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面这些古代医方,由于专业所限,我不太明了其中的药理作用。但从梁章钜的记载来看,言之凿凿,应当是实有其事。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与其等死,不如将就试一下,能行就行,不行也没有什么坏处。其科学性在哪里,这里不好断言。只是,如果放到现在,一般早就送到医院去处理了,绝不可能让人作了稀奇医方的试验品。但,由此还是可以看出中医之神奇。数千年过去,这门学问仍然大有市场,这里面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上述古医方相比,梁章钜转录的另外一些医方就叫人不敢恭维。这些方子让人一看就觉得荒谬,适用性也叫人怀疑。
比如,治疗骨折方。这个方子梁章钜是从他的老师纪文达那里听来的。说是人如果骨折了,把“开元通宝”的铜钱烧红了,用醋淬火,再研为细末,用酒服下,那铜质粉末便会在骨折的地方结成一个圈,把骨头接起来。有人还为此搞了一个实证研究,先把一只鸡的脚骨弄折了,然后用这个方法治疗,结果真的治好了。等到不久后把鸡杀来吃,检验那骨折处,只见那铜圈宛然在目。这个方子,颇有天方夜谭的味道,至少有两点可疑之处:一是为什么非要用“开元通宝”的铜钱;二是铜末吞下后,是从肠胃经过的,怎么又到了骨头上呢?
这一说法,就连转录这个医方的梁章钜也觉得奇怪,用现在科学的眼光来观察,就更不可思议了。
中医到底是一门神奇的学问。如同任何从古到今的遗产一样,都有其精华和糟粕的区别。对待这样的历史遗存,态度当然还是谨慎一点好。不要一棒子打死,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完全迷信也不是理性的姿态,还是“有所信有所不信”为妙。
鬼怪虚言里的浮世绘
就算到科技发达程度已经相当高的今天,我们还常常面对一些神秘现象无法解释。因此,更不用说现代科学思想缺失的古代社会了。读一读《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一类的书籍,我们就可以感知到当时的灵异事件是何其之多。
当然,这里面有些是文人们有所寄托的戏说,有些则应当是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故事。这些所谓的灵异事件,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状况。
清代文人沈其凤在其著作《谐铎》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说陕西蒲城县令的夫人性情暴戾,酷爱杀生。
县令劝她不要如此,她竟强词夺理地说:“若是按你的说法,男女都不能杀生,那么几十年后,人类灭绝,世上剩下的都是禽兽了。”
报应在这个时候来了。一日夫人睡下后,恍惚见自己与猪合为一体,被厨子捆着四只脚,用极锋利的刀刺入喉咙,“血流奔溢,痛彻肺腑”。然后又是用开水猛烫,挦毛刮垢,体无完肤。接着又是从脖子到腹下被一刀剖开,痛极难忍,只觉得“魂逐肝肠一时迸裂”。接下来,又觉得自己与羊、鸡、鸭等合为一体,任人宰割,痛得死去活来。
正当她觉得好多禽兽都杀完了、松一口气的时候,丫环拿了一条金色鲤鱼来,交代厨子:“夫人特别爱吃这个,快点剁成鱼丸。”厨子将鱼断头去尾,放在砧板上铮铮细剁。夫人此时正和鱼合为一体,只觉得一刀一痛,万分难受,极力狂呼。大惊醒来。
就在此时,丫环进来报告:“鱼丸熟了,请夫人用膳。”夫人一听,赶紧叫撤掉。从此以后,坚持吃素,不再杀生。
这个故事,我们一看就知道里面包含有劝诫和夸大的成分。其主旨是劝人不要杀生,要多行善积德。为了突出这个主旨,其情节的设计比较夸张一些,如此方可使人信服。但记载有名有姓,似是真有那么回事。倘真的如此,无疑算是奇事一件吧。
人之所梦,当是日有所思导致的。这还是属于可以解释的范畴。有些事情,却是始终无法用科学来加以解释的。
康熙年间,清初名臣李光地死后归葬家乡福建安溪。想必是李光地墓地的风水非常之好,当地有个姓李的道士产生了觊觎之心。
此时,道士的女儿正处于病危之际,道士对女儿说:“你是我女儿,得了这病已经没救了。现在我要你身上一样东西,使我李家一门兴旺,可以吗?”
