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古巴
安德鲁·罗文
“在哪儿，”麦金莱总统问军事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在哪儿能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在华盛顿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叫罗文的陆军中尉，他可以替你把信送给加西亚！”上校很快回答道。
“派他去！”总统下命令道。
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有关情报。他认识到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他需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士气、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况、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及整个古巴的医疗状况、双方装备。除此之外，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困住敌人，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干脆果断。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小时以后，时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带我上了一辆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
我觉得他又要和我开什么玩笑了，也就没把他的问话当真。我让他等我一会儿，出去打听一下情况。回来之后，我告诉他，一艘名为艾迪罗德克的英国船次日中午将从纽约起航。
“你能搭乘那艘船吗？”上校紧接着问。尽管我一直认为上校是在开玩笑，我还是肯定地回答了他。
“那么，”我的长官说，“你就作好乘船出发的准备。”
接着，他严肃地说：“总统派你去古巴，给加西亚将军送一封信，他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我命令你把信亲手交给他，信中有总统的重要指示。记住，任何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不允许携带，你知道，美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和教训太多太多了。例如独立战争中的内森·黑尔和美墨战争中的利奇中尉，他们都是因为随身带的一些东西暴露了身份而被杀害的。他们不仅自己遇害，同时，也使敌人探得了我们的机密。我们绝不能再冒险了。这次，你绝不能出丝毫差错！”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瓦格纳上校不是在开玩笑。
“到了牙买加，有古巴军方联络处的人安排你出发。后面所有的事情就靠你自己了，我这里没有其他具体的指示了。”上校接着说，“下午就去作准备。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的话，你带回的情报将是我们整个战略部署的依据，否则我们将无所适从。这项使命就全权由你负责，你重任在肩，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出发，祝你好运！”
瓦格纳上校紧握着我的手，又再三叮嘱道：“一定要把信亲手交给加西亚！”
回到驻地，我详细地思考着这次任务所需准备的各项工作，仔细打点着行装。在我接受的任务之中，这次任务无疑是最重大的。沉重的使命感让我不敢有丝毫大意，我一遍遍整理着随身携带物，哪怕是一枚纽扣我也力图不带上美国的印记。尽管我有足够的信心完成任务，但此时心中仍旧有些忐忑不安。显然，我的责任重大，尽管美西战争还没有爆发，就算我到了牙买加也有可能还没有爆发。但西班牙的情报机构早就盯上了美国，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旦我的身份暴露了，或者西班牙人知道了我的行动目的，很有可能会促使西班牙对美宣战，而使美国处于被动地位。如果现在两国就已经宣战了，我的担心反倒不会这样严重。不过，尽管那样的话也不会减少我所面临的危险。
我知道，军人的生命属于他的祖国，但他的荣誉掌握在自己手中，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我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指示，除了要求我“把信送给加西亚”，并带回那些宝贵的情报。
我不知道秘书是否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案，现在军情急迫，十万火急，我已无暇顾及这些，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如何才能把信送给加西亚？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零一分，我开始了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历程。
在牙买加
安德鲁·罗文
我乘坐的那班火车午夜零点零一分离开华盛顿，我不禁想起了那个说星期五不宜出门的古老迷信。虽然火车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六了，但是我出发的时候是星期五。我猜想，这可能是命运安排我星期五出发吧。但是，当我的大脑开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就忘了这件事，而且直到后来也没有再想起过。到现在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艾迪罗德克号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行程中我尽量和其他乘客保持距离，唯独后来认识了一位电机工程师，我们一路为伴。