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集合的“三菱”旗帜下的公司有：日本邮船、三菱重工、三菱商事、三菱综合材料、东京三菱银行、三菱地所等28家。经过不断发展、整合、变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三菱重工、三菱电机、三菱汽车、麒麟啤酒等等。
但是，二战以前的财阀是法人，集团有组织、有总部；而二战以后不再有财阀，所有集结到三菱这个品牌下的企业都独立了。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参股行为，可以说是兄弟公司，却不再有总管或统领。没有了隶属关系，也就没有了“集团公司”、“总部”这样的行政机构，没有“财团”的组织形式了。如果非要用“财团”这个概念的话，那也是象征着一个“品牌”下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新形势下的利益共同体，我们称之为商社。各种与本利益共同体有关的行为，如兼并、品牌使用、资金互助等都是在这个商社内部得到协商解决。像三菱，在这个共同体下现在还保持着联谊会，这是各企业头脑们沟通聚会的俱乐部，是一个社名商标委员会、一个广报委员会，而不是决策机构。（①负责品牌宣传，组织大型博览会等活动的组织。）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以日本旧财阀银行为中心，联合原系统各大企业的经理陆续组成经理会。至20世纪70年代初，被解散的日本财阀系统的企业逐步聚合成新的垄断资本集团，先后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等六大财团，其共同特点是：
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持股，其相互关系呈环状；由集团成员经理组成经理会，起大股东会的作用；根据经理的决定，由集团成员出资，设立联合投资公司；以大城市银行为中心，银行会同本系统信托银行、保险公司等对集团成员企业进行系列贷款；综合商社做集团内交易媒介，它既担任企业集团成员的购销，开展集团内交易，又具有开展新事业的组织机能；组成配套行业，以重工业领域为中心，成员企业分布于各产业领域。（②http://www.*****.com/?xwzx/gjss/gdxw/200701/15/t20070115_10095377_3.shtml。）
站在光环耀眼的日本制造业企业背后的，是拥有全球独有商业运营模式的日本六大综合商社。它们才是真正水面下的巨鲸！其中五家多年镇守《财富》500强，并在2005年《财富》贸易500强中，全部进入前10名。如果追根溯源，综合商社的由来能翻出数百年的“谱牒”。
很多情况下，商社参股后变相给厂家融资。每家商社所在的财团体系里，都存在主办银行。商社跟银行之间有股权关系，它通过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去联系起产业资本，与各产业之间又相互持股。就这样，通过各种形式，有的虽然参股5％，看着微不足道，但却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集团似乎非常松散，却很稳定。靠的不是绝对控股，是一种供求关系把利益联系在一起的。”（③王缨：《是谁在幕后成就了“日本制造”？》，《中外管理》，2007年4月。）
综合商社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使它的各成员完全放开了去从事各自的产业活动，谁也不能强迫谁必须做什么；不过，无形的品牌凝聚力，又使它们之间能够相互帮助，建立起商业网络。三菱商事，当时就是这种利益共同体中的专业贸易公司。
日本现代财团体制形成于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时期，之后日本经历了4次经济萧条。这使日本经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日本，日本财团的根基——财团主办银行受到极大的打击，经营环境逐步恶化，不良债权越积越多，利润率不断下降，坏账总额曾高达73万亿日元（约合6500亿美元）。
这4次经济萧条，几乎是每隔10年发生一次，这不仅是经济周期性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和国家较量的产物。日本经济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和争夺，其惨烈程度不亚于在战争中的拼杀。贸易立国和制造业立国的国策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就体现在“商权”的争夺上。这个“商权”争夺的具体体现就是不放过从上游的资源到下游的市场整个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日本财团的核心企业——综合商社在这个“商权”争夺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方面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以日本较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以来，三井物产总投资额达到4亿美元左右，参与投资的企业有152家，但其在华的业务量只占其全球业务量的8％左右。对于三井物产这样的跨国巨头来讲，4亿美元的投资额显然不算很大。但三井物产这样的大型商社，其实是一个投资放大器，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至少可以带动40亿美元的投资。三井物产有自己独特的投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少有自己百分之百投资的项目，大多数项目都是携其成员企业一同投资。三井物产基本没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但集团当中有很多世界性的大企业，丰田和东芝这样的日本跨国公司都是三井财团的成员，三井甚至把美国通用汽车等日本之外的一些大公司也视为自己的成员单位。欧美的投资往往是以直接投资获取利润或者靠资本培育来赚钱，三井物产对企业的投资与欧美金融机构的理念完全不同，三井物产的投资很少会控股，往往是带着它的成员企业共同投资。三井物产更加重视的是与企业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投资往往是长久的，是战略性投资。投资对三井物产来说，利润是第二位的，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投资回报是长期的，并可能是间接的。
