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隐居草庐，不甘寂寞，频繁参加社会活动，评论时政，著书立说，构想大同世界和未来中国
阎锡山辞职后的第二天，就由台北市繁华的中山北路移住到了比较僻静的丽水街8号，致力著述。
卸任前夕，阎锡山曾打算去日本或美国定居，因为在台湾他已无什么可以留恋的了。政事已无可干，家事亦已安排妥当。阎锡山与如夫人徐兰森共生有五子，除长子志恭、三子志信早夭、次子志宽抗战期间病死于成都，如夫人也于1948年2月病故外，1948年后半年，他已将其继母陈秀卿，原配夫人徐竹青、四子志敏与其妻裴彬、五子志惠、二儿媳赵秀锦，以及几个堂弟夫妇等，送至上海，后又转到台湾，在台北设立公馆。不久，徐竹青、四子去了美国，继母则于1949年5月29日在台北病逝，阎锡山在台湾也无几个至亲可以牵挂。但是，他出国居住的请求却未被蒋介石批准，他也就只好留在台湾了。
在丽水街8号住了不到5个月，阎锡山仍嫌嘈杂，遂于8月中旬迁往阳明山之公馆里81号菁山草庐。菁山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得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山下的公路。阎锡山在金山山楚一废弃之种茶地里着人略加开辟，先是搭建了几间草庐，后为避免炎热和台风侵袭，又采用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用砖、木、水泥碹了几孔窑洞。这种建筑既防潮湿，防地震，便于通风，又冬暖夏凉，很适宜长期生活于中国北方的阎锡山居住。阎锡山认为“人性为土地，既非善也非恶，种什么长什么，使人性长成仁义，乃为种能与种能律问题，须有善种子，亦须有善农夫”（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阎伯川先生纪念集》第124页），因此为他的这所居处，起了个“种能洞”的名字，似乎他这个好农夫，要在这个洞里，以他的好种子来“种能”，和发挥“种能律”的作用，以教化人性致善，格致万事万物。他在这里一住10年，直至1960年去世。
阎锡山虽说隐居菁山后，专事著述，但并非“闭门不出”，而是继续参加了一系列社会活动，或是出席各种会议，或是接见中外记者，或是对岛内外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评论。这一方面是因为阎锡山卸任后，还继续担任了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另一方面是由于阎锡山步入政坛后，曾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几个朝代的世事变化，见多识广，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也曾几度叱诧风云，颇有名声，特别是太原战役中又获得过“守城名将”的美誉，组织内阁后被称为“激流中的勇夫”，所以，他仍未被人们遗忘，依旧有人邀请他，造访他，而不甘寂寞的阎锡山也就乐此不疲了。
阎锡山曾多次接受邀宴或参加由蒋召集的中央评议委员会会议、资政及国策顾问会议、 国民党中央党部直属小组会议等重要会议。对于中外记者的采访更是来者不拒，有问必答。他曾先后接见过台湾《大华晚报》、《台湾电视台》、《香港时报》，日本的《每日新闻》、《共同通讯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社》、《日本新闻社》，美国的《纽约时报》、《生活杂志》等报刊社记者的采访，以及意大利、德国等国的新闻记者。并且还受邀为台湾的《民主中国》月刊、《国防丛刊》、《民力月刊》，香港的《天文台报》、《香港时报》，日本的《太阳杂志社》，东京《大同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刊物撰写了 不少政论性文章。同时，阎锡山还接受各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的邀请，前往发表演说和讲话。特别是他卸任后的前三年中，几乎每月都有单位邀阎去发表讲话。如1952年1月12日至17日，在此期间，每天至少应邀出去演说3次。仅14日这一天，从上午9时到下午8时，阎锡山就出席了市政动员会、孙中山纪念会、台中市教育界第二次座谈会、国民党大会代表台中联谊会，并对装甲兵学校、空军驻台各单位人员讲话，还参加了台湾总统府资政孔德成的宴会。一日之内，光顾了8个场合。
此外，阎锡山在其寓所，不断接见了一些华侨回国观光团，天主教主教、副主教，日本贸易、株式会社、洋行的代表，美国人士、台湾岛内的国民大会代表、学界知名人士等。来此的台湾政界要人极其稀少。这是因为一些与阎锡山有过交往的人，以为逊位的阎老头再帮不上他们什么忙，故不愿前往探视，再就是阎锡山过去与蒋介石及其他一些派系争斗过，他组阁后，把住国防部长一职不给白崇禧，并且，在不少问题上不能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官场谨慎人士不愿担嫌与他往来。因此，此后10年，只有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来看过他两三次，陈诚任行政院长后来过一次。陈纳德和夫人陈香梅也来看望过一次，倒是阎锡山的旧部徐永昌、贾景德等人不忘旧情，常来拜访，促膝谈心。