那女儿只是惊愕,却也答道:“惟父所命。”
道士接着陈述了理由:“我早想分一点李家的风水给自己了,可必须要有亲生儿女的骨肉埋在那里才行。但死者不甚灵,活者不忍杀,只有你这个将死又未死的人,正合我用。”
于是,急用刀割取女儿的指骨,放于羊角中,偷偷埋在李光地的墓前。
自此之后,李氏家中死一个有功名的人,道士家中就增加一个有功名的人;李家田中减产多少,道士田中就增产多少。
李氏家族中有人察觉到这件事情,但只觉蹊跷,找不出缘故。
一年清明节,村里迎张大帝神像办赛神会,彩旗猎猎,声势浩大。大帝神像经过李光地墓前时,突然停止不前,几十人都扛不动。这时,一人突然大叫:“速归庙!速归庙!”到得庙中,这人坐了上首,开讲:“我就是张大帝。李公墓中有妖,须速往擒治之。”并命徒众拿了铁锹、锄头、绳索等物,一起到了墓前。挖开后,得了一只金色羊角,中间有条小赤蛇昂首欲飞;羊角旁有字,写的是道士全家族的姓名。于是叫持绳索者,把道士绑了。李光地族人这时也赶到了现场,将此事告到官府,道士得了应有的惩罚。
从此,李氏一族复又兴旺,对张大帝供奉甚为虔敬。
这则逸事,蕴含了两个颇为神奇的地方,一是道士之术的神奇,另一是张大帝显灵的神奇,都是灵异不可解释之事。这种奇幻色彩有许多不可信的地方,但这则故事的记录者是许光地的同乡梁章钜,清代的高官显宦,其言凿凿,显然是当成信史来讲的。也不知到底该作何解释。
关于异事,古代笔记中还有相当多的收录。
比如,《稽神录》载,福建泉州文宣王庙有皂荚树,只要泉州有人考上进士或其他,就会生出相应数目的皂荚。有一年,突然生一个半皂荚,这一年,果然泉州人陈逖考中进士,黄仁颖考中学究(单科)。
又比如,《海录碎事》载,邵武郡有一株石榴,这株石榴同样是功名预报树。有一次,有两个石榴结在树梢,有两个边结在边上的枝条。这年邵武的叶祖洽、上官均考了第一、第二名,何与均两兄弟同榜高中。
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小概率事件了,可用巧合来解释之。但如此之巧,也算难得了。
不合逻辑的事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定规律的。这些规律,经过人们的总结,慢慢就变成了“常识”。沿着这些常识的指引,我们就可以从事物发展的上一步,推断出发展的下一步来。比如,听到打雷,就想到下雨;看到洪水,就想到伤亡。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逻辑。
但有时候,常识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世间有些人或事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不按惯见的逻辑发展。也因此,叫人心中涌出许多惊异来。
在清代的笔记史料里,有一些“清客”、“典史”等职业特点的总结,看看这些特点,就可推断出这些人物的大致风采。
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比如说清客,《红楼梦》里面有一些描述,说是贾府内有几位这样的人物,每天陪酒陪诗、游园下棋,待主人贾政要他们吟诗作文时,他们故作无能,以衬托宝玉的文采。
这一职业看似简单,实际却不容易。
有人形象地用“十字令”来总结这个职业的规律:“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吊(麻将),九品头衔,十分和气。”要有这些本事,当然是不容易的。
在此基础上,有人作了更详细的描述:“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裳不当,五子围棋不让,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两种描述中个别字有误差,但大意相同)这十条要求更加明确,也更加清晰地描画了清客的形象。
类似的还有对典史的描绘,典史在九品十八级之外,称“无品官”,也叫“未入流官”,但握有实权,常作威作福,同样有十字令形容云:“一命之荣称得,二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像这些概括,实际上就是对日常规律的总结。读了这些描述之后,如果碰到这类人,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处事特点来。
但正如开始时所说,有好多事情并不按规律发展,于是就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从养生常识看,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宜把头盖住,这样会导致吸入的空气质量不好。同时,寒从脚起,健康的一大要诀就是给脚保好暖。但清代乾隆年间刘墉相国和曹秀先侍郎却反其道而行之。
刘墉的被子很长,睡觉时,先把下半部分卷成筒状,慢慢钻进去,然后再由家人将上半截也卷起盖好,整个把自己包在里面,即使是酷暑亦如此。
曹秀先的被子则相当短,仅四尺多一点,只能盖住胸腹而已,睡觉时两只脚总是伸在被子外面,即使严寒时节亦如此。
这两个人的举动,分明是违背常理的。
可叫人奇怪的是,他们两人一生身体健康,刘墉活了85岁,曹秀先活了76岁,都得享高寿。这些人和事,岂能以常见的逻辑推演之?
