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和珅《绝命诗》
1799年，世纪交替的前夜，注定是一个巨人出没的年份。在欧洲的法国，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历时10年的法国大革命宣告落幕，这个小个子的军事强人让整个欧洲战栗不已。而在亚洲和北美洲，则相继失去了两位巨人，一个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总统。
刚刚过了正月，88岁的乾隆就在紫禁城养心殿安详驾崩了。当他去世时，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帝国盛世的幻象将在短短的40年后就被击破。乾隆当了60年的太平皇帝，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仅次于他的爷爷康熙，他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公元1750~1799年）。
和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乾隆四十年，不知因为什么机缘，26岁的和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由一位乾清门的普通侍卫被提拔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后来又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封一等忠襄公。
和发财，靠的当然是贪污，只是他贪的能力实在惊人，有学者考据，乾隆执政最后5年的税收被他贪掉了一半。乾隆驾崩的15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临终前，和写下数首绝命诗，其中一句曰“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嘉庆查抄和家，得土地8？000顷、当铺银号等130座、藏金3万余两、银300余万两，财产总值约2.23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总收入约为四五千万两——乾隆五十六年的总收入为4359万两，和的财产竟相当于5年的国库收入，人称“和跌倒，嘉庆吃饱”。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首现象”，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在其之后，还有民国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清朝自乾隆之后，纲常日渐败坏，民间遂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讥语。
在地球的另一端，1799年12月14日，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的祖屋中去世，他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
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两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到了182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为3.81亿，美国为1000万人，相差38倍，中国的经济总量为228.6亿“国际元”，美国为12.5亿“国际元”，相差18倍，两国几乎不在同一个竞争层面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个人以及各自的国家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18世纪末期的中国，人们将看到一番怎样的工商图景？也许，我们通过一位商人的眼睛，可以完成一次小小的“穿越”。
他的名字叫鲍志道，生于1743年，1801年去世，一生走过了整个“乾隆盛世”。
鲍志道是江春的歙县同乡。鲍家世居歙县棠樾村，早在晋太康年间，鲍氏始祖就从中原南下到偏远的徽南，从此耕读人间，聚族而居。从明洪武年间开始，鲍家有人外出经商，十二世祖鲍汪如和很多徽商一样从事盐业，运米贩盐于南部的云南一带，家业稍富。明嘉靖年间，鲍家又有人在科举上有了收获，十六世祖鲍象贤考中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算是光宗耀祖的第一人。从此，经商、科举，鲍家子弟兵分两路，各取所需。
徽南有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鲍志道是鲍象贤的九世孙，幼年读过私塾，到11岁时，就跟他所有的同族子弟一样，背着一个小包裹，出外经商，飘荡于江湖间。
此时的中国如一个在日渐拥挤的平原上悠闲前行、失去了任何进取心的老者。鲍志道所看到的民众生活，与千年前的汉唐以及数百年前的宋元相比，除了人口急速膨胀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广袤的乡村，农户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是汉代就已普及的水排，而纺织技术从黄道婆以来就没有得到改进。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今，跨越明清两代，前后400余年，在10多位汉人和满人皇帝的不懈努力下，开放坦荡的中国“如愿以偿”地转型为一个封闭固守、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如散沙般平铺的社会。
少年鲍志道到过中国南方的很多地方。与汉唐相比，他所看到的清代城市的规模不是扩大了，而是在缩小。西汉时候，全国包括县、邑、道、国四类的县级单位共1587个，其后两千年间，到清代中后期，府、州、县级单位也只有1700个，几乎没有增加，其中超过万人的县城仅289个。
大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发生在那些更靠近乡村的市镇，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大型市镇，比如制瓷的江西景德镇、冶铁的广东佛山镇、织布的江苏盛泽镇、纺纱的浙江南浔镇等，各类市镇估计总数有3万个之多，有些市镇的规模超过了府城，出现了“镇大于市”的现象，如浙江湖州府就有民谚曰，“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在这些繁荣的市镇里，鲍志道四处可以遇到徽南老乡，从清初开始，就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他们控制了长江流域的米业、木材业、制墨业，还与浙江及山陕商人在布庄、钱庄、盐业上展开竞争。很多年后，鲍志道的一位徽州老乡、民国思想家胡适还曾很自豪地写道：“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20岁时，鲍志道来到了扬州。他应聘到一个吴姓盐商家做学徒，考试当日，吴盐商请大家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他突然向众考生出题：昨日吃了几只馄饨？有几种馅？每种馅各几只？众人都答不出，唯有鲍志道给出了答案，其人心细如丝，让吴盐商大为赏识。在当了几年学徒后，鲍志道自立门户，终于在老乡云集的盐业打出一片天地，成了一位总商，任期长达20年。据载，他曾经发明过一种类似“保险金”的“津贴制度”，当时淮盐水运各地，常常发生盐船沉没事件，鲍志道倡议设立一项基金，“以众帮一”，对遭到沉船损失的盐商进行补贴，此议一出，就得到了众商的响应，鲍氏名声传播两淮。
