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岱
翟恒兴博士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终于将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此前他的师兄弟姐妹们的论文中有不少已纷纷出版。当他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时，让我有种欣慰与释然之感，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期待着这个消息。所以当电话中同时提出希望我为之写序，我似乎也只好破了不再写序的决定答应下来。他的这本著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比别人更清楚他那段求学生涯的艰辛困难。重新翻阅他的这部书稿，除了重新浮现出他们这拨学生上课时的认真和气氛之融洽的种种景象之外，最让我感慨的是他除了学习还要担负许多责任的奔忙。
我的早期学生中，有好几位带着妻子与孩子一起来杭州的。恒兴是其中的一个。一家人在一起固然能相互照顾，但经济负担当然相对也就更重。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扛过来的，但我清楚地看到，在他身上有种山东汉子不顾一切地玩命努力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精神。进校读博时，恒兴的基础并不算好，一度让我有些担心。每个学有所成的导师各有特点。我对学生的要求是以热爱读书为前提的广阅博览。这对于恒兴当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需要补充的东西似乎多了些，再加上养家的压力，留给他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太少了。但虽然如此，恒兴终于顺利地处理掉了所有这些障碍。他身上的“山东气质”或许发挥了作用。但更多的是他在这几年中，在精神面貌上有了根本的改变。因为我的身上同样流淌着山东人的血。
但我从来不是“地方主义”者，于我而言，与人相处只以好坏区分，没有家乡甚至血缘概念。我很清楚今天的山东文化早已成了什么。说来也怪，在我见到的许多所谓“老乡”中，有许多人总是让我想起一句老话：西瓜掉到油缸里，又圆又滑。好在恒兴的身上没有过多染上这种毛病。在他容易着急的性格中，有着为人坦率、性情耿直和热心助人等难得的优点。但认识到这些需要时间，为此他很容易让周边缺乏耐心的人产生种种误解。其实恒兴的身上始终有一种质朴和单纯，最可贵的是不畏困难。正是这些品质，帮助他很好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不仅修补了硕士阶段略欠的知识，而且通过几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将自己的人生境界和研究能力都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升级换代。
我招收的学生五花八门，性格相差很大，我对学生的外貌和长相尤其要求不高，但对他们的人品方面则要求必须“达标”，即有基本的“善根”。这使得他们往往都能形成一种良好的同门友情关系。在他们论文的选题方面，我通常强调能从自己的兴趣和基础出发来展示自主性，只有在他们自己拿不定主意时，我才会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两个题目，让他们自己做最终决定。恒兴的这篇论文便是这样确定的，那时国内学界对于这方面的课题尚未有太多注意，深入全面的研究更谈不上。在此意义上讲，恒兴的论文写作在那时有“填补国内空白”的优势。为此他也一度很兴奋。但过了不久便感到这个“填补”工作并非易事，首先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相关研究，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仅仅这样就会让人望而却步。但恒兴的“拼命三郎”精神也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设法与海登·怀特的研究者埃娃多曼斯科教授取得了联系，从她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材料。跨出这一步也让我放下了心，虽然在已经十分有限的时间内消化掉这些英文文献同样并不容易，何况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但我相信，恒兴凭着他的那种独具特色的玩命风格能够拿出一篇达标的论文。
在这篇篇幅不长的序言中，我之所以要花这些文字交待作者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不仅是想从一个侧面呈现作者的写作伦理和做人品德，也是想强调在这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的论文中，有一个宝贵的价值担保：严肃认真。这是做人文学术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品质。相比于当下大量以“研究”的名义，在花言巧语下掩饰着言之无物的“学术文章”，恒兴的这本著作至少有他自己的第一手文献收集阅读、研究心得和理论思考。这对于在学术之路上刚刚起步的年轻学者而言，是值得给予掌声鼓励的。从我对恒兴的认识，我相信只要他自己能够继续像读博时期那样，尽可能全身心投入到相关的人文思考和研究事业中去，努力不受或尽量少受周围那一切为了功名利禄而不择手段地“积极进取”的风气的影响，他是能够为这个社会作出一点贡献的。
诗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让人耳熟能详。但人们很少会进一步琢磨，这其实首先是对历史的肯定。我们能否由此而反过来说：历史比艺术更具有诗性呢？未必不能。再杰出的想象力都难以与真实的生活世界相比。没有历史的诗性，艺术家的诗性想象根本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当下聒噪于学界的关于“理论之后”的种种说法，存在着一个逻辑的反讽：以理论的话语“超越”理论的书写。事实上早在许多年前，我在给恒兴他们等一批博士生上课的课堂上就已经提出一个理念：批判理论主义、超越知识论、反对文化自恋情结。尽管在当时的氛围下，这个提法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但今天的事实已经验证了这些认识的前瞻性。问题直接地来自于诗学研究所赖以生存的教育界。
