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俄罗斯奇观。也是俄罗斯知识品格和人文精神的最大骄傲。同时我更笃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给人苏醒的力量，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更应成为启蒙一代，更有机会率先从浑沌与蒙昧中睁开眼。况且，“知识反抗”与“农奴造反”有别，前者通常从理想生存和“精神遭遇”出发——从而可能献身一个比个人大得多的目标——它服务于整体和长远；而后者往往出于现实利益及“物质遭遇”的考虑，只迷恋于一己和眼前处境的改善——且这种集团式的暂时改善用不了多久，即会迂回到原先的保守与专制套路中去（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即是例证）。通俗点讲：一个申请理想，一个谋取生计；一个设计所有人的未来，一个追求自家的“第二天”。
令人惊叹和尊敬的，还有俄罗斯女性。在长长的流放队伍中，我投以最深情凝望的，是那群纤弱柔美的肩膀。
“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们被诛杀，剩下的百余名青年戴着镣铐即要到“野兽比人多”的西伯利亚去了。他们像赶粪蝇一样赶跑了“贵族”称号，从现在起，他们是囚徒——“如果不能做一个公民，那就做一个囚徒吧！”奇怪的是，连他们的妻子、恋人和姐妹们也打起了做“囚徒”的主意。不仅那么想，且真那么干了，这些生来就柔弱就美貌的女性们向沙皇提案：舍弃庄园财产封号爵位等一切一切，甚至新出生的孩子也可不要“公民权”……条件只一个，那就是请政府允许自己——到囚徒们身边去！
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伊万诺芙娜·达夫多娃……还有法国姑娘尤米拉·列丹久，加米拉·唐狄。
西伯利亚历史将永远牢记并感谢她们。
不渝的爱情和友谊，向来是俄罗斯女性对文学和理想事业最宝贵的精神馈赠。
同样出身贵族的涅克拉索夫，被称为“复仇和悲歌的诗人”，在反抗专制和控诉农奴制的道路上走完了一生。在俄罗斯史册里，他的光荣总不可避免地与一位女性联在一起——阿芙多季娅·巴纳耶娃。后人评价她时用了这样的话：“这位善良女性能够认识涅克拉索夫的真正价值，而且对他报以缠绵的爱情，它构成了我们诗人愁苦生活中最明朗的一页。”“不知为什么，你待在她身边，总感到自己接近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这在不知不觉中就增添了对她的敬意。”这敬意决非偶然，巴纳耶娃不仅以女子的柔情、美德和才华影响着爱人，与其兄弟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使得诗人杜勃罗留波夫临终时将两个幼年的弟弟托付给她，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她也是前往探监的身影之一……
在俄罗斯，当一个英勇的男人濒临危境时，距其不远，你总能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生动女性……仿佛最优秀的男人和最优秀的女人总能走到一起，而任何粗暴、恐吓和威胁的力量都无法将之拆散，他们就那么梦牵魂萦地缠绕着，其生命动作看上去那么和谐、合拍而富有美感。这种来自女性的温情与精神滋养大大削减了灾难对天才们的损害……“为什么我国作家们的妻子都那么像她们的丈夫呢？”列夫？托尔斯泰首次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时，就激动地赞叹到。
俄罗斯文学确实招人羡慕。才华和爱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我似乎也突然领悟了俄罗斯*解放运动为何始终会有如此宗教般的狂热和不死的精神——必和这些优雅的女性之在场有关，和她们清澈的注视有关。
她们温婉的身姿、绰约的美德，构成了俄罗斯精神夜晚最动人的篝火。
她们不仅忠诚地支撑着自己的爱情，有时，她们自个的柔肩也直接承担起某项崇高而危险的事业——
在1877-1878年民粹案和“50人审判案”“193人审判案”的被告中，女性分别占了16名和38名。苏菲亚——这个被鲁迅激赏过的名字便是和“青春、美貌、牺牲”联在一起的，她和恋人一起用炸弹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送了终，走上绞架时仅27岁。同样的还有巴尔津娜，她拒绝了特权的庇护而在牢房和流放地过早走完了一生，紧张的生活使其无暇寻章觅句，可她偶尔留下来的几首诗，却使得对女性文学向来冷淡的托尔斯泰潸然泪下……
上帝向俄罗斯派驻的非凡女性委实太多了。
自然，俄国文学也从未忽略过这些美丽的身躯和灵魂。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皆大胆讴歌了那些“叛徒”们的妻子。她们是文学最亲密的“女友”，也是人类共同的“夫人”。
和丈夫们的“灵魂酷似”一样，这些姐妹们的精神面孔和生命气质也太“像”了。
