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青芸将胡兰成送来公寓，说好次日一早再来接他。张爱玲去姑姑房间告诉她，他来了。姑姑出来与他打招呼，竟比往日更显热情。这当口不能再往他的伤痛上撒盐。
胡兰成已将旧军服换了西装，还是显得瘦削虚弱，倚靠在水门汀上笑，“造造反又造不成。”带了自嘲。三人一起说了说停战后的混乱情景。
他还是第一次在公寓过夜，在姑姑的眼皮底下。姑姑吃完饭立刻回房了，连过道的门全都关得紧紧的，将时空留给他们。他将她写的信都带来了，是那天在日本妇人家里她提及的，青芸帮忙整理了拿来，她不想这些信落到不相干的人手里。他将一大包信递给她时，眼睛里又带上了轻蔑的神气。他早看透她的自私，而她也从不隐瞒。他告诉她，“池田想到延安去，好些日本军官都去投奔共产党，想继续打下去。你见到他的时候告诉他，还是回国去的好。”终于，还是说起了周小姐。也许，两厢对比太过巨大，一边是念念不舍涕泪交加，一边是索要信函冷静相对，胡兰成忍不住说起周小姐躺在床上一直哭，一直哭，张爱玲这才知道他与周小姐是生离死别了走的，情意绵长，更甚于她。
到这时，她心里尚存一丝侥幸，须得日后被彻底地刺破，泄气，凉透。她不屑去问他，也问不出口，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可是心彻底乱了。她想象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周小姐对他没有把握，他对周小姐更没有把握，如此年轻的女子，不稳定的情感，又逢着乱世，即便是真的情感，那也是无望的。她从来不觉得单人床小，可是这一晚却仿佛窄得不能再窄，两人拥在一处，磕磕碍碍。本就是火热的天气，两个身体挤在一起更是燠热难耐，仿佛有无数的蚂蚁在身体上滚爬。
不时有淡紫色的闪电照彻房间，明明暗暗，接着是震耳响的雷鸣，仿佛要从天上滚落到床边。外面成了雨的森林。她笑着说，“我真高兴我用不着出去。”他也笑着，“喂，你这自私自利也可以适可而止了吧？”
他有些不高兴地坐起身来，点上烟，“这是信不信任的问题。”她素来不喜欢这样的大帽子压人，再不接话。她从他身后溜下床，不肯轻易软下表情。“到楼顶上去好不好？”他小心翼翼看她的表情，哀求道。这间小屋里堆积了太多太多的回忆，多到让人窒息。
楼顶空旷，城市黑寂，只有他们在天穹下走动。气压依然很低，曾经青春期的她站在这里想飞身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她走到了今天，爱上身边这个男人，而明天，他就要离开，踏上漫漫无期的逃亡之路。夜空里隐现着几座碉堡式的烟囱和机器间。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即便说出口也立即被风吹散了。他淡淡地说，“下去吧。”她只是依从。
回到房间，他微笑着拉起她的一只手，向床走去。手臂被拉得直直的，灯光下，她仿佛看见五六个女人的身影鱼贯而过，都只是深黑色的剪影，一个一个走到他们跟前。那是他从前的女人们。可怕的复数。她只是这群体中的一个，只分得他有限的一点情感。曾经，她以为她是他的全部。她躺在他的身下，不能投入。“刚才你眼睛里有眼泪。”他重新躺下来，轻声对她说，“不知怎么，我也不觉得抱歉。”她沉默不语。
很快，他便睡着了，睡在她的身边，背对着她。她俯看着他的脸，苍茫无依的感觉。厨房里有把斩肉的刀，还有一把切西瓜的刀，一个沉重一个轻盈，她凝视着他金色的脊背，灯光下的皮肤紧致滑爽。而她，暗暗对自己说，“你要为不爱你的人而死？”这么想着，他却翻过身来，面对了她。灯光下的那张脸有着熟悉的陌生。她不肯与他面对面，也翻过身去，将脊背交还给他。
次日一早，青芸来接他。东西需要装裹在一起，她四处找不到合适的被单，等翻找出来送下楼去，两人已经走远了。她捧着床单愣怔在台阶上，天色清亮的秋天的早晨，一只小狗蹲伏在前面的台阶上，兀自摇着尾巴。看着看着，她的心里突然空明起来，转身进楼，一个犹太小女孩坐在楼梯口，不停地念唱，“哈罗！哈罗！再会！再会！哈罗！……”
这一见，不是离别的依依，反让两人更深刻地感到世事无常、人间暖寒。都道好景不长久，谁知却是如此匆促！
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
都有一种悲哀
虽然淡，她怕那滋味
寻常都是石破天惊
两人此别，不说死别也算生离。直到次年二月春寒料峭时方才聚首。
离开上海后，胡兰成换过好几个地方都觉无法安妥地藏身，最后在温州落下脚来。时事弄人，他只有仓惶逃亡的一条命途，无暇他顾了。
留在上海的张爱玲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心里挂念却无着无落。她没有去香港继续念大学，告诉母亲想写作，母亲在信里责她是“井底之蛙”。这责备不能改变她的主意。但在上海文学界，她的处境也变得尴尬起来。因为与胡兰成的关系，因为与《杂志》等有日伪背景杂志的关系，因为曾参加过《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与“满洲国”的电影明星李香兰同为晚会的主宾，这些都成了她被人不齿的“污点”。素来不管对物对人都喜欢干净清爽的她，对这政治上的不明不白自然不能做到完全无视，各方面的舆论攻击之激烈程度也在她的料想之外。她唯有低眉敛目，收敛了飞扬的姿态，缩回自己的壳里。
