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不仅是物质与技术的，更应是精神与人文的，她应成为一门涵盖自然、伦理、哲学、审美、道义、心理、教育等元素在内的学科。因为，她面对的并非物理实体，竟是灵肉丰盈之生命——万物中最神奇最复杂最瑰美和深邃无比的人。人是最宝贵的，每个“他”都永远唯一，永远“自在”而不可替代。医学即人学，对生命本体的尊重、仁爱、体恤，应成为“红十字”精神的核心。
有时候，我常奢想，白衣人之角色该由人类中最优秀的成员来充任。他须集智识、德能、信念于一身，不仅是个工具知识分子，更兼人文知识分子的品质和理想——对生命充满虔敬热烈的关怀、于职业抱有高尚的理解及打算，对人性持有出色的亲和与体贴能力……他还应是个感觉丰富、细腻敏锐之人，惟此方能充分采集患者的感觉，对那些极不确定和模糊的信息作出确判断、归纳与推理。必须有心灵的参与，其才华和技术方不会打折扣，那些物质注射才会在人体上激起神奇的响应与回馈。相反，如果他从感情上贬低了生命——对之采取了一种疏远、懈怠、轻蔑的姿式，那他就无法从行为上去拯救生命。
无疑，一个白衣人的医绩乃其对“人”之信仰的结果，乃其对生命尊重程度所获得的来自人体的诚谢与报答。
死亡：医学的耻辱
在和平年代，医院已正式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在世众眼里，包括很多白衣人看来，死亡现象显然已“合情合理”——事情似乎明摆着，即使拼了力，使尽了所有手段，而那些顽疾、重伤、癌症、爱滋病……生命的溃口毕竟太大了，有限的医学现实难免败下阵来。
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深厚的人道心理和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如此剧烈之惨变）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从古老的诞辰日起，医学即注册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从纯粹意义上讲，任何非自然的死亡都将是医学之耻辱，都是医学现实的无能所致，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和渎职——只有满足了这一指控，只有基于这种最严厉的批评和诠释，“红十字”才当之无愧地享有她天然的神圣与崇高，才堪称人世间最巍峨最清洁的结构指向之一。
“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回忆了一桩终生难忘的事：
一位年轻的实习大夫，在目睹自己的一名患者死去时，竟失声痛哭。作者尤其指出，那死并非“事故”所致。也就是说，按通常理解，医方并无过失。可一个并无过失之人何以伤心到“必须哭泣”的地步呢？
意义即在此，境界即在此，信仰即在此。
我想（或许亦符合托马斯的理解），那一刹，促使年轻人流泪的除了悲悯之外，还有赖于另一项更重要的刺激，即一个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医学之无能！医学对一个生命的辜负和遗弃！他见证了这一幕，他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疼痛和悲愤，感到了内心的“罪感”……他竟如此的不习惯死亡！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无法原谅自己所在的“医学”（自己曾是多么器重她，敬慕她）——他投奔这座殿堂，是冲着她“保卫生命”的伟大涵意去的，而其现实却如此的拙劣、平庸，她对生命许下的承诺竟如此难以兑现——作为这殿堂上的一员，他无法不为自己的集体汗颜。在死亡对医学的嘲笑声中，他觉得自个亦被嘲笑了……
习惯死亡是可怕的。倘若连一颗心脏的骤停——这样巨大的事实都唤不起情感的颤动，这说明什么呢？麻木与迟钝岂不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植物心态？在所有的医疗事故中，同情心的死亡乃最恐怖的一种。
让我们与托马斯一道，向这份珍贵的哭泣致敬！它来自一名年轻人献给这世界最干净的礼物：痛苦和自责的勇气。
医学的身份
根据体会，凡特别尊重生命与自我的人，在开始一项长期劳动前，是需要匹配一束强大理由的。这理由须坚实、饱满，有不俗的精神魅力和荣誉性，符合主人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诉求——唯此才能对该事业起到牢固的支撑和持续的推动力。
不知现在的医学教育有没有正式向学员发出这样的设问：何为医职？何以为医？
如果仅仅把“红十字”作最平庸最无能的理解，比方说为了“糊口”“谋生”，而非基于人文理想的考虑，并无任何高尚的心理打算和精神准备——那他的身份就极可疑。由于信仰的缺席——他根本不对人生提出正式的价值期待，其行为即很难从正常意义上去确认、检验和评估了，姑且称之为“混”罢。现实中，大量粗鄙的医职人员就是循着这样的职业流程从“医学院”的轧模机上被复制出来的——犹若“假肢”一般（无精神性可言，只有空荡荡的工具含量）。说到底，他取得的只是一张不及格的“上岗证”，而绝非生命的身份证。
尽管当代亦不乏值得骄傲的白衣人形象，尽管现时医学已取得了物质与技术的高度繁荣，但须承认，从心灵和人文角度看，我们曾一度清洁的医学传统，实际上正披覆着可怕的蒙昧，我们的很多医职人员并未很好地履行使命，“红十字”的尊严与荣誉正屡屡遭受来自内部的诋毁和污损。翻开报纸：少女被误摘卵巢，妇女腹遗纱布旷达十数年，儿童被推错了手术室……