他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总是和其他乘客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不告诉他们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有几个幽默的人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带有一些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把我当作战犯处理。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还挂着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另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看到船尾绕过海角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9点，我踏上了牙买加的土地，四处设法找到了古巴军人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我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他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我立即行动起来，烧掉了电文，销毁了一切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准备完成我的最后使命。我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可能随时都会遇到危险，随时都会送掉性命，然而军人的职责让我没有丝毫的气馁。最后的行动方案仍旧没有确定下来，未来的变数仍然很多，我来到古巴军方联络处，准备与拉伊再一次商量行动的路线。当我来到联络处时，古巴的一些流亡人员正在等着我，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我之前见过的，他们也许不是联络处的人。正当我思考究竟该如何行动之时，一辆马车飞驰而至，车夫用西班牙语大声叫道：“快！快走！”紧接着，不容分说，我被那些陌生的面孔连拉带扯地带上了车。我最为惊险、最为奇特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马车夫沉默着。马车飞奔着，飞过了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飞向了城郊、农村。它好像知道我要给加西亚将军送信，而它的任务就是尽快走完这段路程。马车驶进热带雨林，然后穿过沼泽，又驶上公路，终于停在了一片丛林边上。我被换到另一辆早就等在这里的马车上。
我感到很奇怪，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似的，没有一句废话，甚至连一秒钟都没耽搁。我又踏上了征程。
第二位车夫和第一个一样默不作声，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满脸专注地坐在车驾上，任凭马车飞奔。我们经过了一个西班牙城镇，沿着克伯利河谷进入岛的中央，那里有条路直通加勒比海圣安湾碧蓝的水域。
车夫仍然沉默不语。虽然沿途我三番五次试图和他搭话，但他似乎听不懂我说的话，甚至连我做的手势也看不懂。马车在大道上一个劲儿地飞奔。地势越升越高，空气就越凉，清爽异常。太阳落山时，我们到达了一个车站。
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乌木从河道的斜坡上朝我滚下来呢？难道西班牙当局料想到我会来这儿，提前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安插了牙买加官员？这种情景让我有些紧张，但当一位年老的黑人慢慢走到我的马车前，推开车门向我推销他的炸鸡时，我才放下心来。当地人说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个别的字句。但我知道，古巴人将非常感激那些全力帮助他们获得独立的外国人。
我的车夫非常沉着地站在一旁，他既不对黑人手中可口的炸鸡感兴趣，也不对别人的谈话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坐的那辆马车又换了两匹马，驾马车的人用力挥鞭，两匹马拉起马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向那位老人道谢，只好坐在马车上向他喊道：“再见，大叔！”一路上，虽然我对自己职责的严峻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赶路要紧，但是我还是不禁要慨叹，这里夜晚的景色和白天的一样迷人，真是各有千秋：白天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夜晚萤虫飞舞，星星点点，仿佛进入了仙境一般。但是我还是很快从美景中清醒过来，思绪又回到我肩负的责任上。
马车飞奔，就在马的体力渐渐不支的时候，丛林中突然传出一声哨响，马车停了下来。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仿佛从地下钻出来似的一下子包围了我们。我倒不怕在英国地盘上被西班牙军人拦截，只是事情突如其来，着实让我紧张了一下，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行为破坏了牙买加的中立性，肯定不允许我继续前行。还好，只是虚惊一场，他们说了几句话就让我们走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一座房屋门前停了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屋子只显示出它的轮廓。等待我们的是一顿丰盛的晚餐，游击队的人都坚信人应该无所顾忌地吃好东西。他们首先给我的是一杯牙买加朗姆酒。虽然我们已经大约行走了九个小时，七十多英里，换了两班人马，但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疲倦，只觉得喝下这杯朗姆酒是那么令人愉快。
