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战俘们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将这些不幸者的尸体入土掩埋。但是，雨季很快来临了，倾盆大雨劈头而降，尸体又从填埋不深的墓坑里给冲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守这个监禁地的日本人，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他们之所以建立“奥唐奈营”，只是为了将关押在此地的“健壮”战俘，转运到日本本土和满洲（Manchuria）[16]作劳工。那些身体羸弱者、伤病缠身者，都被送往数英里外丛林中另外的“营地”，如臭名昭著的“甲万那端营”（Camp Cabanatuan），这些战俘在那里等待死亡，或者被“释放”。
理查德·戈登，美国陆军中士
“奥唐奈营”战俘营
菲律宾，吕宋岛
1942年5月
投降次日，黎明微光初露时，日本人大声喊叫着命令我们起床，随后驱赶我们踏上向北方的行军路程，每次大约300人组成一队。每个人都得自己照顾自己。一名负伤的中校已经不能站立，日本人将他放在担架上，要求有人志愿抬着他走。我是四名抬担架者之一，我们整天都抬着中校跋涉。因为天热和体力消耗过多，我们不断请求帮助。但是，人们都躲着我们，谁也不肯伸出援手。夜晚，我们把那人放下后就四下溜走了，因为我们明白，如果第二天还要继续干这个活，我们的体能将无法支撑如此长途的行军。
我们认为，日本人不会允许诸多部队单位在一起行进，因为在控制方面，战俘的建制单位如果保持集中，则要比管理零散的战俘小队要困难得多。坦率地说，日本人不会允许那样的事发生，他们恰恰是要打破我们军队单位的建制。
第一天，一个有300人的松散人群走在前面，而第二天，则是另外一群人打头阵。我们想知道日本人将会如何对待我们。以前，在马尼拉的电影院里，几乎每天晚上播放的新闻片都在重现他们在中国所作所为的一幕。我们从银幕上看到日本人对中国妇女和士兵所干的一切——强奸、斩首、射杀——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的。但是，我们又天真幼稚地以为，他们不会这样对待美国人，不会将这些残忍方式用到我们身上。然而，我们错了。
当埃德·金将军试图与日本人商量，使用我方车辆将我们运出巴丹半岛区域时，他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
日本人根本不给我们提供食物。在某些队列中，有些人可以得到少许米饭，但这样的情形我是没有碰到过。他们不允许我们离开行列去找水喝。即便是让我们停下来找水，那也是距离很远的地方。所以，当有些战俘离开队伍，跑向道路的另一边去找水喝的时候，日本士兵就大声喝叫着将他们驱赶回到队列中——如果他们不能及时入列，日本人就朝他们开枪。
就我而言，我尚且还在可以在煎熬中半死不活地挣扎，是因为我设法保存了一些饮水。我还有一个军用水壶，我每次只是往嘴里送一小点水含着，在口腔里打转，差不多是一滴一滴咽到嗓子里湿润喉咙，然后再将唾液吐回水壶里。我一点也不顾“艾米莉·波斯特礼仪”（Emily Post etiquette）的举止规矩了，[17]这是一种有效保存所需饮水的办法。
可是，大多数越洋而来的人没有经过训练，不能适应菲律宾的热带气候。菲律宾暴烈的阳光，释放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炎热，尤其是正午的直射日照，几乎能够使大地生烟。每天中午时分，日本人便会要我们停下来，而每次停止行军，他们就展开一番敲诈勒索般的彻底搜查。投降之前，我们全体人员都得到过警告，要求身上不要保留任何日本人的东西。我们甚至被告知，连日本人扔在巴丹的传单都不要保存。但是，许多人手里还都留有些钱币，那是在战斗中从被击毙日本兵身上拿到的。我手里还有一本日本兵的日记，投降之前我将它赶紧丢弃了。如果日本人从你身上发现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你就死定了。
每次停止行军，日本人就让我们待在一片无遮无掩、四周寸叶不生的开阔地，还不许带帽子，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吃午餐。他们是故意这样折磨我们。阳光的直射让我们进入一种昏昏欲睡、恍惚呆滞的状态，想找个避开酷晒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根本就是无处躲藏。
我看见，一名年轻的美国士兵中暑虚脱了，颓然倒在滚烫的地面上。正在此时，一辆从北面开来的日本坦克驶至他倒下的地方，故意从他身体上碾了过去。跟在这辆坦克后面的其他坦克也忽然调转方向，如法炮制般地接二连三从这名美国士兵的身上碾过。
一名走在我们队列前方的菲律宾士兵，在我们的队伍经过时被迫跪在路边。当时，我亲眼看到一名日本兵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还看见，一名日本兵用步枪的枪托狠狠殴打一位菲律宾妇女，原因是她试图将手里的食物递给一名战俘。
