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相似的人为何比以往更有距离，形成许多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看看这些在许多方面都相似的法国人怎么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孤立，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很明显，封建体系在欧洲建立时，所谓的贵族并没有立即形成种姓。相反，它最初包括国家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因而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个掌权阶级。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简单地说，到中世纪后，贵族已成为种姓，即出身变成了一种特殊标志。
贵族阶级确实保留了掌权阶级的本质特征，他们是进行统治的公民团体，但是，当时仅凭出身便可以决定谁将成为团体之首。没有贵族血统的人将被排除在这个独立而又封闭的阶级之外，他们可以在政府谋个或高或低的职位，但终究只能是从属的职位。
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采用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演变成为种姓，唯独英国又将它恢复为贵族阶级。
有一个惊人的事实，它把英国和其他现代国家区分开来，同时它也解释了英国法律，民族精神以及英国历史的独特性。而这个事实并未引起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过多注意，就连英国人自己也对此视而不见。我对此感到无比惊奇。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事实一知半解，并没有彻底掌握。孟德斯鸠在一七二九年访问英国时写道：“我来到了一个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几乎没有相同点的国家。”但是他并没有详述。
使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如此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其国会、自由、政治争论的公开性及陪审团制度，而是一些更加具体和有影响力的东西。英国是唯一完全消灭种姓制度而非将其改头换面的国家。在英国，贵族和平民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进入相同行业。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可以通婚。权势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可以嫁给一个平民而不会觉得丢人。
如果你想知道种姓及其相关概念、生活习惯以及种姓制度产生的障碍是否已在所有的国家彻底消除，那就看看婚姻状况。只有通过婚姻状况才会找到你所需要的决定性证据。虽然经历了六十年的民主，如今在法国你也常常找不到这种特征。新旧家族之间在各方面看起来毫无差别，但他们仍然在尽可能地避免通婚。
据说，英国贵族比任何其他贵族更为谨慎、灵活和开放。必须提及的是，如果贵族这个词是沿用其他地方保留下来的古老的局限意义，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真正的贵族已经在英国消失。
这场了不起的革命已消失在夜色里，但其仍在语言上留下了活生生的标记。几个世纪以来， gentleman （贵族）一词在英国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意义，而commoner （平民）一词已不复存在。将下面节选自莫里哀一六六四年所著的《伪君子》中的台词，逐字地翻译成英语已经不可能了：
Et，tel que l’on le voit，il est bon gentilhomme.（别瞧他那副模样，他是个出色的贵族。）
让我们再次用语言科学解释历史科学：穿越时空追溯“贵族”一词的渊源。gentleman （贵族）一词起源于法语gentilhomme。你会发现在英语中它的含义随着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之间相互靠近、相互融合而扩大。几个世纪过去了，该词开始适用于社会中低阶层的人们。最终，英国人将它带到了美国。在那里人们不加歧视的将其用于全体公民。gentleman （贵族）一词的历史也就是民主发展的历史。
在法国，gentilhomme（贵族）一词始终受其原始意义的限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虽然该词不常用了，但其含义从未改变。这个用来表示贵族种姓成员的词，至今仍完好无损是因为种姓本身已被保留下来了。它依旧与其他所有阶级相分离。
然而，我将进一步解释这点：我认为，与这个词产生之际相比，种姓变得更加孤立，并且在法国发生的变化和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虽然在法国资本家和贵族更加相似，但是他们彼此分化也更加严重。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混淆这两种现象。尤其注意的是明确二者的差别，因为这两种变化不仅不会弱化彼此的影响，反而会加强。