帕斯捷尔纳克曾出色地表达过“像”。在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有一情形：冬夜，围着炉火，两个男人进行着一场真诚的对话，诉说他们对共同深爱着的那位女子的看法。奇怪的是，彼此非但没有丝毫的嫉妒、敌视，反而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啊，中学时代的拉娜是多么美好。您无法想像，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可从她脸上、眼睛里已看得出时代的忧思和焦虑。时代的一切问题，时代的全部泪水和屈辱，时代的一切追求、积忿和骄傲，都流露在她的脸上和体态中……可以以她的名义，由她喊出对时代的控诉。”
“您讲得太好了。正如您描绘的那样，她既是个中学生，同时又是内心藏有不是孩子该有之隐痛的时代主人公。她的身影在墙上移动，那是紧张地准备自卫的动作……”
的确，文学需要这样的“女友”。文学也会因“拉娜”们的加入而愈发迷人和璀璨。
多年前，一位深爱俄罗斯文学的朋友对我说：“假如在墙上挂一幅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我宁可把窗户取消！”
这话感动着我。明知无法说得比它更好了，但我说——
“假若屋子里走进来拉娜，我宁可将全部的书籍都取消。注视着她……就可以生活和写东西了。”
（1998年3月）
谈谈墓地，谈谈生命
1
圣经上说，你来自泥土，又必将回归泥土。所以灵魂就选择了大地，所以坟墓最本色的位置即在泥石草木间。
那是生者和逝人会晤、交谈的地方。那是一个退出时间的人最让她（他）的亲者牵挂的地方。那儿安静、简易，茂盛的是草，是自己悄悄生长的东西。那儿没有人生，只有睡眠。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却不吵闹，不冲突。不管从前是什么，现在他们是婴儿，上帝的婴儿。他们像婴儿一样相爱，守着天国的纪律……他们没有肉体，只有灵魂。没有体积，只有气息。
一本书中提到，在巴黎一处公墓里，有位旅人发现了件不可思议的事：一座坟前竟有两块碑石，分别刻有妻子和情人的两段献辞。旅人暗想，一个多么幸运的家伙！他尤其称赞了那位妻子，对她的慷慨深为感叹。
我也不禁为这墓地的美打动了，为两个女子和一个男人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能不止一次地爱上别人，也不止一次地被他人所爱，但谁又如此幸运地被两个彼此宽容、互不妒恨的人所理解和怀念呢？
倘若少了墓地，人类会不会觉得孤独而凄凉？灵魂毕竟是缥缈的，墓地则提供了一块可让生者触摸到逝者的地方，它客观、实在，有空间感和可觅性，这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死亡的寒冷和残酷？或许，在敏感的生者眼里，墓园远非冷却之地，生者可赋予它一切，给它新的呼吸、脚步、体温和思想……在那儿，人们和曾经深爱的人准时相遇，互诉衷肠，消弥思念之苦。
有位友人，二十几岁就走了。周年祭，他的女友，将一首诗焚在墓前——
暮风撩起世事的尘埃，远去了
这是你离去后思念剥落的第一个夜晚
这是你吐血后盛开的第一朵君子兰
R，永远别说你真的死了
只要她还活着，你深爱的人还活着
只要她每年的这时候都来看你
她会用自己的时间来喂养你
她的血管，她的皮肤
你无处不在地活着
活在她深夜的梦呓和醒来的孤寂里
R，永远别说你死了，一具女人的躯体
过去居住过你
如今，还居住着你
2
是生者的情感让墓地升起了炊烟？
中国人的烧纸，大概因了烟雾和灵魂皆有“缭绕”之感、形似神合、可融汇交合的缘故罢。但东方人对墓地的态度，显然不及欧洲那样深沉、浪漫而有力。
愈是宗教意绪强烈的民族，愈热爱和重视墓地，甚至视若家园的一部分。
我凝视过一些欧洲乡村墓地的照片，美极了。花草葱茏，光照和煦，与周围屋舍看上去那么匹配，一点不刺眼、不突兀，一点没有歧视的痕迹……难怪有人说，在欧洲，甚至在都市，墓园亦是恋人约会的浪漫去处。
我有点不明白，为何东方常把最恶劣的环境、把生命不愿涉足的地方留给墓地，留给那些无法选择的人。在传统的东方语境中，坟冢常给人落下“阴风、凄雨、黄沙、蒿草、狰狞、厉鬼”的印象，令人不寒而栗、恐避不及。
或许是不同的生命美学，尤其宗教意识缺席的缘故吧，墓地在东方视野里，总处于边缘位置，归于被冷落、遗弃和“打入另册”的角落，大有“生命不得入内”的禁区之嫌……所以，东方墓地便多了缕孤苦，少了份温情与眷顾，显得落落寡合、神情凄凉，给人以萧瑟之感。同时，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对墓地的访问少得可怜，大多清明时才偶尔被催促，去拔拔草、烧烧纸——连这也多出于对鬼魂的忧惧，受习俗所驱。
而在西方，情形就完全相反了，墓地和教堂、公园一样被视作生活领地的一部分，处于生态圈的正常位置。在他们心中，生死之间好象并无太大的隔膜，从生活的间隙中去一趟墓地，无须太远的路程、太大的心理障碍和灵魂负重，无须特殊的理由和民俗约定……仪式上也简单、随意得多。西人对于墓地，不仅仅是尊重，甚至是热爱，他们给生死分配了同样的席位，同样的“居住”定义。
总之，墓地在东方文化中，是阴郁、沉疴和苦难的形象，在西方生活里，则温美、敞亮、生动得多。前者用以供奉，畏大于敬。后者力图亲近，意在厮守。
3
墓地，应成为人类生态中的一抹重要风景。
应以对生的态度对它，应最大限度给其以爱意和活性。一块好的墓地，看上去应和“家”一样，是适于居住的地方：干净、朴素、祥和，阳光、雨水、草木皆充足，符合生命的审美设计。因为它是灵魂永远栖息的地方，是生者寄存情感和记忆的所在，也是人世离天堂最近的宿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