我们就在这样的境遇下走了八天。日本人知道，我们由于严重缺吃少喝，但他们就是不让我们得到食物和饮水。
到第八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一个巨大的金属材料搭建的仓库，那里原先存放有数千袋大米。但是当我们抵达的时候，仓库已经空空如也。日本人把我们驱赶进库房内，数千名战俘人挨着人，身体紧贴缩成一团站立着，那场景就如同上班高峰期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
当我们全体都被塞进仓库后，他们便关门闭窗。仓库处在阳光暴晒下，因为不通风导致的闷热，还有人群过于密集而互相之间的挤压，一些人没能活过那个晚上。幸存的人也开始衰弱下去，恶劣的生存环境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早晨，当日本人打开库房门，放我们这些几乎被挤压成照片的人出来时，我们身后留下了一大堆已经死去的同伴。日本人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一个大坑里，再倒进汽油点火焚烧。
我们再度开始踏上行军的路途，向一个叫圣费尔南多的小城出发，在那里，日本人准备的“闷罐车”正在等待我们。他们连推带搡，尽可能多地将我们塞挤进货车车厢。我们成团挤站在车厢里，一点挪动的余地都没有。每隔一会儿便有人停止呼吸，但由于我们太过紧密，以至于那些死者依然保持着生前的站姿。当我们熬过火车的行程，终于走出“闷罐车”时，发现每个车厢里都有人死去。如同他们前面所干的那样，日本人再次将尸体堆成一堆，然后点火焚烧。
如果早知道，我们在未来的八天中会遭受如此残忍的虐待，我想，我们肯定会进行一次大规模集体逃亡的尝试，不管这要冒多大的风险。但是，在漫长的行军过程中，日本人不停地对我们说：“只要一踏上公路，我们就会停止行军，解决食物和饮水问题。”当然，这番话就如同在你面前晃来晃去、引诱你上钩的诱饵，除了反复糊弄我们之外，从未成为现实。
我们被押解行军至一个名叫“奥唐奈营”的地方，这里成为我们的第一个战俘营。我们被迫在太阳底下站着，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或更久，战俘营的指挥官才姗姗出现。他向我们做了一个全面的说明，总共罗列出10种情况，警告我们如果试图逃跑，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被搜身检查，如果日本人发现了任何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物品的所有者就面临被当场处决的命运。
“奥唐奈营”条件之恶劣令人难以形容。分配给我们的是几间简陋的房舍，只有一条水管供我们这3000人使用。在那个战俘营，大批的人都面临断水的困境，许多伤病缠身的人，根本不能承受为了喝上一口水而排数小时队的体力消耗。
我们原本以为，进入“奥唐奈营”之后，我们的生存状态会有某些改善，但是结果却发现，我们是掉进了令人难熬的“加尔各答黑牢”（Black Hole of Calcutta）。
小尔夫·罗德里格斯，美国陆军下士
“奥唐奈营”战俘营
菲律宾，吕宋岛
1942年5月
投降前夕，我将两瓶复方樟脑酊止痛剂和一大瓶碘酒塞进我的药箱。这两样东西在后来的“死亡行军”途中我都用到了。我把碘酒稀释，将止痛药分发给大家，因为如果你得了痢疾腹泻，它能够减轻病痛。药箱里还有些酒精，可以处理你的小伤口。
日本人让我们一个靠着一个站在那里。大多数人都两三天没有进食了，有的人空腹时间还要更长。在华氏100度酷暑环境下，你根本走不了多远的距离，何况还是处于饥渴交加、心力交瘁的状态。大概是因为缺氧，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昏倒了。第一个晚上，在我们之前到达的一些人填满了整个机场。后来入夜了，我盯着那些人看，他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已经不能动弹了，还有拖着病体躺在地上的人在请求帮助。战俘人群里有军医，立刻上前去照看那些呼救者，但是刚一开始救治，就有“东洋佬”端着刺刀冲过来。
日本兵用步枪枪托猛砸一名战俘的面部，他的牙齿都被打碎了，鼻子也破了，满脸是血。我看见这个日本兵逮到一个战俘，他将一只水果藏在了身后，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他，随后这个日本人还在死者身上擦拭他的刺刀。
一次，日本人驱赶我们跑步——故意折磨我们就是他们的目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让我们停下，当时大约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在大路旁边就地而卧。我找不到一块舒服点的地方，因为看起来地下全是坚硬的石头。但是我意外发现，这堆“石头”其实是萝卜。我们所有人便都吃起了萝卜。我把上面的灰土弹掉，然后大口啃起了我的那一份。
安德鲁·米勒，美国陆军二等兵
“奥唐奈营”战俘营
菲律宾，吕宋岛
1942年6月
科雷吉多尔投降之后，日本人将我们用船运送到马尼拉湾对面一个名叫麦克拉林的小城镇，那地方正好位于我们开始作战的基地尼科尔斯机场的外面。