作为制造业企业的引路人和产业的组织者，综合商社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生意都会做。用三井物产中国副总代表魏林的话来说：“问我们做什么，不如问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做毒品、不做武器弹药这些违犯法律的事，但是其他的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做。”商权”一旦被掌握，财团的相关制造业企业就蜂拥而入占领市场，日本的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产品能迅速占领欧美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控制“商权”是日本财团驾驭日本经济的重要砝码。（①白益民：《日本财团不是明日黄花》，《董事会》，2007年3月。）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日本金融业在“护卫舰队”保护下，一路顺风而行，主办银行以其稳定、安全和高效率成为信誉优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性大银行。但是随着日本对外投资的加剧和西方各国对日元汇率的操纵，“护卫舰队”体制暴露了越来越多的弱点。
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才是真正动摇日本根基的“巨大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处在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当时日元升值，出口大增，日本恨不能把美国的曼哈顿给买下来。各企业都在盲目扩张，不断建子公司。可当1997年时，各商社都在重整。20世纪的最后十年，经济雪崩似坍塌、日美贸易摩擦、阪神大地震、“金融风暴”的袭击，重创一个接一个。
那么，在每年都有上千家企业破产的裹挟中，大型综合商社是怎样调整过来的呢？（②即各大金融机构和法人企业互相持股以稳定股价。）
当时面临的首先是来自银行泡沫的崩溃。例如，三菱从日本很多银行借贷，包括海外银行。一旦银行不好，企业资金周转就遇到了很大困难。其次，资金筹措不好，日本的制造业也同样遭遇挫折。而这些企业很多都与商社有关，或者它的生产要靠商社从国外进口材料，或者它的产品要由商社出口到国外。例如，由于三菱商事介入了很多环节，厂家碰到困难，三菱自然就受到影响。于是，三菱本身的业务、资金，都发生了严重问题。依本能自救，各综合商社在这场重组运动中，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第一，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前，日本有九大综合商社。而从“失去的十年”中挺过来的只剩六大商社了。其中，前五名保留了下来：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丸红商事、伊藤忠。而日棉、日商岩井，两家合并成了一家。东棉，被丰田通商并购；兼松，则被并入伊藤忠。
第二，各商社都相继裁撤部门，机构重组精简。但消化减员却很有日本企业的特色。不允许随便裁减人员，即使是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公司招聘也十分谨慎。因此，三菱商事、三井物产这样的大型商社，直接雇员非常精练。而商社把这些人训练成了日本社会中的高素质、高层次人才，调配到第二家公司也非常容易。因此在重组中，这样庞大的公司并没有出现大幅度裁员。
第三，泡沫经济到来后，各商社在观念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各家放弃了销售额竞争，转而竞逐利润。
第四，资本重组。严格控制、处理公司内部不好的资产，原来不能获利的投资项目坚决退出，再投向预期获利的项目。商社的优势，就是它的固定资产负担很小。即使它建子公司，也不会像制造业企业那样大量去购置固定资产，这就使得它转型比较容易，这是几十年来，日本综合商社始终不介入实业操作层的原因。
日本企业实力雄厚，靠着财团内部的互相扶持和政府的金融改革，日本经济慢慢地转危为安。为清理呆账坏账，日本政府通过金融再生法案，由政府注资给银行体系，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对破产银行实行国有化，另外保护银行储户的利益。此项软中带硬的举措和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金融局面，为银行业复苏创造先决条件。另外，日本银行业内加速合并或组成联盟，如形成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菱东京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所以说日本经济的命脉在于各大财团的主办银行。各个商社在“商权”上的竞争，就集中体现在其主办银行的竞争，于是才出现了前文所述的三菱东京和三井住友对日联的激烈争夺。
尽管组成联盟并不能减少坏账、提高资本充足率，但却可以通过精简机构、优化人员配置、合并业务、调整经营策略等方法获得资本成本效益，使银行整体规模加大，承受坏账的能力有所加强。重组后的银行集团将加快从“稳定持股”向流动持股转变，同时也从“保护型”的协调竞争向“开放型”的竞争转变。
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获得了复苏，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特需”，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办银行的贷款和坏账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日本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的不断壮大，它正在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在日本的大财团体制的支持下，一些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十余年的经济低迷阶段却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办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经过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并显示出再次崛起的势头。
对一个国家来说，建立强大的制造业无疑是在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制造业是任何国家崛起的根本，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金融工具是无法取代实物商品的，金融业的发达与制造业的低迷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如果一个国家偏重于靠金融获取利润而忽视通过制造业创造价值，那么这个国家经济的根基是相当不稳固的。（①白益民：《日本财团不是明日黄花》，《董事会》，200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