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制定了“惩办汉奸条例”，包括“文化汉奸”，一些曾担任过伪职的文人逃的逃，被抓的抓，也有的靠着背景改换身份，张爱玲自然担不起“文化汉奸”的大帽子，但报纸上每天都会有人揭露一些有污点的可疑人物，要求政府惩办漏网的文化汉奸，在这舆论密织的大网中，敏感的张爱玲自然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同样受到指责的另一位女作家苏青，与她缄默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续结婚十年》卷首《关于我——代序》中，苏青言辞激烈地反驳了那些谩骂她的人。
张爱玲选择了沉默面对，她的写作生涯也受到影响。许多报刊顾虑到社会舆论，不再刊发她的作品。一家大报的主持人曾想邀请她去编辑副刊，但委婉地要她改个名字，张爱玲觉得“换笔名是心虚的表现”而放弃。还有一家报纸本想借助她的名气吸引读者，不想她的名字一出现在报纸上，就招来谩骂声一片。张爱玲容不得衣襟上有一点污渍，哪容得被人如此泼洒脏水，她在巅峰时决然搁下了笔，大约两年时间，她没有公开发表过一行文字。直到1947年4月，她才在《大家》创刊号上发表《华丽缘——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写的是她到浙江农村小住的见闻。此篇文章被编辑注为“小说”，实为“散文”，是她千里寻夫的一段亲历。等到文章发表时，她与胡兰成的传奇已经尘埃落定，曲终人散。
久无胡兰成的消息，外界的压迫也须得自我消化，张爱玲陷落在人生的低谷。切盼之中，一位斯先生带给她一封长信，是胡兰成写来的。斯先生打趣说，一路上心里做了准备，如果遇到检查就将信吃进肚子里。见到熟悉的字体，张爱玲也有了开玩笑的心情，“这么长，真要不消化了。”信确实长，是胡兰成一贯的风格，说了别后逃亡的种种，原来正是斯先生一直在帮助他。信中还说到临别前夜，在姑姑那看到一只黑色锃亮的软塑皮包，是战后新到的美国货，他心里寻思“我也想替我妻买一只的”。长信多少慰藉了张爱玲苦楚的心。她笑着对姑姑说，“胡兰成在乡下闷得要发神经病了。”这个不甘寂寞的男子，这样的逃亡真是委屈他了。
斯先生再来时，告诉她胡兰成已经转到另一个小城去了。他原本住在五指山下的斯家老宅里，临溪的一处洋房。斯先生的母亲为他收拾出一间客房，对外只说这是张先生。可在乡下忽然多出一张陌生面孔，到底还是引起了旁人的注意，外面的风声紧起来，只好为他另谋他处。恰好家中有一位十八岁守寡的姨奶奶，人称范先生，在乡下办过桑蚕学校，见斯先生四处拜托无着，自告奋勇将胡兰成带去丽水。浓冬的清晨，两人分乘两辆黄包车，直走了三天，翻山越溪，来到一个蚕种场安住下来。后来又辗转到温州，在斯先生的丈人家住了一段时日，胡兰成自称是斯先生的表兄，名叫张嘉仪。再后来，又转落到范先生的娘家，与范先生的母亲住在一起，他称之外婆。
万般寂寞中，胡兰成写了一封信，与一位著名的学者探讨佛学，托张爱玲转寄，那人谦逊地回了信，信中说他的文写得很长，“亦不能尽解”。张爱玲将信转给胡兰成，胡兰成再有信来，竟然自嘲自己是“自取其辱”，愧对于她。张爱玲不禁想，是不是逃亡途中加深了他的自负又加重了他的自卑，两相夹击导致更深的脆弱。胡兰成本想借此机会复出，还是落了空。她在心里担心他，却又无法援手，不免辗转不安，急迫地想要见一见他的亲人。在她，是早已没什么亲人了。
她去美丽园看青芸，青芸与木材商人结婚后，她还没向他们贺过喜。她说着自己的担忧，兀自落下泪来，“我看他信上非常着急，简直没耐心。”在他面前，她从未掉过眼泪。青芸沉默一刻，安慰她，“没耐心起来没耐心，耐心起来倒也非常耐心的呀。”这话听来，似乎张爱玲对他的了解远不及这位相跟多年的侄女。斯先生再来上海，说起胡兰成的事，张爱玲又情不自禁落下泪来。他是她不能触碰的心尖上那块肉。
“想念得很吗？可以去看他一次。”斯先生轻言安慰。见过她脆弱掉泪的人实在不多。仿佛不经意地，斯先生说给她，“听他说话，倒是想念周小姐的时候多。”淡淡的一句，让她仓促得不知如何应答，收了泪强作笑容“哦”一声。她与他的情缘难道比周小姐还薄？愈发地想要当面向他问个清楚，仿佛一刻也等不下去了。没耐心的，反而是她啊！
姑姑不赞成她去寻他，但是无法阻拦她的意志，只好嘱咐她做一件加厚的蓝布棉袍，这样路上安全。颜色当然是不醒目的为好，可张爱玲偏挑了鲜艳得有些刺目的翠蓝。年底，斯先生回家，她相跟着一起去了。临行，姑姑神色黯然，“此一去，给人卖掉了我都不知道。”张爱玲只淡然一笑，“我一到就写明信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