再说人的食量,按常识讲,能吃一斤米或面的人或许还有一些,可如果一个人一顿能吃十斤以上的东西,那绝对就不是平常理论所能解释的。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人。
据记载,曹秀先侍郎肚皮甚大,中间有好几道折叠,吃得饱时,那些褶皱就次第展开。每逢皇上赐大臣肉食,因为每位王公大臣都知道曹侍郎爱吃肉,从殿里出来时,就把手里的羊腿全给他,他的轿子都堆满了。回家途中,曹侍郎把羊腿放在扶手上,用刀一片一片削来吃。一边走,一边吃,到得家中,那几十斤羊肉吃得干干净净。
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徐乾学先生,食量也非常大。在他解官离开京城的时候,众学生为他饯行。或许是特意想测测先生到底有多大食量,学生们放了一个空腹铜人在座位后面。席间,先生喝一杯,学生就往铜人肚里倒一杯;先生吃一碗,学生也往铜人嘴里倒一碗,汤汤水水都按这个规矩办。结果,铜人肚子因填满而换之又换,徐乾学先生却依然照吃不误、谈笑自若。很明显,这样的食量,不是用常理逻辑可以解释的。
考察这些事情,感觉比较好玩。好玩之中,也对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有新的启发。那就是,事物固然有规律可寻,但万一碰上一些不合逻辑的小概率事件,我们也不要惊怪,视其为异端。
以包容之心对待这个世界,总是没有坏处的。
晚清战争中的“怪力乱神”
《论语》中有句话,云:“子不语怪力乱神。”按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翻译成白话就是:孔子不说(关于)怪异、勇力、悖乱、鬼神(这些邪门歪道和不能说明白)的事。儒家以《论语》为经典,在古代,以研究《论语》为业的儒生多如牛毛。但研究归研究,一到现实生活中,孔子提倡的那些言论不一定能发生作用。
正如俗话所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拿“子不语怪力乱神”来说,许多人就无法遵守这一“规则”。由于科学发展的水平还不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人们总喜欢用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来解释神秘之事。
晚清之时,当西方列国的炮火打开清帝国大门之际,那些经过多年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员们,常常忘记了老祖宗的教训,不时用“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来应对、解释自己经历的一切,闹出了不少笑话。
迷信自然神力
首先是对自然力的崇拜和迷信。
三元里战争是每个人都熟悉的,诗人张维屏有一首诗《三元里歌》,盛赞三元里人们对英兵的反抗。这场战争是近代与西方侵略势力较量中少有的胜仗。
据英军资料记载,英军死亡5至7人,受伤为23人至42人。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天大雨,打湿了英军的燧发枪和火药。这就使得英军的兵器优势没有了,他们拿在手中的不再是威力无比的现代枪械,而是和三元里人们所持的棍棒等没有什么区别的“死枪”,杀伤力是完全一样的。
本来,下雨打雷这些事,是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张维屏却认为,这是上天在起作用:“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此种看法,显示了当时的认知水平。
普通知识分子认识水平低下,达官显贵也好不到哪里去。
1841年夏天,满清宗室奕山派驻广东,道光帝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收复香港。然而,在与英军的战争中,奕山节节败退,除了谎报战绩外,毫无别的办法。
7月21日和26日,台风两次袭击香港。这次自然灾害中,英军共有6艘船沉没、5艘船被毁或吹至岸上,22艘船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英军首领义律的座船路易莎号沉没,舰艇硫磺号折损桅杆。(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面对这样的事情,奕山当然不会放过表功的机会,他的描绘夸张而生动,说“淹毙洋人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码头,坍为平地,扫除一空,浮尸遍海”。大约是感谢老天爷相助,他还报奏,准备到各神庙去谢恩。如此奏议,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鉴定它的真假。