在中世纪，只要封建制度仍然存在，为领主管理土地的任何人（按封建制度的术语，此人被称为附庸）都经常与贵族一起管理领地，而这些附庸并不一定都是贵族。事实上，参与领地的管理是附庸获得土地的首要条件。他们不仅必须跟随领主出征作战，而且由于他们拥有管理权，领主还会要求他们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在领主的法庭工作，也就是帮助领主进行司法审判和管理平民。领主法庭是封建政府运转的重要环节，它符合欧洲所有的旧法律。甚至现在，在德国一些地方的法律中依然可以找到明显的痕迹。法国大革命前三十年，主要研究封建法律的学者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曾想到写一部关于封建税和土地赋税清册革新的巨著，他告诉我们，他在“许多领地的名目下，看到附庸必须每两个星期去一次领主法庭，与领主或普通法官坐在一起受理居民的申诉和控告”。他还告诉我们，他发现“在同一个领地上有时可能会有八十个、一百五十个，乃至两百个附庸同时出现，而他们大部分都是平民”。我这里使用的引用并不是作为唯一的证据，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其他证据，而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在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平民中的上层阶级如何接近贵族阶级，并通过与贵族阶层混合来共同管理事务。领主法庭为乡村地主所做的事情与省三级会议和后来的全国三级会议对城镇资本家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研究十四世纪三级会议的现存记录时，不可能不对第三等级在会议中所占的地位及影响力感到吃惊。
作为个体，十四世纪的资本家毫无疑问不及十八世纪的资本家。但是，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却在早期的政治社会中占据更高、更安全的地位。资产阶级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力是毫无争议的，其在政治群体中的作用是尤为重要的，甚至是占主要地位。其他阶层也常常感到考虑资产阶级的意愿是必要的。
然而，最惊人的是贵族与第三等级当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共同管理事务，共同抵抗中央政府，而后来却不行了。这不仅在十四世纪的三级会议中如此。由于那个时代的不幸，会议带有不合法的革命性，而且在同时期的省三级会议中也是如此，除了通常、按惯例办事的模式外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例如，在奥弗涅省，我们就可以看到三个等级共同作出最重要的决策，并从所有三个等级中选择执行长官来监控决策的执行。我们发现在同一时期的香槟省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大家都很熟悉那个著名的运动：在十四世纪初，许多城镇的贵族和资本家联合起来维护国民自由和各省特权，反对王权的侵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历史有很多插曲，读起来就像是从英国历史中摘录出来的一样。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
事实上，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召开的次数逐渐减少或停止，公众自由最终消亡，资本家和贵族放弃了地方自由，结束了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状况。他们感觉再也没有共同出现或达成谅解的必要，渐渐变得越来越独立，彼此之间也越来越陌生。直到十八世纪，这场革命完成了。资本家和贵族除了在私下偶遇一般不见面，他们不仅仅是竞争对手，而且已变为敌人。
除此之外，法国所特有的是，正当贵族阶级丧失其政治权力的时候，作为个体的贵族却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特权，甚至增加了他们已有的特权。有人也许会说这是肢体依靠消耗身体而获得的。贵族阶级享受的统治权力越来越少，而贵族却越来越多地声称独享成为国家首要奴仆的特权。与路易十六时期相比，平民在路易十四时期更容易变为长官。这种进步在普鲁士极为普遍，但在法国却前所未闻。每种特权一旦被获得便会世袭相传；世袭和特权变得不可分割。贵族阶级越是远离掌权阶级，就越会变为种姓。
让我们以这些特权中最让你厌恶的免税特权为例。从十五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免税特权的稳步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政府开支的快速增长，免税特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到查理七世时，军役税高达一百二十万里弗，免税特权变得微不足道。到路易十六时期达到八千万里弗时，它却转变为主要特权。当军役税变为平民缴纳的唯一税收时，贵族免税特权并不是特别明显，但当这类税收以各种形式和各种名目激增，其他四种税收一起变为军役税收，以及在中世纪时的各种负担，像市政工程的徭役、服兵役及其他的各种负担等不为人知的苛捐杂税被加入时，贵族免税特权似乎变大了。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更明显，因为贵族常常受到其佃户需缴税而他们本身免税的直接影响。但在这类事情上，人们所看到的不平等要比感觉到的不平等更使人痛苦。
路易十四统治晚期，由于紧迫的财政需要建立了两种普通税收：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然而，免税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特权，即使它造成破坏也仍会被尊敬。尽管税收是共同承担的，但人们在征收时的感觉还是有区别。对于一些人来说，税收是可耻、严厉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又是宽容、可敬的。
