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崛起有着因果关系，因为中国崛起，所以美国衰退；因为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所以美国大量就业机会被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因为跨国公司将产品从中国返销到美国，所以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债务上升，因此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二大巨人间的对决，它们的关系则成了零和竞争关系，双方对抗也从经济上升到政治和军事层面。但是，实质上美国的衰退和中国的崛起都源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同一变化过程的二个不同结果，一个被衰退，一个被崛起，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不是美国衰退的始俑者，美国的衰退不是中国干的，至少不是有意干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零和竞争关系。那么美国衰退是谁干的呢？回答是资本和跨国公司，因为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是资本，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为了生存和追求更高利润，推动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从而导致当今世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并由此导致美国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被衰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和西方资本和跨国公司为了利润而出卖了美国，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都源于资本对现有全球资源最优化配置整合的结果，而不是中美双方零和竞争的结果。显然，美国的对手是资本，而不是中国，美国要扭转其衰退趋势，有二种方法，一是改变资本对利润贪婪的本性，二是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得对资本有利可图，而不是把矛头指向中国，把航母开到亚洲，开到太平洋。
可惜美国不懂得隐藏在“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背后的合理机理，它把自身的衰落归咎于中国崛起。
被颠覆的美国语境体系
中国崛起起始于全球化时代上世纪的80年代，在国际排斥的“缝隙”中一直低调前行。如今，美国回过神来才惊异地发现中国已然坐大。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性嬗变：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或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加以防范和制约，甚至被围堵、遏制的对象，而印度、东南亚联盟等国却成为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中国已不可能置身于大国矛盾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别人可利用的矛盾之一。
面对中国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复杂心态不难理解。美国发现，长期来一个非西方化的具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被和平演变纳入到资本主义轨道，没有被肢介和分裂，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在不久将来她还将超越它，并和它平起平坐，这一点对美国的心理承受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拷打。在分析美国人心理上，美国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汉斯·安德森无疑是绝对到位的。安德森认为，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美国拥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态度，比如敌对，冷淡，友好，顺应潮流。但在做出这个选择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不是完全自由的。美国长期以来看待中国的方式，对于美国在对华经济和文化关系中将要选择的路线，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现在假定，美国民众和精英终极诉求是希望与中国和谐相处，但为了达到这种状态，美国看待和谈论中国的方式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在过去二百年的美国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二元对立，即“温文尔雅”和“毫不客气”。而今，我想说，美国人必须要解决这种对立在当代中国崛起问题上的矛盾，并努力将“毫不客气”转变成“温文尔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因为美国人一贯将“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加民主，也就是将文明等同于他们自己那样的形态。
可以这么说，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自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深信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特别的命运和使命。甚至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美国就将自己设想为世界眼中的“山上之城”。对于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而言，文明的灯塔是在由“旧世界”迁往“新世界”的美国西进过程中确立的。到了现在，文明浪潮再度改变方向：转而从美国流向东方，美国也被选定为世界进步史的下一个被取代的对象，而世界东方的亚洲和亚洲的代表--中国则代表了文明的下一个最高阶段。
在美国人的语境理解里，其边界不仅是领土意义上的，也是符号和道德意义上的，即居住在这些边界之外的人，则不仅是不幸的，也是异类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在自我捍卫过程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均诉诸道德，在多数情况下运用政治手段，偶尔也动用武力。而其他取得了进步的国家和民族则被认为是从“野蛮”走向了“文明”，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民主转型、资本主义发展和教育等方式，或通过上述手段的结合。伴随着这种进步，这些“他者”则从美国的敌人变为朋友。实际上，美国人常常将他者的进步称为“美国化”过程，这种说法表明了在美国人设想中文明的局外人是如何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局内人的。
当伊斯兰原教旨极端恐怖分子用飞机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时，乔治.布什总统仍然表达的是上述观点，否定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反恐战争被小布什描述为是唯一的文明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现在我们再回到中国。对于美国这个“文明帝国”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似乎都是落后的“东方”，一个劣于真正“文明”、不够人道的地方。正如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西方文明的关键任务“除了控制、牵制他者，便是（通过支配性的知识和调适性的权力）管理他者。”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将中国从“仰美国人鼻息”的东方落后国家变成了其在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中的竞争对手。美国再也不能忽视这个古老而奇异的东方“中央王国”了。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为了迫使难以捉摸的红色中国重新走向“文明”之路，美国选择了了政治对抗，甚至战争的种种手段，朝鲜战争就是美国选择的后者。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坚称，世界革命是使资本家们变得文明开化的唯一手段。他们将资本家视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和野蛮人。在那个时期，美国和中国的话语体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到了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美国采取了现实主义政治路线，美国和中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至此，美国将自身置于政治话语体系上的两难困境：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将中国视为“东方”，并对其置之不理；但它也不能期望后者会臣服“美国文明”。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美国总统承认，不可调和的体制之间未来有可能并存。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走上了美国人眼中的“文明”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试图拥抱中国这一日益强大而又更具挑战性的“他者”，并试图将其纳入“美国文明”之中。这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美国领导人则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中方。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它无法轻松地将这个越发强大，但仍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他者”吸纳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如果这个令人钦佩的民族选择拒绝美国体制，对于美国将构成一项重大的话语挑战。显然，美国很难站在中国角度来理解问题，但同时美国又无法和这个已经紧密相连的“世界工厂”的国度决裂，因为那里有美国最庞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对这个矛盾的政治修辞解决方式是，美国领导人推出“经济接触”政策，该政策号称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旨在“将中国引入世界”。在美国臆想中，不管怎样，“文明的灯塔”都坚决要照亮中国，并借此将这一新生的巨人引入全球体系之中。但令美国始终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在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就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且“中国的故事”还远未结束。美国越来越担心，与中国的差异以及时常表现出的对抗，是否可以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靠通过“皈依文明进程”来最终得到解决？如果最终不能，未来中美是否可以和平方式相处，而非重蹈上一代人那种对抗的覆辙呢？但美国转而发现，身处“异类”的中国越来越令它焦虑，以致它出现了“中国崛起焦虑症候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