清楚地告诉读者，这位地位低微的士兵是一位精神已经被战争摧毁了的人物，他的精神濒临死亡，剩下的是肉体何时消失而已。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受害者。伯尔是这样描写这位可怜的小人物的：他在车厢里坐着，想着“不久”这个词，因为他不久就要死去。
“不久”这个词像一粒子弹一样钻到他身上，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毫无痛苦地，穿过他的皮肉、肌理、细胞、神经。钻进去，终于钻到一个地方，挂住，炸开，撕开一个致命的伤口，引起血流如注……生命……痛苦……不久，不久，不久，什么时候是不久，多么可怕的字眼：不久。不久可以是一秒钟以后，不久可以是一年以后。不久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它把未来压缩了，使未来变小了，没有什么事情是有把握的，根本没有什么有把握的事情，这是绝对不肯定状态。不久是乌有，不久又是许多。不久是死亡。不久我就要死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境如同一个游泳者，分明知道身边岸边，不意骤然一阵恶浪，又把他卷进滔滔大海。不久，这就是那堵墙，在它的后面他将不复存在，不复在地球上存在。
安德烈亚斯这位小人物被不久来临的死神紧紧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是谁创造了如此可怕的“不久”？毫无疑问是战争，是德国纳粹的战争狂发动的战争。战争在此时此刻给他送来了一个无比可怕的“不久”。安德烈亚斯像一个不能操纵自己命运的小东西，被挂上这趟通往“不久”的列车。作者以这样一个可怜的牺牲者的形象，回答了战争的责任问题。
如果作者仅仅沿着上述的思路往下写，叙述安德烈亚斯处于恐怖之中，被不断接近的死神压倒，精神崩溃，回到前线之后马上阵亡，那小说就会写得很平淡，充其量只能揭示出战争对人的精神和生命的摧残。这样小说的人性深度就要大打折扣。人本来就是恐惧死亡的生物，其求生的本能和其他生物没有什么分别。只不过战争使死亡提前，使死亡可以预见，死神的面孔不再朦胧，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近在眼前，人们可以清晰看见死神的面孔，它一步一步朝生命走来，把生命撕成碎片。
可是，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仅仅是我们生活着的世界的其中一面，严肃的人还要追问，战争不是人打的吗？既然战争是人类社会的现象，人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仅仅是受害者和牺牲者吗？战争有没有某种内在于人性的根源呢？人仅仅不自觉地被卷入战争吗？战争中的个人是不是一点儿责任都没有？从文学角度说，越是有价值的生命的毁灭，便越是能映衬出战争的残酷性。如果生命本身没有什么光彩而毁灭了，文学作品对战争残酷性的揭示就大大减弱，因为美学上的悲剧是同时建立在命运的不可逆转与人生命的高贵这两个基础上的。没有生命的高贵，悲剧本身也就暗淡无光。仅仅写安德烈亚斯对死亡的恐惧情绪，让人觉得他只是可怜，像个可怜虫，这种生命就没有什么值得爱。只有可怜的生命，没有光彩生命，作品就不那么深刻动人了。
《列车正点到达》后半部的情节有很大的转折，伯尔写了男女主角的忏悔。通过这种忏悔的声音和行动，形成战争责任问题的深刻对话。作者不仅写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而且也挖掘了战争的人性根源。当然，小说的对话不是正面冲突式的对话，而是隐含在叙述中的内在的对话；不是关于具体的个人的责任的对话，而是卷入战争中的每一个人的良知责任的对话。小说后半部情节的转折，给整个故事带来了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