尽管税收的不平等现象存在于整个欧洲大陆，但很少有国家像法国那样明显而又一直令人厌烦。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税收都是间接税。即使税收是直接的，贵族的特权也常常仅占普通税收的一小部分。此外，某些税收是专门针对贵族阶级设立的，目的在于替代已不再要求的无偿服兵役。
在所有的区分人和划分阶级的措施中，征税不平等现象的危害性最大，也最容易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增加孤立，而不平等和孤立都会变得不可救药。请考虑其后果：当资本家和贵族不再受相同税收的管制时，每年的税收评估和征收都将重新划分他们的阶级分界线，使其更清晰、更明确。年复一年，特权的每个受益者都感到一种直接的、迫切的需要，重新努力将自己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
几乎每个公共事务都产生于税收或以税收告终，因此，这两个阶级一旦不再平等地缴纳税款，他们便再无任何理由共同商议事务，共同经历彼此的需要或情绪。没有必要再人为地将他们分开，因为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和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已被剥夺。
伯克曾为法国古老的政治体制勾画了一副光鲜亮丽的肖像，支持法国的贵族阶级制度尤其是资本家可以通过取得某个官职来获得贵族头衔。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开放的贵族制度极为相似。事实上，路易十一在其统治期间增加了贵族的数量，是为了限制贵族阶级的权力。路易十一的继承者为了筹集资金更是加大了封爵的数量。内克尔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贵族所占的官职数量高达四千个。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并没有这种状况，因此，伯克试图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建立的相似点并不那么准确。
如果英国的中产阶级远离对贵族发动的战争，而是依然与其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主要原因绝不仅仅是贵族的开放性，而是如前所述，贵族轮廓的模糊性及界限的未知性。这也并不是因为人们能加入贵族阶级，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因此，任何想接近贵族阶级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贵族阶级的一员，可以加入到贵族统治中，并期望能从贵族权势中获取一些名誉和利益。
然而，在法国，贵族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障碍尽管很容易克服，但常常是固定明显的。它具有明显的辨认标志并总是被非贵族阶级所憎恶。障碍一旦被跨越，获得特权的人便会离开原来的阶层并与其成员区分开来，而原来阶层的人认为这些特权是苛刻、可耻的。
贵族受封体系丝毫没有减少平民对于贵族的憎恨，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憎恨程度。新贵族激发了原来与他地位平等的平民的嫉妒，引起极度憎恨。这就是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中对敕封贵族的憎恨要比对旧贵族阶级的憎恨更大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不断要求走向贵族的道路变窄而不是拓宽。
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年代比一七八九年更容易获得贵族头衔，而这一年，资本家与贵族之间的差距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贵族拒绝忍受他们在选举集会上与资本家有任何相似，而且资本家也同样抵制任何带有贵族外表的人。在一些省份，新贵族被排斥，一方面因为他们还不够高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故意表现出的贵族气太重。据说著名的拉瓦锡就是如此。
当我们把眼光从贵族阶级转向资产阶级时，我们会看到一个类似现象：资产阶级与平民相互分离和贵族与资本家相互分离几乎一样。
在旧制度下，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都居住在城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贵族特权与军役税。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贵族常常对农民表现得亲密、和蔼，但对他的邻居（资本家）却表现得极为傲慢。这种傲慢并没有随着贵族政治权力的减弱而停止，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其政治权力的减弱而增长了，一方面，因为贵族失去了统治权，他们无需再迎合那些可以帮助他们统治的人；另一方面，因为正如常常提到的那样，贵族喜欢无节制地使用他们表面上的那些权力来弥补自己所失去的真实权力。贵族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不但没有减轻其邻居的焦虑，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不在土地上居住并没有减轻负担，因为由代理人执行的特权使人越发难以忍受。