阎锡山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演说都是有所准备，有的放矢，而非空发议论，老生常谈。
在蒋介石的邀宴及其召开的会议上，阎锡山所讲，主要是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如1953年2月，在蒋介石宴请中央评议委员席上，他就发表了题为《论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反共决策》的讲话。3月10日，在蒋介石宴请各党人士及社会贤达席上，他讲了《马林科夫继承斯大林后苏联的政策》。4月10日，在评议委员会上作了《对马林科夫发动和平的看法》的讲话。1956年4月19日，在蒋介石举办的宴席上，讲了《两大集团的演变》。此外，阎锡山对于巩固台湾，收复大陆，也予以了极大关注。1956年7月17日，他向蒋介石面陈《展开政治进攻奠定军事收复基础之意见》，次日，又把“意见”书面搞呈送给蒋。1959年2月15日，阎锡山受蒋约请完成对中国国民党理论之研究，约5000字，并呈蒋介石。文中主要讲述人民直接行使民权与节制资本的功效及其实现办法。阎说：“山已老矣，为党服务，力已不逮，前受钧座努力理论之命，终欲有以报答也”（《阎锡山年谱》（六），第2536页）。
在其他一些场合的讲话、演说，则主要集中于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如何反攻大陆。如1951年1月23日，应中国国民党设计委员会讲《土地改革问题》时。阎就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之一是没有解决好土地问题，强调一定要解决生产关系上的劳享问题。9月1日，应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邀请，讲《我在剿匪战役中的失败的经验》。之后，又在其他场合讲《剿匪作战的经验》、《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等。国民党既然在大陆惨败，退居台湾，那么，又当如何收复大陆呢？对此，阎锡山自有想法。他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党部、革命实践研究院、台北市第三区党部基层干部讲席会、国防部总政治部、台湾省林务局、联合勤务总司令军训训练班、国防部台中参议座谈会等场合，就先后作了《怎样收复大陆》、《关于收复大陆及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收复大陆准备的条件》、《怎样造成足够的反共力量》、《反共的理论及对时局的观察》、《反共复国的前途》等讲演。他认为，要收复大陆，就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选训干部、放政治于民间几项办法。强调主义的收复是收复民心，政治的收复是恢复民信，军事的收复是展开民众战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诸如《共产党的错误》、《共产党为何必败》等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内容，以及《中国文化的真谛》、《人的责任》、《中国政治的瘤根在哪里》等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问题的讲演。
阎锡山除了这些社会活动外，他山居10年的时间里，其主要经历还是著书立说。至去世前，共撰写了3000多万字的文章，平均每年著述30万字，共出版著作近20部。
卸任前的阎锡山曾对人说过：“我有个宿怨，是想把我与共产党人的谈话及对他们的判断供给社会”，“贡献给世界”，以“加强反共的空气与力量”（《阎锡山年谱》（六），第2434页）。一直反对共产主义并与共产党斗了大半生的阎锡山，对于他及其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失败，自然是耿耿于怀，于心不甘的。因此，虽然他垂垂老矣，反共复国已“力不能逮”，但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进行口诛笔伐倒还是能够多少地加强一些“反共的空气与力量”的。为此，阎锡山不仅在各种场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进行种种攻击，并将其对国民党恢复大陆的希望寄托于一些论著之中，如《怎样胜过敌人》、《恢复大陆与土地问题》等，但就其内容而言，大多是他过去在大陆时和到台湾后常谈的老调。此外，他通过对中国传统与社会问题的研究，还撰写了《中国文化的真谛》、《中国政治文化与人生》、《孔子是什么家》、《我对孔子的认识》等著述。在这些著述中，阎锡山不仅把他的“中的哲学”思想贯彻其中，说中国文化的真谛是“中”，它是理欲统一、心物一体的文化，是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过不不及三交十字的共同点。而且认为中国的衰弱，并非由于儒家教人在自己本身上用功，向内而不向外，勤于人事，忽于物理所致，而是因为中国自以为大而无敌，政治上实行的又是父传子的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结果。在人生的问题上，他说，人生的目的是爱己、成己、化己，人生的任务是爱物、成物、化物。化物而尽其性，是人之责任，若重物而轻心，就会导致心物分离，心不能正物用，物不能表心效，结果就会以心遂物，物长人欲，人欲横流，理性不展，致人多邪心，群多私谋。医救之道，端在启发人心上之慈惠之德性，树立世界上主张公道之力量，使人皆互亲，仇恨不结，国皆相让，争夺不兴，人与人间，国与国间，得到正常关系，进于大同世界，登人类于安和。对于孔子，阎锡山一直十分崇拜，他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释易象，作春秋，以集中国人道之大成”，“孔子是个仁学、仁教、仁政家，为宇宙万事立极，为人道万物立中，孔子是个无时间、无空间的圣人，宇宙间再无超过孔子的圣人”。