在这之后，日本人迫使我们开始行军，战俘们在押解下要走完杜威大道（Dewey Boulevard）的全程，前往比利比汤监狱——其性质等同于美国的亚特兰大或莱文沃斯联邦监狱。[18]他们如同放牧般将我们所有人驱赶到那里。接下来两天，日本人开始把我们分批带出去，每次1500人，强迫我们登上火车，将我们运到一座准备夜间露宿的小市镇。最初的四个小队，每队有1500人，其中三个抵达甲万那端，我们已经有6000人被运抵那里。
1942年6月的最初四天，多数人都被从“奥唐奈营”转移走了。有许多人就死在了这个战俘关押地。
约翰·库克，美国陆军二等兵
“奥唐奈营”战俘营
菲律宾，吕宋岛
1942年6月
当我们抵达“奥唐奈营”的时候，那地方大约一天要死掉200人至250人。菲律宾人和美国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将两具尸体放在一副担架上，抬到埋葬的地方，堆放在一个敞开大口的深坑里。
我进入“奥唐奈营”时，大多数人都已传染上了疟疾和脚气病。还有患上白喉、痢疾、伤寒等各种病症的人。许多人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瘦得皮包骨。
一天早晨，轮到我在伙食团值班，和我一起准备早饭的是个名叫克拉克的小伙子，我们正在搅动一个米罐。我们是在“零号病房”（Zero Ward）[19]干活。被送到“零号病房”就意味着等死。那时，在我们骨瘦如柴的战友们中，大约有12人被安置到“零号病房”。天逐渐亮了起来，那些可怜的小伙子，拿着脏兮兮的餐具，在等候分发定量配额的早餐。就在要开饭的时候，我冲我的同伴喊道：“克拉克，过来。”然后，我用手指了指那个正在火上烧煮的罐子，里面烹饪的早餐中居然有一只老鼠。“克拉克，这东西我们可不能吃了，我们该这么办呀？”
克拉克说：“到炉子后面去，我把窗户关上，你在那边拍打罐子，把老鼠弄出来就是了，反正他们也看不见。”
我就按克拉克说的那样做了，把那只让人恶心的老鼠弄了出来，丢在一边，结果，有十几个家伙看到了我的举动，他们没有一个人放过那只老鼠。这些人立刻对老鼠“群起而攻之”，吃得连一点渣子都没剩下。
菲律宾群岛
1942年8月
在科雷吉多尔岛陷落数周后，菲律宾老百姓——其中许多人都有亲戚被关押在日本战俘营中——开始向外界传递一些关于“巴丹死亡行军”中所发生的事，以及集中营内部的恶劣环境。藏匿在丛林覆盖的火山岩山脉中的美国和菲律宾人游击队，将这些消息上报给美菲联军情报官员。菲律宾地下组织通过夹带偷运等方式，将少量的药品和一些供应品送入集中营。
克莱尔·菲利普斯是美国陆军中士约翰·菲利普斯的新婚妻子，巴丹投降时，约翰·菲利普斯被送往甲万那端，后来死在了那里。在日本占领下的马尼拉，克莱尔·菲利普斯暗自下定决心，要为丈夫的死复仇。于是，克莱尔同一个菲律宾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后者为她伪造了一套意大利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由于罗马和东京是同盟者，这套假证件将有助于消除日本人对这位迷人的年轻女性的怀疑。
克莱尔，现在使用的名字是多萝西·富恩特斯，开办了一间夜总会，专门招待日本军官娱乐消遣。
克莱尔——现在或许可以称多萝西——给她的夜总会起了个日文名字：椿本俱乐部（Club Tsubaki），1942年10月，椿本俱乐部开张营业。在日语里，“Tsubaki”的意思是“山茶花”，因为山茶花看起来像玫瑰，所以，这个俱乐部的名字还有一层意思，即“装假”。一些漂亮的菲律宾女子被招聘到椿本俱乐部，她们从那些频繁光顾夜总会的日本军官身上，套出了不少情报。日本人给多萝西女士起了个绰号，叫“大钱包”，因为这位女老板有一个习惯，经常把客人赏的小费藏在乳罩里，而在这些“小费”中，其实就有不少是秘密消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一批批由菲律宾抵抗组织偷偷运进集中营的奎宁和其他药品，就是多萝西女士用他们消费的金钱购买的。
在克莱尔的间谍网中有一位关键成员，他就是极为受人尊敬的随军牧师、美国陆军少校罗伯特·泰勒。有件事差点让他们二人断送了性命——克莱尔曾经送给泰勒牧师一本《圣经》，但是却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克莱尔。
在一次例行检查时，一名监狱看守在牧师的私人物品中发现了这本《圣经》。没过几天，日本军事情报机关便拘捕了克莱尔。虽然日本人对克莱尔和泰勒牧师严刑拷打，但他们谁都没有暴露对方的身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他们最终得以生还。
克莱尔·菲利普斯、罗伯特·泰勒牧师以及数百名其他抵抗者——主要是菲律宾人——以无畏的勇气，向处于绝境中的数千名战俘伸出援助之手。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有关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依然鲜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