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有三起案件，叫人难以理解。连史学家孟森也说：“雍、乾间文字之狱，有最难解者三事。”
这三事，便是谢济世、陆生枬、尹嘉铨案件。
第一件，给“四书”作注的谢济世
谢济世为广西全州人，十九岁中解元，二十三岁中进士，学养是极为深厚的。他陷到文字狱里，原因很简单，就是给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中的《大学》作注释。他作注时参考的资料是《礼记》，而不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也不是程子的《格致传》。
没有按程朱理学的经典版本来进行注释，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要知道，所谓的《礼记》版本和程朱理学版本，都是经过雍正先生批准实行的。这就是说，不管你按哪个版本来作注释，依当局的文化法例来说，都是可以的。
可是，那时的朝廷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比较多。这次，一件合法的事情，又被当成非法的事来处理。他们说，谢济世诽谤程朱理学这门伟大的学问，犯了极为严重的罪行。结果，谢济世被判死罪，且是斩立决。好在谢济世命大，居然逃脱一劫，充军到新疆阿尔泰做了一阵子苦力了事。
这当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是清朝文字狱案件中的一个奇迹。但回过头来看看，不得不承认，谢济世还是当了冤大头。
为什么会冤枉他呢？原来，谢济世这人书生气较浓，见到不平之事，喜欢说三道四。当时，他刚当上浙江道监察御史，就上书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列举了田大官人十大罪状。这个田大官人可不是一般人，而是当朝圣上雍正皇帝的宠臣啊。
所以，圣上得找个貌似正当的理由，把谢济世这种“不识时务”的人干掉。恰恰，谢济世这家伙喜欢搞点学问，那好，就在文字上找点茬子得了。——这才是谢济世被治罪的本因。
如果单纯从文字上去研究谢的罪因，那实在是比较奇怪的。
第二件，写《通鉴论》的陆生枬
与谢济世一样，陆生枬也是广西人，也爱做学问。谢济世充军到阿尔泰时，陆生枬正好因罪发配在阿尔泰。这位陆夫子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用功，写了一本《通鉴论》。就是这本书，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说实话，单纯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说，这本书也没什么。不过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按一般道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不了来一场学术争论，也犯不上杀头的罪名。
问题是他碰上的不是别人，而是心胸有点狭隘、脾气有些峻急的雍正。
试摘陆夫子的几个观点，比如，他论当皇帝：“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翻译成白话大约就是：人越尊贵，权力越大，则处身更危险，所遇灾祸也更猛烈。因为皇帝可以随意地让人活、让人死、奖赏人、处罚人，则志向必疏，而怕他的人越多。人们即使想朝他发怒也不敢说，想报复他也不敢轻易表现。所以这些人隐藏得必然很深，一旦爆发就不得了。）又比如，论当宰相：“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这话的大意是：听取意见可以了解人，轻信意见也能误解人。听意见要尽量广泛，广泛的话就不会有壅塞；采信意见的时候要尽量审慎，审慎则可以尽量避免失误。）这些观点，很有哲理，完全一片忠君爱国之心，可以说一片赤诚溢于言表。但不知雍正怎么想的，他硬是把这些观点看成是反动的，不但加以驳斥，而且还说：“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将陆生枬军前正法。”这实在说不过去。史学家孟森很想不通，他同情陆生枬，说，“今试由读史论鉴者平心论之，有一语可致杀身否”？所以，这一件事情从判死罪的理由来说，也是比较奇怪的。
据说，本来，朝廷打算是将陆生枬和谢济世一同处死，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
一人赴死，不知陆生枬当时到底是何感受。
第三件，想出名的尹嘉铨
尹嘉铨的案件似乎要明了些。
这个人，对名气的追求，是有些狂热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理学方面小有名气的尹嘉铨退休回到老家。