关于以诗学为代表的人文教育在高等学府中日益不景气早已不是新闻。老话重提的一个动因，是不久前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半个世纪之前，有14%的本科生主修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学，此外还有艺术、哲学、历史、古典学和宗教学），而如今这一比例降至7%。根据当下的社会趋势看，这个比例或许还会继续下降。尽管在这个“人人都说神仙好，就是财富忘不了”的功利主义的时代，我们不应该放弃人文学者的基本立场去随波逐流。但检查或者说反省一下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永远是必要的。重要的当然不是听课人数的减少，而是年轻一代普遍对此缺乏兴趣。在高校开设这样的课程并非出于学生本人的志愿，而是所谓的“人文通识教育”的需要。
或许有必要明确一点：以“诗学”统称的文艺学与美学的“研究与教学”并非一成不变的事物。事实上，它在不断“与时俱进”。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苏联为中心，到后来的以欧美为榜样，如此等等。但也许我们应该坚持：万变不离其宗。变化是必然的，问题是为何而变？怎样改变？这涉及两个问题：“内容”与“方法”。但事实上，比这远远更为重要的是“目的”。换言之，“教什么”与“怎么教”取决于“为何教”？我们到底想让学生通过这门课程得到什么？翻开眼下大同小异的教材，这门课程殊途同归，教的是“文艺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这很“正常”：诗学即文艺学或文艺理论。这样的教学传统中当然偶尔或不时会根据情况涉及某些“文本”（作品），但与古典与现代以及外国文学的“学科分工”不同，我们不“唯作品是从”。相反在“文艺学”领域里，作品必须接受“文艺理论”的修理。
所谓“理论”有几个显著特点。其一，普遍建立于两大前提上：统计数字和逻辑推理。所以任何“理论”之所以为理论都意味着一种“抽象性”。其二，每种理论有其自己的特色，因而必然有一种“排它性”。否则它就无法“自立门户”。其三，理论的“有效性”依赖于一种超越实践之上的“权威性”，不再是“理论来自实践”，而是“理论指导实践”。其四，由于这个缘故，“理论”虽说在“理论上”并不等同于“主义”，但实际上它只能就是“理论主义”。不是“主义”的理论在今天已不成为理论。其五，理论是一种工具，“理论主义”是一种“权威话语”。任何工具的发明都有其适用范围，但所有的“权威话语”不仅并不一定有用，经验证明往往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当下的“诗学”基本围绕形形色色的“理论”运行，被各种“主义”所控制。我们不再把艺术“经验”和文学“常识”当回事，我们热衷于追随新出炉的“尔”与“基”们的说法。比拼的是对理论时装界最新动态的了解。于是，文艺学便只能是学院里这个行业中人的谋生之器，对于渴望通过“谈论”文学艺术而懂得一些与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的东西的人们基本无用。这就是今天的聪明人纷纷远离这门曾经门庭若市的古老学科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想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用也无趣的“扯淡”上，他们不想让自己成为傻瓜。事实上，我们中的一些聪明人自己对这样的游戏早已并不觉得“有趣”。但身在这个行业之内又似乎别无出路。
那么我们是否到了这个时候：认真思考一下这样做下去有意思、有意义吗？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如今的中国人由于被认为这个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普遍感觉良好。因此，我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感与敏感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但我们居然会粗心地忘记，所有这些“理论主义”无一不是“西方进口”；如果有什么“文化侵略”之类的东西，那么它们恰恰正是最好的案例。有意思的是，我们对此熟视无睹。那么，通过上面的这些述说我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做个简单归纳：回归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经验和常识。这与“文化保守主义”扯不到一起去。因为无论我们如何雄辩都不能无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永远只能从“经验与常识”出发。在这个意义上，“回归”并不是回到原点，而是像佛教的“三重山”之说：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还是山”。
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有必要关心“历史诗学”的意义所在，也是翟恒兴博士有必要花费那么大的心血去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殚精竭力的思考，最终将它通过学术文字予以出版的价值所在。因为历史总是要以事实为据，建立在感同身受的具体情景之中。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期待作者的这本书能给读者以相关的启示，也希望翟恒兴博士由此出发，在越来越艰难的人文研究道路上继续前进。
2013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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