接下来就是相互介绍。从隔壁屋子进来一位又高又壮、看起来十分果断的人，他留着长长的胡子，有一只手少了一个拇指，这是一个在紧急关头可以依赖、任何时候都可以信任的人。他诚实、可靠的眼神显示出他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他从墨西哥来到古巴，由于对西班牙旧制度提出质疑，被砍掉一个指头流放至此。他名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负责给我做向导，直到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手里为止。另外，他们还雇请当地人将我送出牙买加，这些人再向前走7英里就算完成任务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助手”。
休息一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行。才走了离那座房子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又有人吹口哨，我们只好停下来，下了车，悄悄地走过一英里的荆棘之路，走进一个长满可可树的小果园。这里离海湾已经很近了。
离海湾50码的地方停着一艘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船里闪出一丝亮光。我猜想这一定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到达的，不可能被其他人发现。格瓦西奥显然对船只的警觉很满意，做了回应。
接着我和军人联络处派来的人匆匆告别，至此，我完成了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路程。
海上惊魂
安德鲁·罗文
当我们蹚着水，上了小船后，发现船舱里堆满了货物。格瓦西奥掌舵，我和另一个人摇橹。我跟格瓦西奥说，希望能够尽快走完余下的3英里，以免再遇到什么麻烦。他却告诉我，这里风力不够，快不起来。
毫不隐瞒地讲，在我们扬帆出海后，我心里的确有过十分焦虑的时刻。要知道，在离牙买加海岸3英里以内的地方，如果我被敌人捉住，不仅无法完成任务，而且生命会危在旦夕。我的朋友只有这些船员和浩瀚的加勒比海。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海岬，正赶上微风，险象环生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开始了。
说实话，此时不能有丝毫的麻烦。在这里，我孤立无援，唯一的朋友就是这两位船员和加勒比海。
向北100英里便是古巴海岸，荷枪实弹的西班牙轻型军舰经常在此出没。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舰上装有小口径的火炮和机枪，船员们都配备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多了，这一点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如果我们与敌人相遇，后果肯定不堪设想，他们只需随便拿起一件武器，就会送我们“回老家”的。
然而，无论碰到千难万险，我都必须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必须找到加西亚，并把情报传递给他。我们的行动计划，就是把船停在距离古巴海岸3英里之外的海上，等到太阳落山，天色暗下来之后，再挂起船帆或靠划桨，快速驶到岸边的珊瑚礁后面，一直在那儿躲到天亮。如果我们被抓住，因为我们身上没有带什么文件，敌人可能都懒得审讯我们，而直接把我们扔进大海里。载有鹅卵石的船离岸越来越近，不时漂过的死尸，让我们这些目击者感受到现实的残酷。
白天的时候，海面空气新鲜宜人。我正想休息一会，突然听到格瓦西奥的一声大喊，我们全部站了起来。原来西班牙的军舰正从几英里外的地方直冲我们驶来，同时下令我们停航。
我们都躲了起来。只有格瓦西奥若无其事地待在甲板上，他让船只行进的方向与牙买加海岸保持水平。
“这样，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渔夫，也就放我过去了。”格瓦西奥冷静地分析。
正如他所料，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年轻的舰长用西班牙语喊道：“钓着鱼没有？”我的这位向导也用西班牙语回答道：“没有，忙了一个早上，鱼就是不上钩！”敌舰离开后，格瓦西奥让我们重新升起船帆，转过身来对我说：“这位先生想睡觉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好好睡了。看来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放下心来躺在船舱里，一夜的紧张实在让我太疲劳了。一放松下来，睡意浓浓地把我淹没。我沉沉地睡了一个好觉。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天晴海阔，眼前海水湛蓝，山海之间，风景无限，但此时的我无心欣赏这山水之美。我时时提醒着自己，距离登陆时间越来越近了，无法预料的危险随时都会出现在眼前。
金色的夕阳洒落在远处的拉格斯特山上，绿色苍郁的大山，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金辉。这是最令我感动，也是最令我记忆深刻的美景了。
但是，我的感叹并没能持续太久。格瓦西奥开始下令收帆，我深感迷惑。他回答道：“我们现在比我原先想象的近多了，不论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我们都在驱逐舰的战区里，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海上的优势，坚持到底。再往前走，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是毫无必要的。”
我们急忙检查武器，我只带了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于是他们发给我一支来复枪。船上的人，包括我的助手都有这种武器。水手们护卫着桅杆，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武器。这次任务中最为严峻的时刻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程是有惊无险。危急关头就要来临，被逮捕意味着死亡，给加西亚送信的使命也将功亏一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