大概是不甘于寂寞吧，第二年，乾隆到他老家巡查时，他上了一道折子，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请皇上给自己曾经受过褒奖的父亲尹会一封谥号。二是请皇上将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和他的父亲尹会一一起从祀文庙。这的确是一番光宗耀祖的美梦。但乾隆不这么看，他一拿到这个折子，就十分不高兴，命人抄了这位尹大师的家，并将大师拿交刑部问罪。
罪怎么来呢？就从大师所著的文字上来。尹大师写道：“为帝者师。”乾隆对此的批注怒形于色：“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联师傅否？”言中之意十分明白：你尹嘉铨这个水平，怎么能当我乾隆的老师呢？尹大师自称古稀老人，乾隆则说：“联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以自号。”仔细地想一想，这些理由当然不能成为理由，乾隆的驳斥显得差强人意，甚至强词夺理。但话语权掌握在他手里，虽然尹大师作为一代名儒，且作过大理寺卿（大约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可也没有办法，只好以死抵罪。
尹嘉铨这场祸端的起因，只是他的名利心太重，想得到朝廷的表彰，想得到家族的最高荣誉。也许，他递上折子时，乾隆的心情不好。但无论怎么说，从乾隆对他的反驳看，也不至于被处以极刑。孟森为此愤愤不平。这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七十称古稀，从杜甫时就有这样的诗句，人们都习惯于这样称呼，怎么能作为帝王的专利？乾隆去年刚到七十，自称“古稀天子”。尹嘉铨之称古稀，是不是在他后面，还不得而知，姑且不说。此外尹嘉铨日记中的一些家庭琐语，即有迂腐可笑，怎能说犯了杀身之罪？
为此，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个案子也是奇怪的。
实际上，说这些文字狱奇怪，到底是史学家们太善良了。
处于封闭禁锢的皇权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杀几个文人，对于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又算得什么？
何况，这些自作聪明的皇帝，从这些文人的笔下解读出了“反动”的气息，那更是杀你没商量了。
呜呼，在清朝文字狱兴盛时代，和那些心理有些变态的皇帝去讲道理，史学家们确乎显得有些天真了。
嘉庆的修正主义
颙琰（嘉庆）登基的时候，乾隆身体还很好。虽然禅位仪式举行过了，但乾隆作为太上皇，实权仍然握在手里。作为一个有点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退休君主，乾隆不愿意看到皇位继承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权威稍有忤逆。——终究当了几十年的皇帝，余威不会因为退位而熄灭。对于他的指示和命令，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所以，嘉庆虽然名义上有着人世间的极权和尊荣，实际上好多事情都不能自主。当时朝鲜驻北京的外交官李秉模在一次拜谒乾隆之后，听和珅这样传乾隆的话，“联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朝鲜实录》）言下之意无非是接班人虽然上台了，但我还把着总方向。这种境况下，嘉庆要按自己意志办事，实在有些难度。
好在嘉庆并不是一个急着夺权的人。至少，在乾隆活着的时候，他做到了韬光养晦、中规中矩。据外国使臣观察，嘉庆当时“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朝鲜实录》），这份修为和定力，着实叫人钦佩。
嘉庆三年（1798）正月初三，乾隆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此之时，嘉庆有些悲痛，心头也应该有些快慰，压抑的日子终于到头了呵。这时候，他看到了先皇传下来的遗诏。这份遗诏以貌似谦和平淡的语调，对乾隆一生作了相当盛大辉煌的描述。比如，诏中有言：“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作不靖者，悉所殄灭。”这是对乾隆“十全武功”的概略式回忆，说乾隆治理国家时，一片升平景象，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平定了伊犁、回部等叛乱，凡是哪里有不平安的地方，都全部搞掂。这些武功如何，读史之人心知肚明，此处不过又一次让人领略到乾隆好大喜功的心理而已。
诏中还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计日成擒，蒇功在即。”这里说，四川一带白莲教起义已经差不多平息和完工，那些头目和要犯，接连被抓获，胜利指日可待。而实际情况是，这场反对朝廷的战争才刚刚开始。遗诏的描述，不过自欺欺人罢了。