尽管如此，我也不确定军役税和其他相关税收是不是更能引起不满。
我想，我本可以用几句话解释为什么农村承担的军役税和其附加税比城市更沉重，但这对读者毫无意义。因此，简单地说，聚集在城市的资产阶级有各种方法减轻军役税负担，并常常免交军役税，而如果他们仍然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谁也无法单独使用这些免税措施。更重要的还是他们逃避了征税的义务，这个义务比缴纳税收的义务更使他们害怕，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旧制度下或我认为在任何一种制度下，再没有比教区军役税征收员的状况更差的了。稍后我会有机会证明这一点。然而，在乡村除了贵族，再没有人可以逃避这项负担。富有的平民宁愿选择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移居到最近的城市也不愿接受这种负担。杜尔戈对我们说：“军役税的征收使所有的乡村地主几乎都变成了居住在城市的资本家。”他的观点与我曾查阅的许多保密文件相一致。顺便说一下，值得注意的是这就是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拥有更多小城市尤其是较小型城市的原因之一。
因此，富有的平民住进城市不久后便会忘记乡村生活的风味和精神。他与继续留在乡村生活的同辈人的工作和担忧不再有任何关系。现在他的生活目标仅有一个，即渴望成为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
认为几乎所有的法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法国人对公共职务的酷爱直到大革命才出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起源于几个世纪之前，此后人们给予它各种精心培育使其稳步增长。
在旧制度下的职位并不总是与我们的职位相似，但是我觉得，那个时期的职位应该更多。事实上，较小职位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据统计，仅仅在一六九三年至一七○九年间就设立了四万多个这样的职位，而且几乎连最微末的资本家也可以谋得。我发现一七五○年在一个极小的外省城市，有多达一百零九个人参与执法，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六名执行官，所有这些人都是城镇居民。资本家对这些职位的占有欲是前所未有的。资本家一旦拥有少量的资产，他就会立即伺机购买职位，而不会投资到贸易。与行规和军役税相比，这种肮脏的野心更多地阻碍了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当职位出现短缺时，求职者就会发挥他们最大想象力，很快就会创造出新的职位。朗贝尔维尔先生出版了一部回忆录，证明在某个行业中设立巡视员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并且他在作总结时还自荐做巡查员。我们当中谁还不知道这位朗贝尔维尔呢？任何一个受过教育并略有资产的人都会觉得如果在政府谋不到弄不到一官半职便会死不瞑目。正如一位同代人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希望根据自己的情况得到国王的任命。”
在这方面，我在此所描述的时代与我们自己所在的时代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的政府出售职位，而现在的政府分发职位。现如今，要想谋得一个职位，将自己交出比筹集一笔现金更易获得成功。
居住地的不同，甚至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导致了资本家与农民分离。出于公平正义，人们抱怨贵族的免税特权，但对于资本家的特权应该怎样对待呢？有成千上万种官职可以免除资本家的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比如，免除服兵役的负担，免除义务劳动的负担，免除军役税的负担等等。一位同时期的作家写道，除了贵族和牧师外，哪个教区不存在有那么几位居民不通过职位或委任而获得免税特权的现象呢？许多专为资产阶级准备的职位时常被废除的原因之一就是：享受免除军役税的人数过多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中享受免税特权的人数与贵族阶级中享受免税特权的人数相比，只多不少。
这些不正当的特权使那些享受不到特权的人心中充满了嫉妒，而且使那些享受特权的人变得更自私、更傲慢。整个十八世纪，城市资本家对周边乡村农民的敌意是很明显的，正如乡村对城市的嫉妒一样。杜尔戈写道：“每一个拥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城市都会因其利益而时刻准备着牺牲周边乡村和村庄。”他在其他地方与总督代理谈话时说道：“你们常常被迫去制止城市对乡村和村庄进行的肆无忌惮的侵略。”
与资本家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下层阶级与其相分离，甚至变为敌人。资本家确立的大部分当地费用都转变为了下层阶级的负担。在很多情形下，我都证实了杜尔戈在其著作的另一处所讲过的话：城镇资本家已找到一种方法对进入城市的商品征税，而自己不必承担任何费用。
然而，资产阶级所有的行为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害怕与下层阶级融合在一起，并极力摆脱下层阶级对他们行为的监控。
一位城市资本家在给总监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如果请国王同意市长的职位重新变为选举制，那么要求选举者将选择范围限制在城市的主要人物或省区成员中就会合情合理。”