在这些著述中，比较而言，阎锡山在《大同之路》、《大同世界》和《三百年的中国》这三部书中花费的精力最多，也是最能反映阎锡山晚年思想的大部头理论著作。仅《大同世界》与《三百年的中国》两书，就共计118万字，（前者50万字，后者68万字）。
阎锡山为何要花如此大的心血撰写这几部书？对于《大同世界》，他在《我写此书的动机、心怀、目的、希求、企盼、原则与所本的人情事理》代序中，说是“欲变世界的毁灭为安和”。因为在他看来，今日安和世界的唯一凭依，是物质原子弹，但物质原子弹仅能消除战争的力量，不能消灭战争的因素。“欲消灭战争的因素，须有一颗政治原子弹”。这就是“大同主义”。由于大同主义可去除人与人、国与国间一切的矛盾，这样便可消除了战争的因素。而用物质原子弹，即使能得到暂时的安和，也是在毁灭大半人类之后。大同主义政治原子弹，“不只不毁灭人类，且可为人类建立永久的安和与幸福”。至于阎锡山何以要写《三百年的中国》一书，他在《我写此书的动机》中说：“古人的冤苦今又重演，则较古人为甚。今人的冤苦后人重演，恐较今人尤甚。我写《三百年的中国》，是为古人鸣冤诉苦，为今人除冤去苦，为后人防冤消苦”。他对写作两书的目的虽然说法不同，但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即都是为今人后世着想的，只不过前者是立足世界，后者是面向中国的。因此《大同世界》从1952年开始动手写作，1956年夏完成初稿后，阎锡山没有即时付梓，而是想等在此时才开始构想的《三百年的中国》写出后（1960年初完稿），一并付梓面世。不幸的是，《三百年的中国》刚刚脱稿不久，阎锡山即去世，两部书稿的整理修改工作，只好由后人来做了。
从阎锡山对自己撰写的《大同世界》与《三百年的中国》的目的的表白上来看，并无什么可多指责之处。即使他在这两书中所“希求”、“企盼”的一些东西，诸如在《大同之路》中所说的什么“大是世界，同是一致，大同就是世界一致”，“去国与国的矛盾使之大，去人与人的矛盾使之同”，“使国与国关系上得到安和，人与人生活上得到互助，共享大同的幸福”，“大同的景象，不是单纯的求政治上得到真正民主，尤其身份上去阶级的不平，在生产上去剥削的不平，国际上去国与国的不平”，“无种族贫富智愚之别，视人皆为同胞；一切制度，皆公平合理 ，一切施为，皆成已而成人”（阎锡山：《大同之路》第12—15页），在《大同世界》中所谓的：大同主义必须达到三个目的，即“优裕人的生活”，“美善人的关系”，“正确人的归宿”等等。在《三百年的中国》中，说什么“建设的目的是建设长久继续不断的富强文明大同的新中国”，“自强是立国的根本，交国是立国的方策。交国的根本是方策，是作世界各国的盟友，不作世界各国的损友，以正义人道，为交国的依据。以大国文明国的风度，持谦信和睦的态度，交以道，接以礼，厚望而薄来，嘉善而矜不能，敬大国而尊小国，扶弱国助贫国”等说法，以及他对仁政、人道、自由、博爱，甚至对“中庸”的一些解释，也并无不对，在字里行间，似乎阎锡山充满了对世界和人类的关爱，对中国未来三百年美好前景的企盼。
但是，只要结合他在撰写这两部书时世界形势和中国当时的实际，就不难发现，阎锡山致力写作这两部书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发展壮大，成了可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强大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马上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形成，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向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阎锡山，自然是极不情愿看到这个现实的。因为这个现实实际上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胜利，这不能不使阎锡山深感恐惧和不安，但这个现实又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对此，阎锡山既感到无可奈何，却又于心不甘。他也清楚，仅用一些粗俗的咒骂诋毁是无济于事的，不如另僻溪径，把他在二三十年代就酝酿并宣扬的大同主义、公道主义、中的哲学等等，加以系统化、理论化，编撰成书，奉于世人，让人们知道，只有他的这些主义才是“真理”，才能救世界，也才能使未来的三百年的中国变得富强文明起来。因此，可以说，阎锡山写这两部书的真正目的，是要用他的主义来消弭甚至取代共产主义，用他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改变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