嘉庆对遗诏中所说之事很有些不以为然，大有进行“修正”的意图。可遗诏一经公开，想再重新改写颁布，已经不可能了。嘉庆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做事也很有意思，为了“响应”遗诏，他在乾隆崩逝当日就下了一道谕旨，充分肯定了乾隆的伟大业绩。可第二天，他又下一道谕旨，专论川、楚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军事较量，中间的意思与乾隆遗诏中有很多抵触的地方。——他的“修正”在谕旨中展开了。
比如，乾隆遗诏中说，川、楚的白莲教起义已经镇压得差不多了。嘉庆的上谕却说，从没有哪场战争像这场战争一样，经历好几年、费了几千万两银子还打不完的。“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心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这话说得特明白，责骂特重。你们这些带兵大臣，根本不想打仗，只知道玩兵养匪，冒功邀赏。哪里有一点战事，在京的官员们就千方百计谋求前往。等到回来时，连那些穷得叮当响的人，也把家里搞得很富裕。原来，仗老打不完，全是这些大臣、将领一心只想搜刮民财，没有认真出力的缘故。
上谕还说：“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大意是说，大臣们那些钱财，都是从地方索要的。而地方官吏，只得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老百姓没有多少钱，哪里满足得了上面的需求。最后只得铤而走险，参加“教匪”，反抗压迫。这里分析了白莲教起义的原因，根本在“官逼民反”。不过，一个新上任的皇帝能看到这一点，也真不容易。
可奇怪的是，乾隆也算聪明之人，怎么会不知道战事的真实情况呢？上谕接着分析了原因，说，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在一线战斗的将领们，有了小小的功劳，就铺叙夸报，碰上战败的情况，则采用粉饰的办法，不按实际情况报告上来。这些说完之后，嘉庆开始声色俱厉：“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将领，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惟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意思很明白，你们这些大小将领，如果仍然虚报战功，不按时完成任务，那我就对你们军法从事。不要以为我年纪小就好欺负啊！
分析嘉庆的上谕，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是对乾隆所下的结论，即“川、楚教匪起义很快将平息完工”进行了修正和反拨。二是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这个板子没有直接打在乾隆身上，而是打在大臣和将领们的身上。
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呢？站在嘉庆的角度来说，乾隆即使再不行、犯的错误再多，作为儿子，他也不能说出否定的话来。但压抑多年之后，终于找到一个表达的机会，自然还是要说一说的。只是不能说得太露骨，所以只好骂大臣。凡是乾隆肯定过的大臣，就骂他、处罚他，这实际上就是对乾隆的拨乱反正。
同时，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立威”。——正如他自己在上谕中所说，不要以为我年幼就可欺啊！
这道“修正主义式”的谕旨公开后不久，乾隆宠信的大学士和珅被革职并赐死、户部尚书福长安被革职，新皇帝的权威由此树立起来。
“修正”的目的和本意，大概就在这里了。
就这样走上巅峰——清代几位皇帝继位的趣事与秘闻
皇位的传承，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从康熙开始，清朝就废除了立长子作太子的规矩。常用的方法是，待到一定时候，由皇帝把自己确定的继位人选写下来，放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或是写好后“缄藏鐍匣”放在身边。等皇上驾崩时，再由相国等重臣打开这些秘旨，明确新的皇帝人选，举行登基仪式，颁布新的年号，翻开历史新页。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传承都是这样顺利的，这种模式化的交接常常发生插曲，其间难免会发生一些秘闻和趣事。
一
在位60年后，康熙一朝归天，四皇子胤禛（雍正）当上了皇帝。这一过程，表面看似常规演绎，实则波谲云诡，暗含许多惊涛骇浪。康熙儿子很多，多至35个，虽然有几个没有带大便死了，但到他崩殂时，超过20岁的儿子还达12个。
到底谁来继承大统，这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