我们已经看到国王是怎样制定政策不断地剥夺城市居民的政治权力。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这一思想在所有的王室立法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情况下，城市资本家常常参与到这项政策中，并且有时还会提出建议。
在一七六四年市政改革时期，一位总督询问一个小城市的行政官员是否应该保留手工业者和其他平民对行政官员的选举权。官员们回答道：“事实上，人们从未滥用此权，他们可以从选举管理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员中得到安慰；因此，保留这份权力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仁慈。但是，出于对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宁的考虑，最好还是依靠显贵会议来决定。”与此同时，总督代理报告说，他已经召集“六名最佳城镇公民”举行秘密会议。这六名最佳公民全体一致同意最好的做法不是像市政官员建议的那样将选举权委托给显贵会议，而是委托给从不同行业选举出来构成显贵会议的若干代表。与资本家相比，总督代理对人民的自由权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他在传递观点时，进一步说道：“然而，对于手工业者来说，如果无法控制钱的使用，很难支付得起征税者强加给他们的税收，而征税者本身享有免税特权，与这个问题的相关性最小。”
为了让描述能够更加完整，现在我们暂且不说普通民众，只考虑资产阶级本身，就像我们曾把资产阶级放在一边，只考虑贵族阶级一样。在远离其他国民的这一小部分国民中，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小团体。法国人似乎看起来就像是现代化学的单质一样，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发现可以分离的新粒子。在一座小城市的显贵当中，我所找到的不同团体不少于三十六个。虽然这些不同团体的规模非常小，但他们仍然不断地分化。他们每天都在努力净化自己内部可能包含的任何异质部分，以便只留下最纯净的元素。经过一番努力，有些团体的成员已成功地减少到三四人。因此，他们变得越来越刻薄，越来越喜欢吵架。每个团体都因其特有的小特权与其他团体相分离，甚至最不诚实也被认为是光荣的标志。
它们之间常常发生享有优先权的争斗。总督和法官也厌倦了他们喧闹的争吵声：“人们最终达成共识，先将圣水献给初级法院，然后再献给城市团体。最高法院对这个决定犹豫不决，但御前会议将其受理并对此案件全权决定。正在那时，这个案件使整个小镇陷入动乱。”在显贵大会中，如果一个团体比另一个团体更有优先权，那么失利的一方宁可放弃参加大会的权力、放弃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尊严受到侮辱。箭城的假发商协会决定“他们将通过这些方式来表达，让面包师获得优先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他们的痛苦”。某个城镇中，一些显贵顽固不化，拒绝履行职责。总督说道：“因为一部分手工业者已获得参加会议的许可，而资本家首脑对此感到耻辱。”在另一个省份，总督说道：“如果将助理法官的职位授予一位公证人，其他显贵便会感到厌恶，因为这里的公证人出身卑微，没有贵族血统，而都是以办事员起家。”我之前提到的六位最佳公民轻易地便作出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但当涉及谁应该被算作显贵和确定显贵之间的优先顺序时，他们又感到无比的困惑。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现得极为谦虚的表达困惑。他们说，他们害怕“会对其他几位显贵造成极大的痛苦”。
法国人的虚荣心因那些自恋的小团体中不断产生的摩擦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合理的自尊心却变得湮没无闻。在十六世纪，我刚才讨论过的大部分团体都已经存在，但其成员在分担各自在团体中的任务之外，还会常常与其他的居民一起考虑城镇的一般利益。到十八世纪，这种团体几乎全部转向闭关自守，因为包含城镇商业在内的交易已变得寥寥无几，并常常由代理人负责。因此，每个小团体都明哲保身，只进行对自己有直接利益的交易。
我们的祖先并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它是我们专为自己使用而创造的，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没有不属于团体完全孤立的个人，但法国社会是由许多只为自己考虑的小团体组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就是一种集体的个人主义，为后来出现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思想准备。
除此之外，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彼此冷漠的人，却变得如此相似；因此，如果他们被迫转换位置，将难以辨认。而且，任何一个能够探究他们内心深处的人都会发现：所有这些使如此相似的人彼此分离的小障碍对公共利益有害，并且也与常理相悖，而理论上，他们一直向往团结。他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特有的地位，只因为其他人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区分彼此，但是，如果没有人享受任何特权或超出普通水平，那么所有的人都愿意随时融入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