鲍志道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千百年来，尽管每代都有很多像他这样的成功商人，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景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鲍志道所生活的扬州，是全国最奢靡的城市。据谢肇的《五杂俎》记载，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年间，徽商的商业资本规模足足增加了10倍，然而，这些资本却没被用于扩大再生产，商人们把大量资金从产业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豪之风远胜过前朝，有人甚至称之为“纵欢的时代”。《扬州画舫录》记录过两个故事：有人为了炫耀富有，竟花3000两银子把苏州城内所有商店里的不倒翁统统买走，“流于水中，波为之塞”。还有人以万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宝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水面草树，四处漂漾。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商人阶层似乎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
鲍志道发达之后，将主要精力投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
在当总商的20年间，鲍志道热心于政府的各项工程，无论军需、赈济还是河工，均踊跃捐助，他总计向朝廷捐银2000万两之巨，超过了江春的记录。朝廷“投桃报李”，也给了他一顶接一顶的红顶戴，从文林郎内阁中书、中宪大夫内阁侍读到朝仪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等。
“以商致富，以宦贵之”，这是鲍志道深信不疑的保全之道。早在明代，学者王士性就曾总结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必投入大量资金于其子弟，促使他们走向科举，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鲍志道生有两子，长子鲍漱芳跟从他经营盐业，次子鲍勋茂则刻苦读书，考中举人，后来当上了正三品的通政使，鲍家从此横跨政商两道，无人可撼。他还出资重修了扬州的徽商会馆和歙县当地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大力培育同宗子弟攻读科举。他们一旦“跃入龙门”，自然又会对当年的“投资者”投桃报李。
鲍志道的做法是徽商最为骄傲的传统。他们以“程朱阙里”自诩，明清两代，徽州共出了28个状元，占这两个朝代状元总数（共203位）的1/8强。其中，鲍志道的家乡、徽商最集中的歙县在清代共出现了5个状元、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15个内阁学士和296位进士。“贾而好儒”为官商经济提供了绝好的营生土壤，时人对徽商的评价正是：“官员与商人互相依附，各取所需，无论是京城或过往的名士都成了结交的对象，甚至与朝堂重臣结为联姻，鼓励自家的子弟考取科举，只要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不惜采取贿赂的方式。”除了结交官府、培育子弟之外，鲍志道还有一项重大的使命是光大宗族荣耀。尽管他的经商场所在扬州城，然而他的“精神家园”却在偏远的歙县棠樾村，他花了大量精力和金钱于棠樾鲍家的宗族建设。
中国从来有“一族聚居”的传统，尤以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到了明清，又有演进。明嘉靖年间，朝廷采纳礼部尚书夏言的建议，准许天下臣工建立自己的家庙，从而打破了“庶人不得立家庙”的古制，此后，民间建祠堂、置祠田、修宗谱、立族规迅速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这些宗族村落往往远离中心城市，从而避免了战乱和官府的侵扰。它们如同一个个只求自保的“蜗牛式组织”，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具有主仆名分的佃仆一类“单寒小户”，则于村落的四周栖息，时人称颂这一景象是——“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
在这个宗族“小宇宙”里，读过私塾、靠经商而拥有大量田地的乡绅商人成了实际的管理者，这就是所谓的“以族为基，以帮聚之”，“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工商产业，但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和财富仓库则安放在此间。当他们在盐业、钱庄、贩布等产业赚到很多钱后，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源不断地运回宗族乡里，在这里大量购置土地，建造房屋，修桥补路，制订乡约，奢侈享受，留存至今的徽南民居、晋商大院均因此而成。
与几乎所有的徽商一样，鲍志道在家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了赈济族内的贫穷家庭，鲍家购置的义田多达千亩，这些田地都归宗族祠堂收租，每年以平赊方式卖粮给族内贫户。棠樾鲍家最有特色的一处，是历代修建了以“忠”、“孝”、“节”、“义”为主题的大型牌坊，迄今留存七座，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牌坊群。
鲍志道一生完成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是重修鲍家祠堂——敦本堂。这座祠堂始建于明嘉靖末年，至清嘉庆时已“晦昧摧剥”，鲍志道和儿子鲍漱芳鸠工重建。他亲手设计了祠堂的每一个细节，它坐北向南三进五开间，进深47.11米，面阔15.98米，门厅为五凤楼式，前后檐用方形石柱，左右两壁分刻乡贤朱熹所书写的“忠孝节廉”四大字。
遥想19世纪开初的某一个黄昏，夕阳西下时，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鲍志道行走在白墙黑瓦、牌坊林立的棠樾村，他的心境是宁静而自足的。商人鲍志道深信，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让他受到后世尊重和怀念的，不是他的产业有多么的庞大、他生产出了多少有质量的商品，而是他的子孙中有多少人考中了进士，他对鲍家血脉的存续做了哪些努力，以及有哪位知名的文士愿意为他写一篇辞藻华丽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