况且这尚非技术原因造成的，仅由粗鄙的医疗态度所致。至于误诊漏治而酿的隐性事故就更无从指认了。由于病理本身的复杂和专业隔膜，患者及家属很难对医疗质量作有效的判断、跟踪和鉴别，治好了乃医之功德，治坏了是自个不争气……说到底，这是一份没有合同保证的契约，医方永远是赢家，是收益者。所以，在医疗诉讼中，患者一方总处于劣势，除了乞求与悲愤，实难为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
由于天然的德能地位，医院本质上有异于任何一项服务产业。经验证实，医务质量与经济效益是难成正比的。单靠功利欲望作兴奋剂，激弹起的只是世俗的阴暗心理，削弱的却是真正的医学精神和心灵尺度。若不把患者当作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生命——而仅视为一间小小的“银行”（暗中作着“提款”或“洗劫”打算），并据此确立自己的服务程度，那医院就不再是本质意义的人道场所，那枚和教堂一样高耸的“十”字就应声坠落了。
医学的原色是伟大的，作为一项最古老的职业，从几千年起，她就扮演了一项近乎于神职（西方的上帝、东方的菩萨）的角色，她发轫于道义，并靠道义来维持呼吸和繁衍，她荫惠天下，布济苍生，承纳民间的膜拜和无数感激，而荣誉的犒赏又滋养了其德能力量……
为西方医德最早立下纪念碑的，是古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他每次行医前都要重复自己的誓言：“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无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而隋唐名医孙思邈可谓东方医德的代表，他对“郎中”的道德诉求是：“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生灵之苦。”再像古时的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他们的职业理由比起今人来说，皆纯粹和本真得多，均散发着浓郁的博爱色彩和济世情怀。某种意义上，古代医学行为更接近医学的精神正源，其对外部世界的慷慨施予，于自我严格的修为操守，堪与最清洁的神性劳动——宗教行为——相媲美。
你准备好了吗
选择了医学，即选择了她的美德和自在尺度，即须义无反顾、理所当然地对全社会起誓：“为了保卫生命，我决心投身医务！”
许多精神常识于一个白衣人的青年时代即应早早确立了。
想起医学院的莘莘学子们，在尔辈携着稚气、满怀憧憬地步入校园之际，有没有迎来这样的时刻：你们尊敬的老师或校长，突然决定领你们去见一个人，一位刚刚失去爱子的母亲？
你们应握住那虚弱之手，凝注其枯黯的瞳孔，聆听她凄恸的抽泣……你们应努力结识这位不幸的母亲——而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母亲！请记住这严酷的一幕，记住这是由医学的无能造成的。你们应感到悲伤，感到歉疚才是。更重要的，你们应试着对医学的现实发难，直面前辈们落下的耻辱。既然是耻辱，就建议你们大胆地去咀嚼，直到咀嚼出力量来。而在未来，你们将获得荣誉。
如果这真能成为开学以来的“第一课”，我将羡慕、祝贺你们——终于有了一所好学校！在那儿，你将遇到真正的知识和精神。倘若根本不是这样，我则替你感到遗憾，遗憾没有好的老师和校长。
做一名白衣人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忧郁的日子里来见您。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捱了那么久的煎熬，打听了那么多门牌和号码，费尽周折，终于站在了您——一个有力量的人面前。他强打精神，满怀期待，献上感激，指着自己的心脏、胸口或某个沉重的部位：这儿，这儿……
他选中了您，也就把身体的支配权给了您，亦把巨大的荣誉和信赖给了您，仰仗您能挽救他，留住未来的时日和幸福。总之，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见您的。无论一个平素多么轩昂和自恃有力的人，此时，其眼眸深处都跳跃着一粒颤抖的火苗：请，救救我……
可，尊敬的白衣人，您准备好了吗？
（1999年）
大地伦理（四章）
毁灭物种就像从一本尚未读过的书中撕掉一些书页，而这是用一种人类很难读懂的语言写成的关于人类生存之地的书。
——（美）霍·罗尔斯顿
天使之举
电视新闻里，每看到那些“绿色和平”分子、那些民间志愿人、那些无名小卒，在风浪中划着舢板，不知畏惧地，拼命挡在捕鲸船或核潜艇前……它们皆那么小，那么孤单，那么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却抗拒着那么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甚至是国家机器……
我总忍不住久久地感动。我清楚：这些都是真正的人，真正有尊严和爱自由的人，他们在保卫生命，在表达信仰和理想，在抗议同类对家园的剥削。
据报载：一位叫朱丽娅？希尔的少女，为保护北美一株巨大的红杉树，竟然在这棵18层楼高的树上栖居了738天，直到该树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诺放弃砍伐。
希尔是阿肯色州一位牧师的女儿，为呼吁保护森林，她于1997年12月10日攀上了这棵被称为“月亮”的红杉树。原打算呆上3周，不料木材公司的冷漠却把她足足搁置了两年。当冬季来临，她只有一块蓝帆布遮挡，无法洗澡，就以湿海绵擦身。
当双足再次踏上大地时，希尔喜极而泣。
我留意到，这则消息是被某晚报排在“世间奇相”栏中编发的，与之毗邻的是“少年坐着睡觉十一年”。显然，在编辑眼里，这事儿不外乎一种“异人怪招”，算是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一种诠释。可以想象，无论于编辑心态、还是看客的阅读体验，都很难找到“感动”“审美”之类的痕迹，只是猎奇，只是娱乐与戏谑。
我为一位少女的心灵纤细和行动能力所震颤，为这样一场生命行为——所包含的朴素信仰和巨大关怀力而惊叹，也忍不住为同胞的粗糙而遗憾。
这不仅仅是迟钝，更是麻痹和昏迷。
对大树漠不关心算什么人呢？只能算“植物人”罢。
我们有数不清的黄河探险、长江漂流、雪山攀登、海峡泅渡……甚者竟不惜性命。目的不外乎：或为国争光、别让洋人抢了先；或时尚一点说，“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可我们几乎从未有过像希尔那样默默的私人之举、那样日常意义上的“举手之劳”……
显然，双方对自然的态度有别：希尔拥抱大树显示的是一种爱的决心，一种厮守的愿望；我们的那些“壮举”设计的是一种比试，一种对抗。二者的实践方式亦有别：如果说前者更接近一种日常的梦想表达和自由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像一场众目睽睽下的卖力表演和作秀。
即使我们也有了，即使某位中国少女扮演了希尔的角色，又会怎样？她的同胞、亲人会作何想？社会舆论和职能部门会作何反应？
她会不会被视为疯子？梦游者？妄想狂？
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做自以为正确的事！我们也缺乏这样的习惯思维：尊重、维护别人（包括对之有监护权的子女、眷属）做自以为正确之事的权利！
父母会干预，朋友会劝阻，组织会帮教，舆论会讽刺，有关部门会制止……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叫“摆平”。即使你勉强爬上了那棵树，呆不过三天，就会被轰下来，对付一个丫头片子的撒野，招多着呢。说到底，此事休想做成。
于是，也就成了无人来做的事。
她不属于我们。因为她是天使。
树，树，树
有位老先生，教弟子识字：何为“树”呢？“木”，“对”也！就是说，先人造这个字是为了告诫后人——凡“木”必“对”，不可伤木。
或许，该释语不免“补说”“强拆”之嫌，但在我眼里，这说法却包含着惊人的美学和精神含量，它比任何权威的汉学拆字都令我感动、钦敬。对一个在母语中浸泡了几千年的群体来说，意识不到这点，破译不出这个字的神奇潜质，确属大遗憾。
提起瑞典，眼前就会浮现出一道宁静、典雅、从容的画面：白雪、木屋、蓝湖、青山、郁金香……而斯德哥尔摩，更是一弯美丽的月牙之城，每个到过她的人，都会为其旖妮之情所打动，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虽有现代设施之便捷，却无现代都市之弊端，尤其保留完好的古城风貌和参天大树……而游客们也往往会从导游嘴里获知这样一个故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化浪潮冲向这座海滨古城。市政当局雄心勃勃地推行旧城改造，“百万工程”即其中一项，旨在每年递增十万套新住宅……当轰隆隆的铲车声逼近“国王花园”时，斯德哥尔摩人警觉了：这样下去，自己的家园会沦为什么样子？未来的她与世界各地有何二致？
疑问渐渐拢成一股市民舆论和理性呼吁。人们开始表达愤怒，在露天里发出声音。终于，一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运动开始了——
1971年，市政决定，要在“国王花园”建一个地铁站，它意味着这片深为市民喜爱的绿地大难临头。于是，一群勇敢的年轻人率先发起了“城市的选择”行动，擎着标语，走上街头，高喊“拯救斯德哥尔摩”口号。开始政府不以为然，派出电锯工人，欲强行伐树，公众用身体组成人墙，挡在树前……骑警来了，但慑于众怒，也败下阵来。为防止当局耍花招，市民们干脆搭起了帐篷，日夜守候在那儿，誓与古树群共存亡。
终于，政府作出了让步，地铁线绕道而行，虽多花了数倍纳税人的钱，但历史悠久的“国王花园”却留了下来。
那群百年古树是幸运的。在她盛大荫凉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终于有机会回报那片母爱般的葱茏了。或许愈难得就愈珍惜吧，如今的“国王花园”更是斯德哥尔摩人的爱宠之地，每年都有数不清的*和演出在此举行，俨然成了瑞典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
那些护树青年们，也成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新生的瑞典公民和外国游客，很容易就能在瑞典教材、斯德哥尔摩旅游手册里读到他们的事迹。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难忘。如果说“拯救斯德哥尔摩”的主体力量来自民间，那这一次却是精英们的决策功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